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李以庄在中山大学为高年级开设电影理论课程，备课期间，发现内地影界对香港电影缺乏乃至没有研究，曾向校方建议，借中山大学地理之优势，将“香港电影研究”作为本校特有的一门课程，未获准。遂于1982年在无经费无助手的情况下，开始自行着手研究。 1984年9月，第一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旅顺召开，我们二人向大会提交了题为“魂兮，归来！——对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现状的思索”的论文，提出“中国电影”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说：“在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电影’这个概念，往往是指在大陆本土所拍的影片，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因此，“问题是，在大陆的电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是限于国内生产的影片，实际上没有把应包括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范围内的港、台电影放在视野之中，以主体代替了全面，注重主流而疏漏了分支。”［1］这一观点引起与会者重视。就这样，香港电影成为我们的研究方向。 香港从1842年被英国通过《南京条约》侵占，到1997年回归中国，经历了150余年的殖民历史。香港电影就是诞生在这块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土地上，并随着这块土地的社会变迁而发展。电影作为舶来品是在1897年4月传入香港，至1997年香港回归，整整经历了100年。我们对香港电影历史的研究和表述，是以香港历史为经，香港电影历史为纬，以香港历史的变迁，去观照香港电影历史的发展。电影在香港虽然作为文化消费商品，但仍敏锐地反映着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形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本书将以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段落，并以专题方式进行论述。 电影传入香港以来，一直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与融合之中成长和嬗变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历史有互相重叠的关系，到了60年代，这种影响不断淡化了；与此同时，香港电影界和台湾电影界自50年代初期有所交往，之后关系越来越密切，至90年代方显趋淡。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电影文化和思潮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加深加剧。然而，香港电影文化的根，仍然是中国文化；既属于中国电影文化，又迥然不同于内地电影文化，乃是中国电影文化中一枝奇葩。 和内地、台湾电影不同的是，香港电影一直处在完全开放和没有保护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港英当局不将电影看做是艺术，遑论什么扶持、资助与辅导。两岸三地的电影，只有香港电影是真正以市场为主导，奉观众为“上帝”，靠自己打拼养活自己！香港电影潮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社会和观众口味的改变，更多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一以贯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片运作，投资电影就是做生意。香港电影成为香港市民、粤籍华侨、海外华人的大众文化消费商品，走的是通俗文化路线。在香港电影中难以找到只供文化精英欣赏的小众电影。商业性是它的第一要素。“娱乐至上，赚钱第一”成为不成文的圭臬。也往往因此而迎合市场中落后群体，不注重影片意识高下和健康与否，当中不免滋生粗制滥造和投机作风，什么“七日鲜”之类，为人们所诟病。 香港电影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一是1897—1945年，从电影传入香港到香港沦陷，为早期香港电影历史阶段；二是1945—1973年，在国内解放战争、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香港社会转型，香港电影处于国、粤双语共存，左右分立，经济转型和文化嬗变的历史阶段；三是1973—1997年，从香港经济起飞到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为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本土化的历史阶段。 本书研究和探讨1897—1945年早期香港电影历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根据史实在以下问题取得若干较大突破： 1．确定了电影传入香港的时间； 2．解读黎民伟的《自述》，确证华美公司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从而对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 3．梳理史实，确认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作出的贡献，证明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 4．深入研究了港／沪联华影业公司，重新确定罗明佑在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中的历史地位。 这些都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 香港电影为了海外华侨、华人所需，曾拍摄过一些潮（州）语片和厦（门）语片，我们未能看到影片，不能成文。且因票房、院线的史料不足，无以对百年来香港电影票房情况作出分析与判断，我们深为遗憾，只好寄厚望于来者。 书末的《香港电影大事记（1897—1945）》，希望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查找线索的便利。 我们身在广州研究香港电影，恰如“隔山买牛”，特别是早期史料仍待进一步挖掘与发现，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在此就教于诸位方家。 谨以此书敬献于中国电影100周年！ 周承人 李以庄 2005年7月于羊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