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完了博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穿上了军装，来到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 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幸运地考上大学。作为一个“老三届”初中生，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遇见两位名师：山东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王仲犖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教授。在跟随两位导师的日子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这对我以后的成长、研究和写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到了军事科学院后，我从事的是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使我面临新的抉择。受条件的限制，如果我继续做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研究，显然难以跟上同行的节奏。新的工作又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军事科学院以收藏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档案见长，而且有一批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熟悉军事历史的老前辈。当时我刚开始接触业务，就赶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定稿。在《军事卷》的编纂过程中，许多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需要解决许多重大政治、政策和学术性问题。许多词条的定性、结论和重大史实，都要由高层来决定。而这些事情，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印象深刻的是：关于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的问题，究竟有没有那个导致一、四方面军分家的“密电”？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还是中央的指令？我的同事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梳理排列，并写出报告，提出建议，请中央定夺。这使我看到，原来中共党史中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探索。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开始大量阅读历史档案和资料，并被深深的吸引进去。 这就面临一个重新定向的问题。我已经学了十年中国古代史，人也年近四十。难道改行重新搞中国现代史研究吗？不久，谭其骧先生来北京开会，住在北京大学。我去拜见先生，向他汇报了我的工作，并谈了一些我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史问题的感受。不料先生听了之后，站起来激动地说：“你要把这些都写下来，都写下来！”先生的表态给我巨大的鼓舞，我可以改行，可以从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 遵照先生的嘱托，我首先对红军长征进行研究。而且在方向和方法上，我有自己的想法。过去的著作着重与歌颂和宣传，重理论而轻细节。我的方法是用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重细节，重考证。我觉得中国现代史真是一片处女地，有那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而我又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研究条件，这是一件多幸运的事情。于是我安下心来，白天处理工作的事务，下班后静静地在办公室从事业余的研究。到1993年，我写出了《北上》的第一稿。 王仲犖教授曾经教导我：良工不示人以璞，不要急于求成，40岁以后再发表文章。我还真是这样做的。师兄们都已经出书，当上教授，我还没有发表一篇像样的东西，更不要说专著。感谢朋友胡宝国，他是文稿的第一个读者。他认真地读了通宵，认为这部书稿很有价值。这使我增强了自信。虽然进入这个领域很晚，但我也能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成果来。 但是书的出版有些曲折，我对书稿做了几次修改。感谢我的山大同学江淳，她当时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当家，对这本书投入了很大努力，使本书在2004年终于正式出版。 十年之后，又到了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有意重新出版。三联书店与我合作多年，已经出过三本书。孙晓林、吴彬、舒炜、曾诚这些编辑都是我的益友。在与他（她）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本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创造的。在策划和编辑的过程中，他们常常给我提出很好的建议，使一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新颖，吸引读者。许多是作者想不到的，“小叩辙发大鸣”。我相信，《北上》修订后在三联重新出版，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喜欢，本书也一定会发挥更大的影响。 回想十几年来，我都是在写书，很少写论文。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修史。而历史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创建了典范。他写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平凡中给人震撼。我们的前辈也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呢？真实再现先辈创业的艰苦奋斗，真实反映那个辉煌的时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写真实的历史，要具备“史德、史识、史才”三个条件。史德就是秉笔直书，不是为了应景，而是要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你选哪些呢？怎样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总结出一个符合实际，又能令人信服的结论呢？这些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当年长征的时候，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谁都没有先见之明，都是在摸索。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而这些曲折和教训，不仅不会给党史抹黑，而且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反思更多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从这个思路出发，有许多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就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跋山涉水考察过来，才能发自内心对当年的红军产生崇高的敬意。 深入第一手史料和经过实地考察后，你才发现有那么多精彩的细节可以再现。过去没写过的，你写出来；过去没说全的，你写完整；过去说错的，你纠正过来。这不就是史家最重要的任务吗？个人的能力和视野总是有限的，我力求做好，写出原创性的著作。学无止境，我的目标是还原当年的历史。越是接近当年的原始状态，就越真实，就越有价值。这是我研究和写作的动力，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把我的研究成果与广大读者分享。 刘统 2016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