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信仰不受独特于经验主体的境况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信仰是客观的。这些境况或者是关于动机的，或者是关于观察的。例如，一个由经验主体的情感所激发的信仰，以及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这些情感而存在的信仰往往缺乏客观性。而且根植于独特于经验主体的观察的信仰也缺乏客观性，比如视觉幻想。尽管客观性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完全达到的理想，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认可，如果信仰的内容没有受到经验主体的歪曲，那么这些信仰是更值得信赖的。科学家经常努力去避免这种歪曲，但是迷信的思想或者沉浸于它们之中，或者更悲惨的情形是向它们屈服。 所有迷信的存在至少部分是为了满足经验主体的情感需要。产生迷信信仰的主要情感是恐惧和焦虑，并且它们经常被一种幻想和精神上的懒惰所加强。大多数恐惧和焦虑是由每个人都会死亡的事实产生的。死亡可以突如其来，比如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事故、从屋顶上跳下来，或者一场雪崩，它也可能是由于癌症、心脏病或中风。除了死亡以外，每个人都会经历伴随着疼痛的受伤，大多数人有时还会经历伴随着拒绝、孤独和失败的精神折磨。 人们无力控制这些生活中的事实，为了缓解他们产生的焦虑，很多人诉诸符咒和护身符，如后视镜上挂着的念珠、肩衣、戴在脖子上的徽章。如果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护我们躲避生活中的恐怖，也许这些物体可以。毕竟科学没有克服疾病和死亡，而它向信仰者提供的只是明天或许会有改变的试验性真理。对于一个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沮丧或者孤独的人来说，向精神朋友圈寻求帮助看起来更合理，比起相信科学，至少能够带来一点点直接的慰藉。 在人类境况中，产生焦虑的第二个要素是自由和自由使人承担的责任。你，只能是你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想法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想法。很多人都畏缩于这种想法，从而在一位领导人或宗教老师那里寻求避难所。他们把所有批判思考的能力都转交给这位领导者，并且盲目地服从他或她的指示，一直到每一个细节。当这位领导者命令他们去相信任何形式的废话时，无论多么愚蠢，他们都会服从。他们被告知，领导者命令的信仰或做法对保护他们自身来说至关重要。当领导者命令他们送一张50美元的支票来帮助修理电视塔或者完成在山上的豪宅时，他们都会照做不误。拒绝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自己的自由。有时候，服从这些命令会导致悲剧，如1978年的琼斯镇大屠杀和1997年的天堂门集体自杀案。 一种对巫术般的思维方式的癖性和精神懒惰为迷信的兴起提供了便利。很多人，即使不是大部分人，都被神秘、不可思议、玄妙的东西所迷惑，并且有些人宁愿相信披上巫术外衣的解释，也不相信那种有科学根据的解释。心理学家巴里•辛格和维克多•贝纳西对他们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试验中，他们把一个魔术师扮成一个“巫师”，并且表演巫师技艺。在开始展示之前，反复、明确地告知学生这个魔术师仅仅是一个假装的巫师，而且他们所要见证的就是魔术师的一系列骗局。然而，尽管有这些警告，在一个接一个的实验中，大多数学生都断定魔术师真的是一个巫师，而且很多人都认为魔术师是撒旦的一个替身。 媒体更是极大地加强了这种巫术般的不可思议的癖性，尤其在电视和动画片中。媒体贪婪地盲从观众们的娱乐需求，所以，考虑到对巫术的广泛迷恋，媒体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电影、迷你剧以及切合这一主题的“新闻”故事。这些节目涉及了从吸血鬼和非肉身化的精神到不合常理的阴谋和天使的干涉行为。这种对幻想的持续关注强化了公众的下述行为：只要现实主义的解释不容易得到，甚至即使面对实在论的解释时，他们也选择迷信的解释。 精神懒惰的倾向也助长了迷信信仰的形成。事实上，很难保证一个人的信仰为证据所支持，并且通过内部融贯性的检验。毫无条理的逻辑如此简单，所以人们诉诸它就不足为怪了。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非形式谬误就产生于毫无条理的思想。老查德威克夫人蹒跚地经过教堂后，闪电击中了塔尖使教堂夷为平地。显然，老查德威克夫人是一个女巫（误为因果）。而且她还穿着一件黑色的披肩，带着一个黑色的头巾。所有的女巫必定都是这样着装的（轻率概括）。当然，女巫的存在是因为村子中的人们都相信她们（诉诸人身）。 另一种毫无条理的思想包括可能称为错误融贯性的要求。一个农民发现他的一头奶牛被宰杀了。同时这位农民恰巧读到当地一家小报的消息，说一名邪恶的信徒正在附近做礼拜。信徒做礼拜都是在每月的第十三天，这头奶牛是在第十三天被宰杀的，因此，该农民就推断他的奶牛是被撒旦的崇拜者们所宰杀的。这一连串的想法有很多漏洞，但是这也没有妨碍人们从中得出结论。成为一个锐利清醒的批判性思考者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之一，但不幸的是，与柏拉图时代的学生们相比，受教育居然成为今天学生们的一种煎熬。 到此为止，我们的焦点是导致迷信信仰的经验主体的情感和癖性。现在开始转向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产生歪曲的一些方面。这种歪曲构成了独特于经验主体的境况进入观察内容的途径。当这些歪曲的观察同先前提到的情感和癖性相联合时，迷信的信仰就可能会产生。歪曲的观察可以在具有情感和癖性的同一个人身上发生，或者他们能够进行二手传播。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联合促成了迷信的产生。 一种被详尽证明过的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观察的现象称为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是任何类型的“药”或者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药性或治疗益处的程序，但当告知病人它具有这种益处时，却能治愈该种病症。例如，患有关节痛的病人被告知一种手术能够治愈它，所以当他们经过一种小的手术后，疼痛经常会消失，尽管这种手术本身并没有治疗的效果。此外，遭受紧张或者抑郁的病人被告知一种小的带颜色的药片（只是含有糖的成分）能治愈这些病，当他们服用这种药后，紧张或抑郁就消失了。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中，不是安慰剂单独治愈了病症，起作用的还有医生给病人的思想中所植入的建议。 另一种被详尽证明过的影响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的效应称为空想性错视。它是这样一种效应，通过它，我们能够打量云彩、烟雾或者墙上有纹理的覆盖物和天花板，由此看见动物、人脸、树等等。我们把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图像设计成模糊的、相对没有形状的感官刺激并且“看见”那个图像好像真的在那里。空想性错视导致了大量的宗教迷信。例如，许多年前一位制作面卷饼的妇人在平底煎锅上看见，耶稣的面孔在玉米饼上燃烧，于是她建了一个圣坛去储藏那些玉米饼，此后成千上万的信徒来到圣坛前祈祷。最近，一批信徒相信，一个烤过的奶酪三明治上面有圣母玛利亚的影像，这个三明治在eBay上卖到28，000美元。但是，此类偶然事件并不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的信徒已经在鱼鳞、蛋壳和羊绒这些介质上看到过阿拉伯语所说的“阿拉”和穆罕默德。 与空想性错视紧密相联的是知觉设置的概念，这里“设置”（set）是指以某种先前的经验引导我们的期望的方式去感知事件和物体的倾向。知觉设置是格式塔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的一种产物。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感知是一种问题求解。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时，比如为一个谜语或难题寻找答案时，我们进入一种深思熟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潜在的解决方法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头脑中。随后伴随着一种洞察力的闪现（设想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解决办法就很明显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当我们考虑这个难题时，解决办法就会跃入我们的大脑。这种解决方式就叫做格式塔（gestalt），该词来自德语，其意思就是形态或结构。相类似的，每一个知觉行为都包括解决将感觉刺激组织为有意义的形式的难题。每个这样的形式就是一个知觉的格式塔，或者设置，并且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设置，它就服务于指导未来知觉的过程。结果，我们就能感知到我们期望感知的事物。 你能看到白色的三角形吗？ 白色的三角形真的在“那里”吗？ （摘自卡尼萨，1979，74.） 1949年，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诺和里欧•珀斯特曼实施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展现的主体是普通扑克的复制品，但已经改变了一些扑克的颜色。例如，在几组扑克牌中，3个心是黑色的、6个桃是红色的。在28个实验对象中，27个对象起初都把改变后的扑克牌看成了正常的扑克牌。还有一个对象连续44次把3个黑色的心看成3个黑桃。这个实验清晰地表明，我们能感知到我们期望感知的事物，并且确实每个人都熟悉这一事实。例如，我们期望接到一个电话，在冲澡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听到了电话铃响，结果另一个房间的人却告知说电话铃没有响。或者，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可能接近一个红色的八边形标志ST_P（我们看这个标志时视线部分地被S与P之间的一个树枝挡住了），我们把车停了下来，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标志就是STOP（停止）。事实上，在进行知觉加工之前，我们的视觉所接收到的只是三个辅音字母（S，T，P），毫无意义。 影响我们视觉的另一个因素是自（运）动效应。根据这种效应，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小的、固定的、被黑暗包围着的光在运动。一个人可以通过在黑夜中看一颗明亮的星星，或者在一个黑房间里观察一个小的、固定的光点来证明这个效应的存在。这个发光的物体经常看起来是动着的。心理学家猜测这种自（运）动效应是由于观察者的眼球微小、不自主的运动所产生的，并且他们已经表明这个效应会因其他观察者的汇报而有所增强。如果站在旁边的人说，她刚才看到物体在动，其他人经常会确认这种说法。这种自（运）动效应被认为是很多声称看到不明飞行物的说法的原因。 各种类型的幻想也能歪曲知觉的内容。半睡的幻想和半醒的幻想，影响了处于熟睡与清醒之间的昏昏欲睡状态的很多人（海因斯，1988，61—62）。前者只是在刚要睡着的时候会发生，此时大脑的α波转换为θ波；后者刚好在醒来之前发生。在这些瞬间，实验对象可能经历了极其生动的、情绪饱满的、看起来非常真实的一幕。这些幻想被认为是人们有时在卧室中看到幽灵和其他幻象的原因。 集体幻觉是发生在一大群人中的另一种类型的知觉歪曲。在这样的幻觉发生以前，人群必须被调动到一个很高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由对看到重要的事情或奇迹的期望所引起的。1917年10月13日可能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70, 000人聚集在葡萄牙的阀体马村，期望看到一个来自天堂的奇迹标志。中午，一个被认为与圣母玛利亚有关的小孩向人们哭喊着要看太阳。他们那么做了，那时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在云中成漩涡状并陷入地球的太阳。当然，如果太阳确实移动了，将会引发遍布全球的地震仪的读数改变。而且，那里很多人确实没有看到不寻常之处，但是他们的报告被忽视了。无论如何，即使到今天，许多信徒还把这种漩涡太阳的观察看作是一种奇迹的证据。 最后，对记忆的操控也能歪曲我们回忆观察的方式。人类的记忆不像电脑完全正确地从它的硬盘回忆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容易受到很多影响的创造性过程。当人脑回忆图像时，它们是被点滴地找回的。然后，大脑通过一个交谈的过程来填补这个空白。大脑自然地、无意识地试图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一致的解释，但是确切地说，如何填补这一空白则取决于诸如回忆时人的感觉、其他人关于回忆的事情的建议，以及对所发生事情的自己的连续的报告，等等。考虑到记忆唤回一开始是选择性的，很多细节不可避免地被遗漏了，回忆的最终画面可能就在相当准确地呈现和完全伪造之间变化着。 这些效应仅仅代表了少数几种观察者的主观状态能影响人类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为了避免这种歪曲，科学研究把人类的观察限制到知觉失常和回忆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自然科学中，很多观察，即使不是大多数观察，是通过工具实现的，例如伏特表、盖革计数器和望远镜，这些东西的属性是人所共知的，并且是高度可预测的。然后将结果记录在诸如相纸、磁带或者光盘这样相对永久的介质上。在社会科学中，双盲取样和统计数据分析的技术把观察者同实验的结果隔离开来。这样的程序为避免实验者的主观状态歪曲数据提供了巨大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