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中译本担任责编时，我曾匆匆浏览了米特里的多卷本《电影历史》。培根说，读史可以启迪心智。米特里说，读电影史可以开拓电影的智力。 米特里生逢其时，得天独厚。作为电影的同时代人，他对电影的发现和认识的深化，与电影这门新生艺术的演进几乎同步。这一代人见证了电影从杂耍走向艺术、从无声走向有声和流派纷呈兴衰的历程。几十年间，米特里以不倦的热忱、青年人的朝气和始终如一的激情，献身于电影史研究，为电影史正名，在激烈的争论中成为令人景仰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核心人物。 一九二〇年代初，德国电影、斯堪的纳维亚电影、好莱坞电影和法国电影的探索，已经引起青年米特里的浓厚兴趣，他继德吕克和爱浦斯坦之后也意识到梳理电影新发现的必要。 最初，他是“上镜性”的鼓吹者。他曾说：“我从十四岁起为自己提出的唯一问题还不是怎样和为什么安排场景调度，而是影像世界怎样和为什么比现实世界更美，影像如何改变现实。取景是一次构图过程，是对现实的一次重构，是利用光影再创造。”尽管取景是“捕捉现实”，是通过记录和复制现实的技术手段迫使现实呈现副本，但是，在选取镜头和影像构图方面，取景本身毕竟还是一种审美选择。他提到了让•爱浦斯坦的说法：“上镜性改变世界，赋予被摄物更高的意义”，电影是“魔鬼，而不是神的造物，因为快摄、慢摄和特写以异端邪说般的视象取代我们对真实的信仰”。 后来，他从阿贝尔•冈斯的影片中发现了节奏：“通过影片《车轮》，我有了节奏意识。这并不是说在以前的影片中没有节奏，而是说以前的节奏没有引起震动。而在《车轮》中，这一点灼然可见，引人注目。” 第一批光临巴黎的苏联影片使米特里的一代人发现了蒙太奇的魅力。这种发现必然伴随着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哲学思考。米特里回忆道：“1926年11月6日，我在巴黎艺术电影院看到《战舰波将金号》……这真是一次震撼……尽管在节奏和结构方面，我在观看影片《车轮》时已经受到震动……但是，这部影片在内容方面带来了令人深思的社会价值，而《车轮》仅仅是一部上乘的情节剧……苏联电影最出色之处就在于它是全部电影成果的集大成，既有表现主义的取景与构思，又有美国电影的节奏和剪辑。” 从上镜性到蒙太奇，米特里更新了对电影的理解：一旦叙事的需要迫使导演创造出表现时空转换的新形式，蒙太奇便成为影片叙述的本质要素。蒙太奇不仅可以表现平行动作、压缩故事段落和以可变视点替代消极旁观的单一视点，而且可以通过镜头组合增添涵义。这就动摇了关于电影本性的论争中把上镜性视为电影第一要素的观念。 米特里不断深化自己的最初印象，始终关注电影的变化，始终注意把电影语言的演进纳入电影史中。既要依据科学性建构世界电影的编年表，又要贴近文学性梳理已知作品的记忆库，这就迫使米特里超越趣闻逸事的狭小范围，总体审视逐步形成和不断演进的一门新诞生的观赏艺术，创造宏大的历史体系。米特里以清晰敏锐的历史感和惊人的记忆力参与了为电影史正名的最初创举，一如他的同侪卡尔•万桑、列昂•慕西纳克、巴尔台希、布拉奇雅克、乔治•萨杜尔、雷•雅纳和夏尔•福特，为使电影摆脱卑微的地位贡献了毕生精力，而米特里的历史意识也许更加明确——假若没有这种意识，电影还只能被视为简单的娱乐呢。 辩证法宣称历史是事物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事物间的联系不断呈现的过程。这种辩证精神贯注在米特里的《电影历史》中，体现在他的电影史观和全书的整体结构中。 首先，米特里强调电影叙述的创新与电影技术的更新之间的互动关系或相伴关系，在散乱的电影历史现象中抽绎普遍的规律。他在描述电影美学史的同时，也关注了第七艺术的产业和技术背景，他不仅详尽研究电影作者、作品、类型、风格和流派，而且以相当篇幅综述了电影产业、美国八大公司、电影院、摄影棚、胶片、摄影机、色彩、立体感、特技和布景这类产业和技术因素的变化。“电影是艺术，也是产业”的思想贯串全书。因此，米特里的电影史明显有别于巴尔台希和布拉奇雅克的以叙述故事为主的电影史，不同于雅纳和福特的以信息取胜的电影史，也异于乔治•萨杜尔的以各国社会生活与电影的关系为视角的电影史。 而且，米特里是在一般文化艺术的网络中研究电影的历史，因为音乐、文学、诗歌和绘画都为电影提供了经验，做出了贡献。米特里始终与纯电影的鼓吹者分庭抗礼，因为以封闭的纯电影作为参照体系无异于作茧自缚。 当然，米特里的电影史在涉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缺乏充分的论述，在价值判断方面往往抵制从一切文化产品中寻找出反映社会内容的历史社会学观点。米特里很少就一部作品是否提供了集体心理的准确印证而展开论辩。这不是他“分内的事”。晚年，米特里在纪念萨杜尔的谈话中坦言：“草拟第一部电影史，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各种相关社会因素中加以考察。萨杜尔是认识到必须把电影史放在二十世纪整个历史中加以研究的第一人。” 米特里还主张，为了使电影史焕然一新，必要的创作心态史和观赏心态史是不可或缺的，它将为一般艺术史发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况且，电影史的未来不再仅仅与史学家有关，而且涉及新的比较学方法。作为这种方法的先驱，米特里已经对不同国度和不同时代的影片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系做了判断和分析。也许，这是米特里借助直觉获得的发现，但是，这离不开他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探抉入微的比较。 就方法论而言，米特里的电影史学仍然属于经典论述范畴，与新史学相比，缺少纵横捭阖的气度。但是，他始终提倡关注电影产品复杂特色的研究方法，始终强调貌似定型的电影产品是必然受到各种系统和各种条件制约的产物。 米特里的电影史学曾经受到一些无视传统的新一代激进分子的抨击。对于他的理论依据、具体论述或细节记载当然可以展开争辩，况且，学术研究难以疏密得宜，十全十美，功德圆满。但是，他的电影史学毕竟博大精深，周密严谨，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