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民国那些人》 文/山水间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全新改版，最大的惊喜应该是1个版的冰点特稿扩为4个版的冰点周刊，从此每周三成为不少“中青”读者的期待。在周刊众多栏目中，人物版的“钩沉”堪称冰点中的亮点，年轻的徐百柯担纲主笔，出手不凡，在故纸堆中“钩沉”摸索，在现实中寻访缅怀，每周1600字的小文章让那些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写下来七八十人，恍惚间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国人物的群像。欣闻百柯的“钩沉”作品结集成书《民国那些人》，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气呵成温故知新了。在那个时代曾经生活着那样一批纯粹的真人，创造着那样本色的历史，发生着那么多耐人寻味的逸事，回荡着那样多余音不绝的言语。 从这里可以品人。民国时代，新旧交替，异彩纷呈，群星闪烁，而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的选择性记忆，使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风云人物大多湮没无闻，或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只是一个反动的名词，甚至消失殆尽。而百柯就在努力打捞那些记忆，发现那些真人，还原出那些精彩的人生，原来有人可以活得如此至情至性、有声有色、有棱有角。这里有让人慨叹“世上已无真狂徒”的刘文典，有“中西合璧真君子”的梅贻琦、“刚正不阿真书生”的傅斯年以及“真名士自风流”的何鲁等等，数数这七八十人，或狷狂或痴迷或风雅或硬朗，风云际会不让后汉三国，风神俊朗堪比魏晋人物。通过“钩沉”，还使司徒雷登、陈西滢、杨荫榆等趴在毛选、鲁著注释里的人也“立体”起来，这些人物也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原是十分多彩的。“钩沉”钩起了好多沉甸甸的人物，让那些曾经“找不到真实面貌”的人变得清晰。 从这里可以明史。百柯之笔“以人带史”，在发现生动鲜明的人物时，也揭开了一些复杂的历史本相。原来“一二九”运动的流传版本和真相有那么大的差别；原来电影《地雷战》中农民兄弟拿头发做地雷引线只是编剧们的创意，而真正的地雷还是出自清华教授和他的学生；原来早在1928年日本人就制造“济南惨案”，虐杀中国外交官、屠戮军民8000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看得明白，会让我们不再轻信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从这里可以知事。除了略显沉重的历史，“钩沉”里充溢着妙味无穷的小段子，满眼都是文人雅事、奇人趣闻。鲁迅的《阿Q正传》为什么写得那么短？因为负责催稿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出了一趟差。台大纪念傅斯年的“傅钟”为什么只响21声？因为他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知道“神仙鸡”是怎么烤出来的吗？原来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用100张报纸烩熟的。 从这里可以记言。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这些人的功德常被隐没，话语却在流传。五彩斑斓的人物怎能没有掷地有声或回味悠长的言语？听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不为梅贻琦肃然起敬么？听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能不为容庚动容么？至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和“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是谁说的，翻翻这本书就知道了。 从“钩沉”中可以体会到发现的快乐，而这种发现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书中一篇《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里提到，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太大影响，正是由于丁文江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从而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而百柯通过“钩沉”挽救的这些人、史、事、言，相信也会成为当下中国的思想资源。 在体会发现的快乐与价值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尴尬境遇横亘在读者眼前——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半生分界，正像《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所说：“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细心而有考据癖的读者（比如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同样写金岳霖，见报时的题目是“发展的逻辑”，而在本书中则变成“断裂的逻辑”，我相信这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恢复，的确，“断裂”比“发展”更恰切，因为金先生在新旧时代的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还有百柯写清华校长时提到的“梅传统”和“蒋传统”，同样引人深思。读到这样的“断裂”，总不免发出长声浩叹。当诗人激动的欢呼“时间开始了”的时候，也许同时意味着一些人的时光停止了。 感谢百柯，为我们拂去了烟尘，接续了那段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作家“重新发现”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并从中找到灵感和文学偶像。其实，早在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就介绍过这些人，可见当时的《现代》与世界文艺潮流是同步的。 五十年一个轮回，还好，我们又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