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开始是由李以庄独自承担，1993年，周承人在完成他的第三本书稿后，便全力投入这一研究工作。 研究开始时，我们就发现了一大缺失，即香港电影对自身发展历史记载之贫乏。那时，内地有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有不止一本电影史，香港却没有本身的电影史！然而，据当时余慕云先生统计：中国自有电影以来，总共拍了14000多部影片。其中，香港拍了7000多部，台湾拍了3000多部，内地拍了3000多部，换言之，香港电影产量，几乎是内地加台湾的总和！面对产量如此之高的香港电影，从历史发展着墨的专著极稀罕。这种不对称的现实，使我们深为震惊和不解，因而产生了探求的冲动，就闯了进去，以期在这方面能够做些工作，从此也就迈上不自量力的征途。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无经费、二无助手的情况下开始，现在仍然如是。其间，李以庄1992年曾以十年来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申请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获资助12000元。因不能再增加资助，遂申请以权威专业刊物所发表的论文，作最终成果结项，获准。 治史是要以史实做基础的，史料的搜集与积累，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我们身在广州，难度可想而知。到香港去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一可以看香港老电影，二可以认识新朋友，三可收集资料，于是我们以微薄工薪就自费地从零起步。李以庄常常独自去香港观摩电影，在冷气充足的影院中“饥寒交迫”，省下钱去购买书籍、资料。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仅就出入境申请、审批的个中难处，亦非外人所能体会。幸好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理解和帮助，从已故的林年同先生起，尔后是余慕云、陈柏生、黄奇智、黄爱玲、罗卡、刘成汉、李焯桃、陆离、石琪……诸位先生之后，又认识了在影界第一线工作的黄家禧、刘欢颐、余伦、许鞍华、徐克、严浩、陈文强以及王焕珍等朋友。正是这些朋友的帮助，使我们走出了混沌，有了方向和方法，以及得到他们各种各样的支持，有了些许的进步。 李以庄每次从香港回来，带的是大包小包的图书、资料，以及难得的影像制品。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一切亲自动手，可以说是没有节假日，天天将剪下的文字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粘贴，20年下来，赫然三大书柜数十卷。影像资料就更难了，没有影像资料犹如纸上谈兵。当年只有录影带，多半是请朋友转录，但音像制品入境极难！因而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海关笑话。VCD和DVD的出现，使我们对影像资料的收集和观影条件极大地改善了。 考虑到这一课题工程巨大，为了能全力以赴，李以庄提前七年，于1986年（53岁）退下来。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她于1999年发现患有严重心脏病（传导阻滞2 度2型），更糟的是在2000年又罹患乳腺癌，并已转移，急需手术。随后是长达一年的放、化疗之艰难过程。我们被迫停下工作达两年多，到2002年才得以恢复。后得到香港三联书店李安小姐的启迪和建议，我们毅然将已写成的20多万字书稿推倒重来。以专题结构的形式写通史，就是现在这套书的架构。 在我们重新进入写作，对早期香港电影若干史实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发现个别历史人物的史实有不实之处，即对此作了勘误，想不到却引发一场近三年的争议，使我们倍感压力。在这艰难时刻，幸得陆离、黄爱玲、石琪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朋友，以及陈柏生、香港《电影双周刊》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舒缓了我们面临的压力，亦使我们有场合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在成书过程中，更有幸得到雷竞璇先生鼎力支持，施以援手，令我们深深受益，也将惠及下两卷的写作。罗明佑先生后人亦于最后关头借出珍贵照片，以解决因版权而未能采用的照片问题。对上列诸友深深致谢。 当2006年，得北京“一石文化”马健全女士在简体字本出版方面的邀约与合作，又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同意出版，使得本书得以在内地与广大读者见面。对此，我们万分感激。谢谢！ 鉴于繁体字本出版于2005年12月，而简体字本出版于2009年，两个版本出版时间相差三年多，我们的研究的工作又有新的进展，加上考虑到内地读者对香港的社会状况与变迁缺乏了解，故我们在简体字本中，酌量加进新的内容；同时对繁体本中的一些错漏进行了修正。这是要加以说明的。 周承人、李以庄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