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中，我们知道假说本身仅仅是猜测，在被相信以前，应该得到证据支持。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构成科学基础和迷信基础的假说。在科学上这一规则被严格遵守，但在迷信领域却经常被忽视。例如，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太阳是我们行星系的中心，而且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假说，与流行的托勒密假说地心说相反。接下来的几年里，发明了望远镜，由此，成千上万的观察都肯定了哥白尼的假说，否定了托勒密的假说。没有这些观察，哥白尼的假说永远都不会被接受。 相反，考虑一下——一个人偶然遇见一只黑猫会带来厄运——这样的迷信。从来没有收集支持这种假说的证据，也没有对此展开验证或进行实验。很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他或她遇见了一只黑猫，之后，在证券交易所丢了钱或者在一场车祸中受了伤，但可以肯定的是，相信偶然遇见一只黑猫就导致了损失或事故是毫无道理的。这样的推理构成了一种著名的谬误（误为因果）的经典案例。但尽管缺乏证据，很多人都相信黑猫假说。 但是，在深入探究证据的必要性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考察什么可以作为证据。权威的证词可以算作证据吗？古代的权威呢？《圣经》可以作为证据吗？答案是：科学的假说是关于自然世界的，所以只有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可以作为证据。每个科学实验都是实验者对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个实验的结果就是自然的回答。权威证词的问题是，对于在他或她的评价中权威的正确性，我们没有确定的知识。《圣经》的问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圣经》中说的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如果有人回答说《圣经》是通过神圣的灵感激发的，那么很明显的问题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有可观察到的证据支持吗?诉诸权威身份和《圣经》就等于推诿责任。 另一种被认为不可靠的证据类型是轶事性的证据。假设你患有癌症，一个朋友建议吃大蒜能够治愈它。你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并且在坚持一年中每天都吃一瓣大蒜后，癌症得以治愈了。大蒜治愈了癌症吗？这一类型的证据叫做轶事性证据，通常被科学所摒弃。轶事性证据的麻烦是由于太孤立不能建立起任何因果联系。因而，大蒜的证据忽视了成千上万患有癌症的人们已经吃了大蒜但是没能治愈的情况，也忽视了成千上万的没有吃任何大蒜，自发的免除了癌症的情况。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使时针倒转以便再一次尝试这个实验。 科学证据收集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一个实验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能够复制。意思是说，这个实验必须由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复验。可复制性能帮助确保实验的结果不是源于某一实验者在单一的时间和地点操作的特殊情况。此外，需要设计能够消除外部因素影响的可控制条件。以大蒜的例子为参考，也许治愈并不是受大蒜的影响而是受吃的其他东西的影响，或者受一千种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其他因素的任何一种或者任何这些因素的复合的影响。 支持迷信假说所提供的证据很少具有可复制性，即便它具有，结果也几乎总是不能支持假说。例如，对鬼神的信仰经常由于一个甚至更多的人宣称曾经在某个独特的场合看到过而得到支持。这个场合是不可能重复的。而且对精神现象的信仰，例如超感官知觉，有时宣称被包括齐纳卡片在内的实验所支持：卡片上印有十字形、圈形、波形线、星形和方形，一个观察者可以把这些卡片的图像“传送”给一个有心灵感应的接收者。但当在小心翼翼控制的条件下重复这些试验时，除了期望通过偶然性产生以外，结果再也不会重复。 在迷信假说中发现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们经常被制定的很含糊，以至于实质上不可能提供任何不含糊的证实。例如，根据“风水”（一种古时中国的巫术体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结果，噩运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是由于他住在有两个（或者更糟糕的有三个）门并成一排的房间或公寓里。但是确切地说，噩运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被解释为是噩运的东西可能明天就会变成好运。如果一个人今天在股票市场丢失1000美元，这也许会让他在以后更加小心，并且这种小心的增加会让他在以后能节省10000美元。 相反，科学的假说经常被数学语言所限定，或者它们至少能被翻译成某种数学的表达方式。这一事实提供了极其准确的证实，而且大体上促成了科学在过去500年所享有的非凡成就。例如， 1802年，法国化学家约瑟夫•路易斯•盖—吕萨克提出，如果一个密闭的装气体（任何气体）的容器中温度每升高1℃，那么气体的压力就会增加0.3663%的假说。这个假说已经由化学家和学生们在化学实验室中验证了成千上万次，结果发现它是正确的。 与含糊的问题紧密联系的是一个假说被限定的幅度。如果一个假说被制定的太广泛而普遍，以至于矛盾的证据也能为它进行确证，那么这个假说并不能真正地被任何东西所确认。例如，假设一位卫生保健行业的从业者提出一种关于饮食的假说：实行这种饮食是为了让你感觉良好，但是在它产生这种效果以前，你可能感觉虚弱或者和以前一样。当你坚持这种饮食六个月以后，报告说感觉仍然和以前一样，这位从业者会回答说你的经历确认了这个假说，因为这就是该饮食应该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假如这六个月后，你感觉良好或者虚弱，这位从业者会再一次说你的经历确认了这个假说。这种类型的假说并非真正科学。 1919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发现了关于假说的这个问题。作为回答，他论证道，任何真正的科学假说必须被足够严密地限定，以便它能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也就是说，这种假说必须是能被证伪的。在这一论述发表后的几年里，很多哲学家批评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因为严格说来，假说不那么容易受到驳斥。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3章所看到的，假说是能被否定（或者看似没有道理）的。因而，通过质询任何真正的科学的假说都可被证伪，我们保留波普尔的基本洞察。这就意味着为了使证据能反驳它们，假说应该被足够严密地限定。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假说就满足了这个标准，因为不能相互吸引的两个巨大的物体的发现可能会否定该假说。但是我们刚提到的饮食的假说缺乏否定力标准，因为没有任何结果能够反驳它。 关于与假说过于宽泛紧密相联的问题和假说的“特设性”修正的问题。例如，假设你是一位从事酒精中毒研究的社会学家，你提出了——酒精中毒是由在适宜的灯光下消费酒时的文化因素所引起的假说。但是，当你收集证据支持这种假说时，你发现来自这种文化的人相对很少是酗酒者。因此，你修正这种假说，认为仅当中毒者存在遗传的易患病体质，酒精中毒才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但是随后你又会发现，很多酗酒者喝酒是为了减轻抑郁症的痛苦或者其他的心理问题。因而，考虑到这个事实，你再一次修正这个假说。更深入的研究表明父母亲的喝酒方式也起着一定作用，这样你又增加了另一种修正。这些改变就叫做“特设性”修正，因为它们只是单纯为覆盖某些问题或者开始限定假说时没有发现的异常而引入的。 “特设性”修正的问题是：它的目的是对原初假说中证据支持的失败进行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修正被加入，这种假说就成为自我支持的了；它成为了一种对应该进行解释的现象的单纯描述。例如，假定我们引入某一个假说h去解释在一组实体A，B，C，D，E中某一现象x的发生。随着“特设性”修正的增加，我们发现A因为某种特殊的属性a而具有x，B因为b而具有x，等等。最后，我们的假说陈述：具有特殊属性a，b，c，d，e的任何人都表现了x。但是这组属性a，b，c，d，e仅仅是A，B，C，D，E的一种描述。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实体A具有x时，答案就是因为a，而a在那里只是A具有的某种独特的东西。把这种分析运用到酒精中毒的假说中，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某个人（我们叫他史密斯）是一个酗酒者，答案就是：史密斯先生是一个酗酒者，是因为他有一种导致他成为酗酒者的s属性。这种解释是空洞的。 “特设性”修正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导致假说非常复杂难于实施。与复杂相比，科学总是偏爱简单的。解释相同现象的两个假说，简单的总是更好的。这种偏好部分是源于美学性质，简单的假说总是比复杂的那个更“漂亮”。对简单的偏好也是由于对我们一直所称的“奥卡姆剃刀定律”的应用。“奥卡姆剃刀定律”是14世纪的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所提出的，它主张：若无必要，不应该增加理论的实体。当一个简单的理论同样能够很好地起作用时，为什么要一个复杂的理论呢？此外，较简单的还更容易实施。 奥卡姆剃刀定律的一个结论是，至少从开头说，自然主义的解释优先于超自然的解释。例如，在一些年代里，我们看到大量的报道，说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流泪、流油和流血。在看到这些雕像之后，成千上万信徒带着他们看到了神迹的信念离开了。不过，奥卡姆剃刀定律说，我们应该首先寻找自然主义的解释。也许，那些眼泪是空气中水分的冷凝，或者是雨水从雕像的裂缝渗透进雕像中。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恶作剧。科学家已经证明，通过在雕像的头部凿一个小洞，在该洞内灌入一些液体，然后在雕像的眼角擦掉一些涂料或油漆，可以造成眼睛流泪的假象。该液体将通过雕像的疏松材质渗透下来，并透过那些擦痕流走。 奥卡姆剃刀定律的另一个密切相关的结论是，基于已知实在的解释优先于那些基于奇妙的或怪异的现象的解释。例如，在秘鲁安德斯山脉的高处，有一个纳兹卡荒地。那块荒地的地面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几何图形，以及一些动物图案如猩猩、蜂鸟和蜥蜴。这些图案产生于一千多年前，是通过扒开覆盖在土地上的具有氧化铁表皮的沙石而描绘出的，由于其形状巨大，只有站在更高处才能把它们认成相应的图案。一个可接受的解释是：纳兹卡地区的印第安人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测量设备完成了那些画像，以便给居住在云层中的雨神留下印象。不过，畅销书作家埃瑞克•冯•丹尼肯却提出，那些线条代表外星飞船的着陆带，正是这些外星人从空中指导印第安人完成了这些画。由于其极其牵强的特点，这一解释看起来违背了奥卡姆剃刀定律。 回到证据支持的问题，确定一个假说是由证据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它们能够导致结果为真的预言。每个正确的预言都表明了对假说的一个重要支持。但是有些预言比其他的预言更好，最好的是那些揭示了看待世界的方式的预言，它们与假说的分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一个假说导致了这种类型的预言，而且如果那些预言是被证据所确认的，那么这种假说就赢得了一种特殊的支持。这样的一种假说揭露了隐藏着的关于自然的真理，若没有它，这种真理则永远不会被识别的。 此类预言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来自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假说。这个假说预言的一个结果是光受引力影响。尤其是这种假说预言来自一颗星星的光线穿过太阳时会在太阳的方向上发生弯曲。结果，这颗星星相对其他星星的位置看起来就会与我们平常观察到的不同。当然，在正常的条件下验证这种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其明亮的太阳光完全挡住了来自星星的光。但是在日食的时候可以验证它。这样的一个机会在1919年5月29日出现了，科学家们借此良机验证这个预言结果是正确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于是很快就被采纳了。几年之内，这一理论导致了原子能的发现。 产生惊人、新颖预言的假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据哲学家伊•拉卡托斯所称，正是由于这种类型的预言才区分了科学和伪科学。当然，不是每个科学的假说都会有爱因斯坦似的惊人预言，但是它们至少都与宽泛的、综合的、推出预言的假说完整地相联系。相反，以占星术为基础的假说已经流传了27个世纪，并且它们已经产生了不止一个被查证的惊人预言和不止一件对人类事件进程的新洞察。但它们没有对未来文明提供一个高明的计划，也没有在物理或者医学方面的未来发现给予任何线索。数个世纪以来它们没有促成任何进步，这也就是哲学家保罗•萨伽德把占星术列为伪科学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