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们总是让我心烦意乱，出色的摄影师甚至令我嫉妒。这一切始于越南的经历。我和摄影师们一起奔赴前线，一回到西贡，他们只需消失在暗房里几分钟，而我则要在打字机前花上几个小时。当他们的工作完成时，我的才刚刚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语句表达他们的照片所表达的东西——那些印象、一天当中的恐惧。他们做的总是比我又快又好。一张警察向一个越共脑袋开枪的照片，那张赤裸着身体的孩子逃离被燃烧弹轰炸的村庄的照片，已经并且会一直告诉我们战争的恐怖，这比我们这些记者写的所有篇章都更有力和直白。 面对刘的照片，我也有同样的挫败感。我们同时在中国，时常还遇到同样的故事。通过对他的工作方式的观察，我知道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他用图片交流的内容。 我想起我们和白桦共度的一个夜晚。白桦是一位作家，他因其小说中主人公的那句“我爱中国，可是中国爱我么？”而闻名。我访谈、记笔记，试图从白桦那里套出更多他不能或不愿明说的话。刘则安静地待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拍照，仿佛他根本不在场。结果是，我没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而刘已经拍了一张绝妙的肖像。这张照片中的男人，笼罩在小房间的阴影中，脸和手被照亮，显现着力量和坚定。面对我，白桦能够隐藏自己，而在刘的照相机下他却无处遁形。 在越南，一个伟大摄影师的基本素质是胆气。人们说：“要理解战争，你必须走近它。”于是很多摄影师追寻着这条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则没有类似的危险，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勇于透过事物的表面，戳破那层为容易被满足和希望活得轻松的人织就的谎言与虚假印象的大网。刘正带着这种令众人羡慕的勇气。 对于摄影师来说，总有一个容易报道的中国。到处可见戴着军帽的小孩子冲着你笑，一排排的自行车，年代久远的城墙下锻炼的老人——这些照片总是适合在任何老调的场合展出。官方的中国更是唾手可得，导游手册上展示的、工厂和人民公社里的中国。刘从未落入这种自鸣得意的陷阱中。 西方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专著文献：有与政治伴游待上两个星期后就出的书，有在采访擅长将中国神秘化的官员——我们称他们为外国人的驯兽师——的基础上写成的聪明文本。有关毛泽东的中国（尤其是“文革”）的巨大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西方人知道的种种耳熟能详的故事——读了红宝书的工人工作得更起劲；医生从患者的胃里取出巨大肿瘤时，患者却能通过针灸保持清醒而对疼痛毫无知觉。 刘的这本书，作为多年劳动和每日观察的成果，与即兴作品和神秘主义截然相反。他的邓小平的近照不会出现在官方的宣传中，但对这个人的描述却胜过千言万语。 刘不满足于他眼皮底下的这个中国，他去寻找自己的中国，透过表象，走到人民中去。刘没有用政府给每位外国记者的标准配车和司机，他自己买了一辆绿色带挎斗的军用摩托车。他不动声色地骑着这辆车，有时甚至岗亭里的哨兵还会给他敬礼。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因为一个中国人无论生在何方，都能在那些天空、沙漠、河流中感觉到，中国大地就是赐予他这一切的母亲。 刘生活在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古老的中国已经厌倦了革命和与世隔绝，正在向世界开放，用困惑和好奇的眼光环顾四周，充满着不确定与希望。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旧的气氛并感受到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震颤。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如鱼得水。 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战争中的恰当位置，有时意味着一个摄影师的成功。被捕的越共死于穿过脑袋的一颗子弹的照片仿佛亲见，因为照片的焦点在他扭曲的脸上，照相机自动持续拍照，而最佳的那张就在其中。 刘最出色的天赋不在于曾经亲历现场一次，而在于他多次的观察。对真正的摄影师来说，故事不是你奔赴一个地址，携带着高档照相机和所有正确的滤镜。故事意味着阅读、研习，和充分准备。拍摄意味着从周围的环境中观察你在阅读中领略到的东西。伟大的照片都是思想的呈现。 于是刘的脑海中就诞生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碗吃饭，身后一个旧鞋架上收着一幅被遗忘的毛的肖像。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一种方式来总结每个人不得不正视的东西：毛主义的结束，伟大舵手的概念被束之高阁，中国恢复到一种常态中。然后有一天，经过午后的短途旅行，刘来到一个村庄，在他面前恰恰出现了那个男人和成为一个纪元标志的那张画面。 在后毛泽东时代获准驻京的一小群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刘的见证始终是最深刻的。他的视觉叙事中包含了所有的东西：日常中国的气味和氛围，在此之上，中国人开始享受到一些“重建”的自由，这是私人空间和个体重新发现的快乐，虽然被忽视、断裂且有些过时，但仍是伟大的。真实的中国。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20世纪80年代初驻北京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