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新的情况下，在带来阶级斗争新纪元的复杂的可怕的进化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丧失了宣称自己独立观点的能力，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也丧失了其幻想，但没有丧失其存在。无产阶级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这一无产阶级正通过农民阶级的真实消失不断客观地强化着，正通过屈从于工厂劳动逻辑的“服务”行业和知识产业的日益增加而被强化着。然而，主观地看，这个无产阶级仍然远离任何实际的阶级意识，不仅对于白领工人而且对于工薪族来说，至今他们除了无能为力和对古老政治的神秘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当无产阶级发现它自己客观化的权力与资本主义社会达成了持续稳固的共谋，不但不再仅仅以它的劳动异化的形式，而且还以他自己创造的解放自己的协会、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强化着这种共谋时，它也会发现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经历发现自己是真正的阶级，是总体上反对具体化、客观化和所有权力专门化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不会留下任何不变社会空间的革命搬运工，这一革命不但要体现现在对过去的永久性统治，而且要求对分离的普遍批判；它必须要发现执行这一革命的适宜的行动形式。没有什么关于它贫穷的大量安慰，没有什么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幻想的参与能够对无产阶级的不公提供一种永久性的治疗，因为无产阶级不能以它所经历的任何特殊的不公来真正的认识自己，它也不能纠正这种特殊的不公，他甚至也不能在纠正许多这样的不公中认识自己，它只能在那种绝对不公——那种将他排除于任何真实生活之外的绝对不公中认识自己。 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一种不断增长的否定迹象正在增生扩散。尽管这些迹象被景观所误解或篡改，但他们充分证明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见证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第一轮攻击的失败；现在我们是资本主义丰裕失败的见证人。一方面，西方工人反工会的斗争首先被工会所镇压；另一方面，反抗青年正在发出新的抗议，这一抗议尽管是含糊的、试验性的但它非常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对艺术、日常生活和旧政治专门化领域的拒绝。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新的自发斗争的两面，它起初只是采取了犯法的外观，它预示了无产阶级对阶级社会第二轮进攻。当这群至今稳定的“孩童敢死队”再次出现于这一战场时——这一战场已经变化然而又仍保持同一——他们将跟随一个新的路德将军，但这次，他鼓励他们进攻的是放任消费的机器。 “通过工人阶级能够实行的、它自己的、经济解放长期寻求的政治形式”，在二十世纪采取了一种清晰的形式，这就是革命工人委员会。革命工人委员会集中了全部决策权和执行权，并通过代表彼此联合，这些代表必须对人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其实革命工人委员会的真实存在，至今不过是一个简略的草图，因为它们很快被阶级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防御性力量所反对和击败，这其中常常包括委员会内部的伪意识。像潘涅库克（Pannekoek）恰当地强调的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决定，本质上不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提出问题”。然而工人委员会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能够真正被解决，在这里历史意识的客观前提已经被组合，在这里主动的直接交往的已实现，它标志着所有分离、所有阶层、所有专门化的结束，因为现存环境已被改革为“整体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主体能够出现在反对他们静观立场的斗争中：他们的意识已经等于它独自选择的实践组织，因为这一意识已经与历史中的一致性干涉不能分离。 曾经具体化了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注定要被世界范围内所有其他的权力所替代——无产阶级的运动变成了它自己的产物；这个产物不过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的目标不过变成了他自己的实现。只有这样，生活的景观否定这一次才能被否定。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期间出现的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至高点，但是这个现实已悄悄远去，除非它以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因为与这一运动其他一切相并列，它已不可避免地被镇压和毁灭了。然而，从无产阶级批判事业复兴的观点看，委员会也许能够仅仅作为一场失败运动的未失败的方面，在他们真实的光亮中被看到：意识到这是它唯一可能成功的环境的历史意识，现在觉察到位于历史境遇中的委员会不是处于正在衰退的运动的外围，相反它处于正在上升的运动的中心。 在工人委员会权力确立之前存在的革命的组织，必须通过斗争发现它自己的合适形式；但这些历史的经验已清楚地说明它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它必须朴素地认识到它自己作为激进的分离来自于分离的世界。 在生成实践的理论的过程中，革命的组织是伴随实际斗争进入双向交往的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革命组织的实践是培育交往的普遍化和这些斗争的一致性。在革命的时刻当社会分裂消失，组织作为一种分离的组织也必须结束自己。 革命的组织必然要建立一种社会的整体批判——也就是说这一批判拒绝与任何分离权力的妥协，并直接反对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会生活的异化。在革命组织同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斗争武器只能是参加战斗的他们自己：因此，革命组织必须注意不能使占主导地位的分裂的社会条件和等级制度在自身内部再生自己，它必须不断地斗争反对自己被统治性的景观所扭曲。在革命组织的总体民主中，对参与的唯一限制是它的每一个成员一定要认识和占有组织批判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但必须在批判理论中被证明，而且还要在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关系中被证明。 由于资本主义不断在所有层面上强化异化的负担，对工人来说它日益增加了工人认识和命名自己贫困的难度，并且最终将工人阶级置于或在整体中拒绝异化或者什么也不能做的境地，所以革命组织必须明白它不能够再依靠斗争的异化形式去与异化战斗。 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以这一条件为基础，即人类第一次把理论作为人类实践的知性来认识，并依人民大众为生。它要求工人成为辩证法家并将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所以，与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那些委派他们去执行其任务的有资格的人相比（因为通过部分资产阶级建立的局部意识形态化的自觉，像它的基础一样，这一社会有一个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即经济，在那里这个阶级已经掌权），它更加要求它的人没有身分地位。因此，阶级社会的发展已进入无生命的景观组织阶段，导致革命的事业明显变成了本质上总是其所是的东西。 革命的理论现在是所有革命意识形态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它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