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斯大林官僚主义政治和法西斯极权主义横行的联合行动所摧毁，后者的组织形式还从在苏联试验并发展了的极权主义政党那里得到了灵感。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保卫来自无产阶级的颠覆和危机的双重威胁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孤注一掷的尝试，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进攻的政体（ l e＇tat de sie｀ge），而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以大规模政府干涉的方式，通过给予自己以合理化的紧急状态的管理方法而挽救了自己。然而，这一合理化又被其方法上的极端非理性所妨碍。尽管法西斯主义重新振作起来去保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变得保守的一些主要偶像（家庭、私有财产、道德秩序、爱国精神），虽然它有效动员了被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搞得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和失业工人，但这不是它自己根本的意识形态。它将自己展示如下：一种神话的强力复苏，一种倡导参加古老虚假价值规定的共同体的神话之复苏：种族、血统、领导者。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由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原始主义。它是神话退化的代用品在幻象和环境最现代手段的景观情境中的复活。因此它是现代景观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毁灭旧工人运动的作用，也使它成为今天社会的基础性力量之一。但由于它也是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最昂贵的手段，一般来说，它将以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取代为终结，这一资本主义国家将表现出这一秩序更强壮、更理性的形式。 当苏联官僚政治最后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它统治经济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所有权遗迹，成功地为了自己的目的发展了这一经济，成功地被认可为世界强国俱乐部的一员时，它就要求安静地享受它自己的世界，并要求摆脱自己仍然遭受着的任性；所以它公开谴责其源头上的斯大林主义。然而这样一种谴责一定会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武断、不可理解和服从于不间断的调整的任性，因为，源头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是不可能被揭露出来的。官僚机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不能自由化自己，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依靠其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因为所有麻烦是来自于它的所有权这一唯一的名号。这种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其原初激情，但它毫无激情的惯例化，对控制全部思想和禁止无论什么形式的竞争都仍然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官僚机构无望地依靠的意识形态不再为任何人相信。过去激发恐怖的力量，也就是今天激发嘲弄力量，但这一嘲弄的力量仍然要以诉诸于恐怖力量的威胁来保卫自己，而这一恐怖的力量将会被清除。所以正是在官僚政治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展示其优越性的时候，它不过显示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穷堂兄妹而已。正像它真实的历史与它的合法性外表相冲突，它粗俗坚持的无知和它的科学借口相矛盾，它与资产阶级在商品丰裕生产中竞争的计划被这一事实所阻碍，这一商品的丰富包含有它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一计划一般地还伴随着一种自由，一种在景观虚假选择的无限制范围中的自由选择——一种与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保持矛盾的伪自由。 在官僚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它的意识形态所有权资格已在国际间崩溃。以基本国际主义模式在国家内部自我建立起来的权力，现在必须承认它不能在每一个国家边界之上假装还坚持一种虚假凝聚力。伴随着利益竞争的不同，官僚政治机构不平等的经济发展，已成功在一个国家以上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而这导致在中国人的谎言和苏联人的谎言之间公开的、全面的对质。从此以后，每一个执政的官僚机构都不得不寻找它自己的道路；对每一个渴望这一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在特定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幸存在下来的那些政党）来说，它同样是真实的。这一官僚政治联盟的瓦解被来自其内部否定性的示威进一步加剧，这在东柏林的反抗官僚主义者的工人起义要求一个“金属制造工的政府”时，被整个世界首次所看到，这一内部否定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匈牙利又发展为建立工人委员会。但归根到底，虚假社会主义官僚政治全球联盟的碎裂，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是不祥之兆。因为资产阶级现在已处于失去其对手的危险之中，这一对手通过提供反对现存秩序幻想的统一，客观地支持了它。当虚假革命的作用依次分离时，在两种互相强化着的景观之间的劳动分工将终结。工人运动失败的景观因素也将是它自己的失败。 目前列宁主义幻想的唯一党徒就是各种各样托洛茨基主义的趋势，它顽固地坚持将无产阶级的方案等同于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等级制组织，尽管全部历史的经验都已反驳了这一观点。将现代社会革命批判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开的距离，与一种恭顺的距离相关，这种恭顺的距离就是当他们在现实斗争中已经起作用时，托洛茨基主义还坚持已经错误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对高层官僚还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虽然他努力获得对这一官僚政治的控制，并促使它重新开始一种适当的布尔什维克外交政策。（众所周知在那时他走得如此之远，为了帮助隐瞒列宁的著名的“政治遗嘱”，以致诽谤性地否认他的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公开这一秘密的人。）托洛茨基被他的基本观点所判决；因为官僚政治一旦认识到自己在国内的政治阵线变成了反革命的阶级，那么它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选择作一个相似的反革命的角色（虽然它假定以革命的名义）。托洛茨基后来为建立第四国际所作的努力昭示了同样的矛盾。一旦他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的党徒（如他在第二次俄国革命时期所做的那样），托洛茨基的整个余生就拒绝认识官僚政治阶级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当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作为长期追求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媒介的这一同样的组织形式，由于无产阶级不是他们自己组织中发生事件的纯粹“观众”，而是自觉地意识和经历了这些事件时，他所描述这一组织正是以布尔什维克为范本，并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真正优点，但实际上在每一件事情上这个政党都没有做到。不论他深刻的理论著作如何，卢卡奇是一个代表权力讲话的思想家，这一权力以最粗糙的方式外在化无产阶级运动，相信并假设他的听众相信他自己，他的完整的人格存在，他分享这一权力就像它真是自己的一样。当后来的事件展示了这一权力怎样否认和抑制了它的马屁精时，卢卡奇的永不休止的自我否定以一种精确漫画式的透明性，揭露了他所认同的东西是完全与他自己相反的东西，是完全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赞成的一切相反的东西。没有人比卢卡奇更好地阐明了评价这个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合法性：他们所尊敬的东西恰好就是他们自己鄙视的现实的度量。这当然不能说列宁鼓励了这一种关于他的行动的幻想，相反，列宁承认“为了弄清在他们的哲学和政党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政治性政党不可能审查它的每一成员。”卢卡奇如此不合时宜地描绘的这一理想化了的政党肖像，实际上只适宜于一种特定和有限的任务：即夺取国家权力。 为现在托洛茨基主义所接受的新列宁主义的幻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无论就资产阶级而言还是就官僚政治类型而言），在每一刻都是矛盾的。它在名义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获得最好的接受，这并不值得惊讶，在那里各种各样欺骗性的国家和官僚社会主义的样式，被统治阶级当作非常简单地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加以控制。这些统治阶级的混血本质或多或少地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官僚政治体系的立场直接相联系。他们在这些现存资本主义力量两极中的国际性移动，与各种各样不同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妥协（特别是和伊斯兰教）相并列，一起清除了除他们的警察以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各种退化版本。通过提供民族主义斗争和农民土地革命这一共同架构，官僚政治的一种类型已确立了自身；这种情况下，像在中国，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模式已倾向于应用于全社会，尽管它并不比1917年的俄国更先进。伴随着权力被军官所攫取，一个能够使国家工业化的官僚机构也可能起因于小资产阶级，正像在埃及碰巧发生的那样。在其他地方，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中，作为超国家权威在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官僚政治，通过妥协，寻求稳定并融合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后，在那些前殖民地的黑非洲，它们显然保持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依赖，无论这一西方资产阶级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一种地方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的占有已经形成（通常建立在传统部落首领权力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国家，外国帝国主义仍然是经济的真正主人，并已达到这样阶段，出售地方产品对买办的补偿就是地方政府的主权，这一权力尽管不是帝国主义的权力，但也不依赖于人民大众。结果是这种虚假仿造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积累资本，它只是浪费它的国家收入——它从地方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从保护者政府或国际垄断中收到补助金。履行正式资产阶级经济功能的这一资产阶级的明显无能，迅速导致了它自己为其颠覆性的对立面所反对，它们建立在官僚政治模式之上，并或多或少的、更好的适合了地方性环境，它渴望篡夺资产阶级曾遗传得来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官僚政治机构在它的基本工业化方案方面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制造了它失败的历史条件：因为当它在积累资本时它也在积聚无产阶级，因此，它在国家内部不知不觉创造了自我否定的力量，而这在先前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