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哲学研究的错误还在于它将“古代--中古--近代”框架的西欧适用性应用到一切地区。叔本华以后，哲学的重心开始向实践的、伦理的方面转移，向具体的人生问题转移。例如，生命意志、权力意志、行动意志。正确的逻辑应当是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居住在地面上的、按民族被组织起来的真实存在的人，辨明不同民族的历史差异，而不是去考察消除了一切地区差异的、康德式理想的、抽象的“人”；但实际上，那些哲学家就是依据西方的“古代--中古--近代”这一框架，界定了抽象的人的最高观念的结构，但那只能是徒劳的。尼采曾经将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纳入其历史视野中，这些概念对于分析西方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他是根据什么建立的呢？他是根据罗马人和希腊人，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对于印度哲学的一知半解，奠基于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其实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从未脱离过框架。直到今天，西方人关于空间、时间、运动、数字、意志、婚姻、财产、悲剧、科学等问题的研究结果，依然是狭隘的和难以让人信服的。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不同的问题可以导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哲学问题都是一种掩藏的愿望，即想为弄清楚问题本身所隐含的东西。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都是超乎一切概念之外的。因此只有具体解决了解历史问题，并按照非个人的标准加以衡定，才能解开最后的秘密。对于真正研究人类的人来说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观点。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人类有不同的真理。对于历史进程我将提出一个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如果不完全摆脱成见，就不可能揭示展现这一形式的历史进程的本质。这需要一种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说的活生生的自然，也就是在这里被我们称做世界历史或作为历史之世界的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歌德总是描绘人物的生命及其发展，那是一种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例如《威廉·迈斯特》和《诗与真》。歌德致力于研究自然的命运，而不是自然的因果。因此，我们也要从全部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去探究人类历史的形式语言、周期结构以及有机逻辑。西方的没落所指涉的是西方文明的衰落问题。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明？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往在使用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词时，人们未加严格区分。它们的含义不够明确，本书将第一次在一种周期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用它们表达一个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发展系列。在我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按照生老病死有机地发展，这个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就是文明，文明可以视为文化的必然命运。文明是人性充分得到发展之后渐趋衰落的状态，是继生成之物以后的已成之物阶段，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或者扩张之后的僵化。它意味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终结。而且，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它会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点。简而言之，文明是文化衰落的阶段，而不是文化成熟的阶段。在以后的各章里，我将依据这一原则去尝试推导出一个观点，解决历史形态学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完成了从文化到文明的转型。而西方世界的类似转型大约是在19世纪完成的。自那些时期以后，伟大的思想运动就不再像俄尔甫斯运动或宗教改革的时代那样发生在全世界，而只是在有限的三四个城市中发生。因为当时的各个村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19世纪的世界城市包含了历史的全部内容，原来村落中的风景只是作为残留物而存在。帝国主义就是文明，是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埃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等如同帝国主义的化石，可以千百年地留存，但它们只能是一些僵死的物体、没有精神的人群、伟大历史的残余碎片。西方的命运正逐步陷入这种现象中。南非行政官塞西尔·罗得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新时代的第一人，他有一句名言：扩张即是一切。这与拿破仑的观点相一致。而这种表达无疑是每一个成熟的文明，如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的固有表现，也是那种影响深远的、西方式的、条顿式的政治风格的表现，这代表了德国未来的政治风格。对于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来说，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感觉到，总之都难以挣脱这种政治风格的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向来都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它只是文化生命的一个阶段，它存在于每一成熟到极致的文化中。而社会主义者、印象主义者、电气铁路、鱼雷和微积分方程并不是这个生命阶段的特征，其特征应该是在拥有这些东西的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创造可能性的文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