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retations of People's History by Images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如果被问及为何要突然断绝跟美联社长达16年的工作姻缘，刘香成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自己“同情心疲乏”。可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他之后全身心投入所做的事情----1995年在香港创刊《中》月刊杂志，堪与《名利场》相比肩----你就会发现：他依然鲜活地保持着对社会中人的兴趣，热情丝毫不减。从1986年到1994年，在他为美联社工作的这些年里，刘香成走遍了世界所有战乱或是充满内乱的地方，比如印度的旁遮普邦、斯里兰卡、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或是阿富汗。而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去重现这些曾经在他眼前展开的无谓死亡和肆意破坏。 像他这样的人，天天都站在突发新闻事件的最前沿，亲眼目睹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对自己所处的命悬一线的危险的考虑也早已麻木。他们还能坚守“人性本善 ”的信念吗？似乎不容易----即使他们回到了被战地记者们称之为“家”的、更安全的、“正常”的城市生活环境里。那我们为何又能坚守这个信念呢？每天躲在安乐窝里，能够读到、看到和听到的现实，无非是那些早已被新闻编辑们删改得面目全非的、避重就轻的新闻报道；同时，这些新闻报道也因受低俗的娱乐节目的干扰，变得更加不真实。即使置战争和叛乱于不顾，日常的现实生活就已经让我们对人类的社会缺乏信心了。刘香成却觉得并非如此----长达16年、不分日夜的美联社摄影工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他再次爆发出来的个人才能和热情，足以说明一切。从1978至1983年间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到最近拍摄的反映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风采的系列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始终贯穿他职业生涯的追求：从他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工作起，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人；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会说话，以最自然的方式讲述新闻----这就是刘香成的职业追求。为说明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正走向一个新的未来，他引用了 198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修鞋匠在他破烂不堪的鞋店里大口吃午饭，头上正好悬着一幅毛泽东像。“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店里有毛泽东像，”刘解释说，“但这个景象说明，在那个时代，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再后来他将镜头对准了印度和韩国的人民，以及1989--1993年间的俄罗斯人。1992年，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因为一张照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普利策奖：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前苏联匮乏的食物配给、国家建设的迟缓、地区冲突的延续，以及分裂分子不断制造的暴乱。整个疲惫不堪的超级大国终于在 1991年的圣诞节土崩瓦解。而刘获奖的照片，正好记录下了那个国家解体的瞬间。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刘香成总是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获得了各种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则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功。获奖之后，刘香成觉得，应该是时候再往前走了，但是往哪里走呢？去做什么呢？经过一番波折，大约一年之后，刘香成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香港，决定成立一家新的出版企业，就叫“中”。 任何了解刘香成的人都清楚，他一生的热情都集中在传媒事业中，通过一张照片表达一个新闻故事的影响力：相机取景框捕获一个瞬间、一次事件抑或一个时代的精华，而它们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明天。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国家级还是地方级媒体，都没有充分发挥新闻图片的影响力。出于这个基本的认识，《中》杂志试图要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它的使命就是：“赞美个体的中国人，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同时反映他们在建设现代化和开放的中国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达到这个目标，这位出版人再次拿起相机，捕捉那些辛苦创业、为社会做贡献的个人，从大陆、香港、台湾到新加坡、泰国，再到纽约和洛杉矶，足迹踏遍全球所有杰出华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可亚洲危机不期而至，《中》杂志也成了牺牲品。历史终究要过去，之后，刘香成帮助时代华纳在中国开展业务，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命为副总裁总管政府事务关系，这些都在其他许多媒体文章中被一一记载。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刘香成历经磨练拍摄而成的这些照片，在极大的深度和广度上为大家描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万象。其中承载着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普通个体中国人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成就与挫折的执着迷恋。 “我非常喜欢《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描述《生活》的目标时这样说：‘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比如他的绘画，城堡或是新发现，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在观察中得到享受；在观察中得到提高……’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发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他总结说，“让你的对象能够对你作出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记者必须学会让拍摄对象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这当然需要向刘香成“借”点信心。怎样做才能让陈凯歌服服帖帖地在自家庭院里爬地而行，或者说服模特兼演员瞿颖像《花花公子》中间插页上的模特那样，在床头尽摆性感诱人姿势？而将故去的陈逸飞的照片跟另外一张“露点”的黄色照片进行拼接也具些许幽默？这些照片充分体现了他一直追求的让拍摄对像感到自由放松的目的，或者让他们完全忘记镜头的存在。或许电影、舞台大腕明星们，比如张艺谋、姜文和巩俐等，在这方面做得最到位，他们能够将周围环境统统忘却，调动自己的情绪，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以便被拍摄。 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摄影师个人最喜欢的”照片。“他们都与众不同，”刘声称，“给他们拍摄照片时所处的时代也不一样。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录他们在镜头前的表情，使这些被凝固的视觉瞬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刘香成的摄影作品以日常生活为着眼点，以社会政治变化为其潜台词。他在1978到1983年间拍摄的一系列独特的摄影作品，显示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空前非凡的过渡时期。那时的中国正开始实现对未来的新设想。汉学家西蒙*利思对这组照片的评论是：“这些照片是前所未有的。它可以让观看者认识到一个复杂并难以捉摸的真相”。纽约亚洲协会主任恩奎斯特•夏伟认为，《中国1976-1983》这部书有别于其他关于中国的摄影集，因为他成功地捕捉到 “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变得非常有趣，而且难以捉摸。书中的作品将刘香成提升到与亨利•卡迪亚--布勒松和马克*吕布同等的位置上。”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到了80年代初期，形势一片大好。那时刘香成的照片，也就越过对现实所做反映必须经过政治审查的界限，转向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体验。 刘香成自己也一直强调，必须避免“对中国的笼统评论”。刘香成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这些照片既是视觉艺术品，又是一种可以用来了解历史的文本形式：“这一有关中国--新中国的叙事，必须最贴近我感觉真正发生的事情。”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