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从生意中获利的黎氏兄弟，才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愿望。黎民伟在自行研究了十多年之后，正式向电影业进军。1921年7月，黎氏三兄弟（黎海山、黎北海、黎民伟）投资创建的新世界戏院开张；1922年年底，黎民伟等在报上招股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成立 1922年12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出这样一则报道： 将有制造影片公司出现 近闻港中实业家黎民伟君等发起组设一影画片制造场命名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五十万元分作十万股现正从事注册不日开始招股云云。［7］ 黎氏兄弟为筹办香港第一家华资电影公司，以社会集资方式，在社会上招股，集了多少资金？答案是不详。黎民伟曾说： 借着许多同志的帮忙。如邹海滨（笔者按：即邹鲁）、黄庆田、陆醒伯及家兄等集资五十万元，创办了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8］ 实际没有这么多。黎民伟在七年之后说： 爰集资十余万元，设立民新于香港。［9］ 可见，参股者并不多，只有几个同志。当时，香港的投资者对电影业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认识不到电影可以为他们带来利润。黎民伟这里所说的“家兄”，即是他的大哥黎海山和四哥黎北海。实际上，他们三兄弟为主要投资人。 对此，关文清说： 民新影业有限公司的股本，大部分是他们三兄弟出的。他们的大哥黎海山是日本三井洋行的买办是董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三兄弟联合办米往日本，几年间赚了几十万，而民伟占股最多，故最富有。［10］ 公孙鲁也曾说，黎民伟“本行的业务还是作经纪买卖”［11］。他做经纪，可能就有这大米生意，以赚来的钱投资电影制片业。 1930年，黎民伟在上海《影戏杂志》上发表的《一位老制片家的自述》文章中说：“集资十余万元”，这是实在的话。所谓“集资五十万元”，多半是宣传罢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筹建过程是： 1923年2月11日，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股友会议并前往看伟之天后庙前2301号地段，并连日踏勘九龙地方为制片场；1923年7月14日，民新正式成立，选举董事；1923年11月9日，制片部迁迎龙楼。”［12］ 1923年7月14日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成立的日子，并非讹传的5月14日。从此香港有了中国人投资开设的电影制片企业。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是中国人的家族式企业，公司高层为黎氏三兄弟：大哥黎海山为董事长、六弟黎民伟是总经理、四哥黎北海为经理。技术主任是老朋友罗永祥［13］，担任公司秘书的也是老搭档梁少坡［14］。 公司成立后，随即在香港开展招聘事宜。当时香港社会风气保守，市民反应冷淡，难得的是关文清前来应聘。 关文清回忆当时应聘的情形说： 次年（1923）暑假，到香港旅行，见报纸有民新影业有限公司招请男女演员广告，报名处是新世界戏院。我拿了报纸往该戏院询问，由黎北海接见，他问我有没有演戏经验。我告诉他，我不是要做演员，而是研究编剧和导演的，并把在荷里活所做的事情说出。他立即高兴地说：“我们正需要这种人才，你能不能立即来帮手乎？”我答称可以。他便带我往铜锣湾公司办事所，介绍我认识总经理黎民伟和摄影师兼机械主任罗永祥。黎经理对我说，现在公司还在筹备时期，要候向美国购置的器材来到和建筑了片场，才能开展业务。目前所能做的工作，是训练演员和写剧本，希望我负责训练演员。至于薪酬，因未拍片，每人每月只支车马费一百元，问我肯不肯相就。我说我做电影工作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志在为我国发展这一新事业，酬金多少，不成问题。他听了笑说：“好，我们的志愿也是这样！”他并叫我由酒店搬来公司住。［15］ 关文清（1896—1995），可能是第一个在好莱坞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电影人。关文清出生于广东开平，父亲是教书的“穷秀才”。他早年去美国旧金山（San Francisco）谋生，当时美国电影业正在兴起，他为电影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功能所吸引，辞别老板去好莱坞寻梦。从做临时演员开始，后入一所明星电影学院学习，选择了以编剧和导演为业。偶然的机会，经朋友介绍进入大导演格利菲斯（D. W. Griffith）正在筹拍的新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s）摄制组，担任有关中国民俗方面的技术顾问。后来又在拉市基公司的《冷面城》摄制组当翻译和助理导演。后因遭遇种族歧视而心生回国创业之意。1920年回到上海，即与卢寿联合作筹办中国影业有限公司，关为公司创业作《自由镜》撰写剧本，并训练了女主角杨小姐。不幸得知母病重，返回故里。后上海公司因资金不到位，仅拍一短片即结束。关遂应聘出任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顾问，由此开始参与公司的筹建工作，亦从此为香港电影事业奉献终身。 黎民伟当时用10万元港币，从美国贝尔浩公司（Bell & Howell Co.）订购大批电影器材，包括摄影机、印片机、接片机、洁片机、摄卡通机、水银灯、炭精灯、发电机、布景板，甚至连洗片的木桶、干片用的木制辊子都一起买来。又经朋友介绍，他以港币450元月薪，包来往船费和膳宿的高额报酬，聘请了一位德国摄影师。此事亦可见证，这时黎民伟对摄影不熟，需仰仗外国摄影师，以高薪礼聘。当然，也表明他起点之高，抱负之大，欲将公司建立在欧美先进设备和技术基础之上，冀建成颇具规模的电影制片企业。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成立，受到文化界友好的关注和鼓励。黎民伟挚友岭南画派宗师之一高剑父，也为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成立，手书了“电影救国”横幅相勉：“民伟我兄素负提倡文化之责，民三年即从事电影宣传，居功殊伟，书敬赠 剑父”。当时，我国贫弱，人们想着各种办法以图救国，如同实业救国愿望一样，电影也为救国手段。高剑父的这四个字，道出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心声。但并非如有学者所说，是黎民伟提出的“电影救国”口号。 据黎民伟说，孙中山先生曾为此赠予“天下为公”四字横幅给他，到1925年黎民伟在上海另立民新影片公司时才发表这条横幅，并附注释：“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成立时，先生以此四字相勖，今上海公司成立，而先生往矣，敬附本刊，以志不忘。民伟敬识。”1929年上海《电影月报》第9期第3页刊登同一题词横幅，在横幅下端有一行字为：“按此墨宝已为中央政府选刻总理陵墓用”，这是黎民伟自行宣称的，但并非事实。 据中山大学研究孙中山学者余齐昭的研究，孙中山曾以所书“天下为公”题幅赠予39人。余齐昭考证总理陵墓横额上的“天下为公”四字，是选自孙中山书赠杨庶湛的《礼运•大同篇》，非黎民伟所持有的一幅。［16］ 另，余齐昭先生又指出，最早题写“天下为公”，是在1912年应湖北革命党人曾尚武之请题写。一般情况下中山先生都是应请而写。据黎民伟自称：“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成立时，先生以此四字相勖”，就是说，在1923年是孙中山先生主动写了这四个字，以褒奖他所建立的特殊功劳，似与常规相悖；且题字上有“民伟兄嘱”字样，可证是中山先生应请而写的。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虽然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那么好的器材，然而，公司的创办并不顺利。所需场地迟迟不获港英当局批准，甚至全部器材及摄影师都到了，也无法开展工作，只好在露天试把镜头。何以如此？关文清讲： 划则师说，候政府批准，要相当时日，除非用一笔“黑钱”。黎民伟这个人，是正直无私的硬汉，他认为用钱就是行贿，行贿与受贿是犯法的，这种卑污的事情，无论如何他不肯干。［17］ 但其中恐怕有更为重要和深层的原因，即黎民伟是资深国民党员，与国民政府元老、要员来往关系密切，这样的政治背景自不受港英当局“欢迎”，民新公司用地于是迟迟不获批准，这也就是黎民伟自己所说的“诸事掣肘”，遂迫使他将目光转向不受这一限制的领域，去拍摄新闻纪录片。 黎民伟与香港新闻纪录片、风光片 黎民伟关注社会的热点和敏感问题，由来已久，年轻时就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可以说是社会工作活跃分子。以摄影机拍摄社会新闻，既是他的爱好，亦可借此磨炼摄影本领。在“民新”成立之前，他已经用照相机拍摄新闻照片了，如1922年 l月，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引起他的关注，在2月27日的日记中记下：“是日罢工风潮更烈”；到3月6日，情况有了转折，他又写下：“各行俱罢工，予步行上机利公司（在士丹利街），下午四时港政府派警将海员工会招牌送去代为升旗，四处鸣炮致庆，予拍呆照。”字里行间显露他对罢工事件关切之深和对罢工胜利的喜悦之情。这是目前发现他最早拍摄新闻照片的记载。当他不能在香港顺利开展故事片拍摄时，就将目光投向新闻纪录片，在当时这无疑是他的必然选择。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他将电影摄影机镜头对向孙中山先生及其活动。参与这一拍摄活动的，有罗永祥及另一位摄影师彭年。提据黎民伟在日记中所记情况是： 1923/2/17 早孙中山先生到港，伟与彭年往接应，并摄电影。 1923/4/10 与父亲、贞、意乘加兰总统往日本看远东第六届运动会。 1923/5/22 在运动场欲影足球赛被阻。 1923/7/6 早到黄沙随孙大元帅北上，沿途摄影其动作。 1923/7/7 下午一时由北江动车，晚九时到黄沙。 1923/10/28 赴南口、十三陵、万里长城拍摄风光片。 1924/1/20 早，国民党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于广州市高师学校，伟领导罗永祥往摄影片。 1924/1/24 摄港中风景建筑物，如半山之桥、全港、船埠等处，以为英国赛会之用。 1924/7/24 午在（广州）东校场拍阅操。 1924/7/25 拍省长廖仲恺、市长孙科及各要人。 1924/10/17 在省拍孙总理离粤北上。［18］ 此外，如黎民伟所说，孙中山为“滇军桂军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向各省军队的训话，对商团的授旗，欢迎俄舰，俄国罗夫将军出殡，出巡北江，亲临梅湖炮台试炮，攻打惠州城，全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上开国民会议，奉安典礼誓师北伐等片，均由我与罗永祥、彭年随军摄制”［19］。当年在香港放映过的《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均在上述之中。 孙中山先生曾于民国十二年（1923）5月5日签署“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敌摄映，仰各军一体知照。此令。……孙文。”签署日期恰在他于1923年7月6日“随孙大元帅北上”之前。据说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电影工作所作惟一的手令。 后来，他们随军历经八个省，记录了北伐全过程（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的北伐就与孙中山先生无关了）。他们扛着三角架和大型35毫米摄影机在战场奔波，随时都有被枪炮打中丧命的危险。黎民伟还将摄影机搬到创建不久的空军飞机上，从空中鸟瞰拍摄战场镜头，开中国航拍之先河。1941年11月在香港，他将所拍摄的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及北伐战争的新闻片整理剪辑为《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20］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 除此之外，黎民伟与罗永祥在香港还拍摄了社会新闻片，计有七部：《天主教大牧师葡苏尼博士出殡》、《香港端午节赛龙舟》、《港督为东华书院前港督像行揭幕礼》、《本港欢迎美飞机师》、《港督检阅军警》（又名《英皇寿辰，督宪阅操》）、《奇形怪兽龙蟒大会》、《本港消防队大操》，成为香港电影新闻纪录片以及风光片的开山之作。 目前存世最早，记录国民党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的纪录片，为我们所见的是1924年1月20日由黎民伟、罗永祥拍摄的《国民党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特别的是，影片中有孙中山步出会场的镜头，在孙中山旁边有一戴礼帽者，曾被认为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历来被当做国、共合作的代表性图像作品广为使用。罗卡、黎锡编著的《黎民伟：人•时代•电影》第32页上的说明是：“孙中山先生与李大钊先生走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但此说不确。孙中山生前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张猛先生，于1978年看此照片时，当即指出与孙中山并列者为他当年的同事邓彦华，是孙中山贴身副官，并非李大钊。当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并非是两党在地位对等基础上合作，故无可能以两党领袖并肩步出会场以突出中共的地位。［21］对此一考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张磊先生给以高度评价，他为余齐昭著作《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作序时说：“历时11年的这桩‘公案’，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并指出余齐昭这一考证结果，在1989年12月12日第9期《团结报》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这讹传有年的历史图片实况，在此稍作勘误? 黎民伟与梅兰芳的京剧戏曲片段 1922年1月14日，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梅兰芳京剧戏曲短片《春香闹学》，首次在香港公映；接着，同年的4月和10月，先后三次公映了梅的京剧戏曲短片《天女散花》。作为电影“发烧友”和戏剧爱好者的黎民伟，想必不会放过此观摩机会，并从中受到启发。 黎民伟在等待港英当局批地的时候，于1923年10月4日和罗永祥先去上海，13日从上海乘夜车去北京。在罗明佑的协助下，与梅兰芳商谈拍摄的京剧片段确定为五个：《西施》的“羽舞”、《霸王别姬》的“剑舞”、《上元夫人》的“拂尘舞”、《木兰从军》的“走边”及《黛玉葬花》。20日于罗明佑的真光戏院天台上布景，23日开拍。黎民伟在其日记中记载：“1923年10月4日，伟乘俄国皇后（号）往沪，与罗永祥等于1923年10月13日夜车晋京摄梅兰芳影片，计有《黛玉葬花》、《木兰从军》、《上元夫人》、《天女散花》、《霸王别姬》五片。”[22]黎民伟在此期间与罗明佑结下的友谊，成为后来合作的前因。 梅兰芳先生在《我的电影生活》中，对这一段历史有着详细回忆，但他的记忆与《黎民伟日记》的记载误差一年。他说： 1924年的秋天，民新影片公司委托华北电影公司（这两个公司都是后来联华影业公司的前身）的负责人来找我，请我拍几出戏的片段，我答应了，并商定拍摄《西施》的“羽舞”、《霸王别姬》的“剑舞”、《上元夫人》的“拂尘舞”、《木兰从军》的“走边”（“走边”是舞台术语，即“行路”的意思）、《黛玉葬花》等五出戏的片段。 拍摄地点是在真光戏院，在屋顶上搭了一个摄影棚，用的背景大部分是我当时在舞台上用的布景片子，由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梁林光担任摄影，并没有正式导演。因为当时熟悉京剧表演艺术的导演不多，同时，导演也很难改动京剧的表演程序。所以，我们和摄影师交换了意见之后，把身段做给他们看，他们根据我的动作，分出近景、中景、远景、全景等镜头。这些片段，也是拍的无声黑白片。［23］ 后来，梅兰芳看到1926年7月1日出版的《民新特刊》第1期《玉洁冰清》专号上第14页刊登有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出品目录，其中提到梅兰芳之《木兰从军》、《天女散花》、《虞姬舞剑》、《上元夫人》、《西施歌舞》及《黛玉葬花》等剧两本（两千尺）。他说： 当时这些片子是曾经由民新影片公司在香港发行过的，至于《天女散花》的发行权如何也到了民新影片公司手里，我就不清楚了。［24］ 梅兰芳的回忆说明，黎民伟和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不仅拍摄了，还发行了这五出京剧片段的影片，这在香港电影史上开创了中国戏曲（包括粤剧）片的先河。 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 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出品的《胭脂》，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但它不是在香港本地问世，而是诞生于广州。 原来黎民伟等从北京回来以后，香港厂房的用地仍未获批准，招聘工作除了最重要的收获是关文清的加盟外，其他均不理想，甚至没有女孩子报名。12年后，即1926年，黎民伟在上海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说：“处于英政府压迫势力之下，诸事掣肘，摄影场图形要批准，需时将及一年，建筑费六万余金。诸同志睹此情形，即分支行于广州西关多宝坊。”［25］ 在广州，他们租下西关宝华中约（多宝坊）前清探花李文田的“探花第”大屋，将它的三分之二做厂房，其前、中座及四间偏房用作片场（摄影场）。然后，他们在西关街上广贴街招，招聘演员，开办训练班，解决人手问题。和香港不同的是，当年广州是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过种种革命风雨，市民较香港开放，不仅有男青年报名，还有六七个年轻女孩子，甚至有中年人，一共录取了30名学员，办起了民新演员养成所。这是在广州为香港电影制片业开办的第一家培养电影人才的机构，“它由关文清、梁少坡、黎北海等任教，经过短期训练，学员都参与了‘民新’出品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的摄制工作”［26］。 在民新演员养成所开办之前，公司创业作《胭脂》就已经在香港筹备了。当时是只欠东风，少一位扮演胭脂的女演员。一天，黎北海和关文清正在商量演员问题时，关文清忽然见一少妇从三楼走下来，头上梳一只S形发髻，穿一件绿色织锦旗袍。他惊鸿一瞥，忙问黎北海少妇是谁，黎北海答道是黎民伟的妻子，她本身是一个华侨女，从温哥华回来的，相当开通。他们议论的这位少妇，就是黎民伟的第二任妻子林楚楚。由于关文清的发现和推荐，导演黎北海拍板，林楚楚由此走上银幕，扮演《胭脂》的女主角胭脂，成为日后在中国银幕屡屡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的著名女演员。［27］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创业作《胭脂》，由黎北海编剧，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中“胭脂”的故事。影片导演亦为黎北海，兼饰宿介，男主角鄂秋隼由黎民伟扮演，女主角胭脂由林楚楚扮演，游民毛大由梁少坡扮演，摄影师为罗永祥，化装师是关文清。黎北海因此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第一人。 由于看不到影片，无从知晓其对原著情节的取舍。故事本身是以“万恶淫为首”传统伦理警戒世人的平冤狱的戏。黎民伟在192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早到西关摄影《情场法网》即‘胭脂’，民伟与楚楚为剧中主角。”［28］可见，影片《胭脂》又名《情场法网》，从这《情场法网》名字中亦可窥见影片主旨。影片将小说的时空转换为民国初年，开时装演绎历史人物和故事的先河。由于洗印设备在香港，每天都将拍好的底片送香港洗印，历时三个月，片长八本，费资9000元。首映日期选在农历二月一日，即1925年2月23日，于香港新世界戏院公映。 这部由香港的中国人拍摄，在香港上映的首部长故事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热烈欢迎，场场爆满，公映一个星期，票房拆账6000余元，收回成本达三分之二，创下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从1925年2月25日到28日，《华字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些评语：“寓意警世，桥段新奇，表情逼真，光线玲珑，配景精致”；“剧情以笃于礼而趋于贞，王氏苦于狱以儆于淫，鄂生诚立至，虽含冤卒离于难，宿介渔色终桎梏而受刑”；“警淫励俗，最同近世社会情形”；“确能使人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不无少补”。完全达到了创作者所期待的社会效应。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解散 《胭脂》的成功，并没有给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持续的活力，反而因资金短缺，黎北海、黎民伟兄弟之间，对发展问题产生歧见。经济问题成为分歧的导火线，实质是如何发展的方向问题。对此，关文清说道： 民新公司拍了《胭脂》后，便没有资本再拍第二部。因初时没有经验，没有预算……订购的器材样样要多要好，把大部分的资本，用去购器材，单是化装品也买了数千元……至于水银灯，则花了五万多元，八座“横光灯”，八排“顶光灯”足够两组戏用。……民新拍那些纪录片，也花了不少本钱，政府或国民党部从来没有费用津贴过。民新公司在穗，业务因经济问题，不能开展，但又不能结束，黎民伟和北海，兄弟间意见又有磨擦，故此已弄成分裂，把公司一分为二。民伟拿了留在香港的机械连同眷属，迁往上海，以谋发展，把在广州的班底，全部交给北海哥哥处理。大哥黎海山虽然是董事长，但对电影向来是门外汉，他做股份，只是欲玉成两个弟弟的志愿。今弟弟们既有意见冲突，他惟有取消极态度，不加干涉，任由各行其是罢了。［29］ 当年招股集资就是十余万元，他们把大部分钱用于购买器材，《胭脂》的票房只收回三分之二，确实是没有钱再拍第二部影片了！公司也就难以为继。黎民伟和黎北海最终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其原因在于各自取向的不同。 就外部环境来说，港英当局表面上拖延不批用地，实质是如前所说乃深层的政治因素。当年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所在地，往来于黎家的，多是国民政府政要，加之他对孙中山的一言一行无不拍摄，早已见妒于港英当局。所以他自己也深感在港“诸事掣肘”。 况且，当年南洋市场尚未开拓，香港本地市场空间有限。他屡屡来往沪、港之间，亲睹香港作为电影生存环境远不如上海。关文清说黎民伟去上海“以谋发展”是事实，但并非将香港的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迁往上海，而是在上海另起炉灶，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 基于上述原因，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于1925年5月4日解散，距1923年7月14日成立之日不到两年。虽然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在香港仅仅存在一年多时间，但它在香港电影历史上，却是在港的中国人自资开设电影公司的开天辟地之举，深深地刻下了第一个脚印。黎氏兄弟在香港影界所开创的历史性贡献，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