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的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 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这所小学是两位留美乡绅筹款设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楼房，操场上"足篮排网"一应俱全，校舍内"图书馆"、"实验室"也应有尽有。笔者等三个土孩子初入此"洋学堂"，真是眼花缭乱，自惭土气熏人。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哪闻穷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丁当丁，上午8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丁当丁，下午3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丁当丁……"，好不热闹！ 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学生"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所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 时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无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丁当丁"丁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像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以从想像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②胡适之先生在这儿还有一条他没有完全"证实"的"假设"，那就是文言文已经"全死"，它绝对不可与白话文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并存"。这句话是当时欧美留学生以夷比夏、想当然耳的老说法，因为在欧洲古"希腊文"、"拉丁文"确已"全死"。那些古文字原是当年希腊、罗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语言。可是后来希腊、罗马不但亡了国，甚至亡了社稷。代之而起的却是千百万入侵的"蛮夷"（现代西欧白人的老祖宗）。原先那小撮希腊、罗马的"公民"，早已自历史上烟消云散。入侵的蛮夷自有他们的蛮夷舌之音。他们最后偷用一点希腊、拉丁字母就够了（现在越南、菲律宾还不是如此？）。可是日子久了，方言进步了，够用了，他们也就不再用希腊、拉丁这些死文字的"外国话"（foreign language）了。 我国的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祸国殃民的老头子，用的还不是这一句吗？你说它是文言呢？还是白话呢？ 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如流水马如龙"……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呢？ 写长篇小说，当然以白话文最为适宜，但是那些以浅显文言所写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也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畅销的历史。苏曼殊的小说也多半是以浅近的文言写的。那时的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绝对是一部"畅销书"（best seller）。以文言而写畅销书，这至少证明文言并未"全死"。 至于叙事文、纪录文、政论文等等的写作，则浅近的文言反往往比"纯白话"更为生动有力！笔者幼年即时常听到祖父的"清客"朋友们说要指导我们孩子们写"报纸文"。及长读各大报社论，才逐渐领悟什么叫作"报纸文"。抗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我们一日不读就若有所失。如不敏记忆无讹，则抗战八年中的"大公报社论"，就没有一篇是用"纯白话"写的。能写出那样撼摇四亿同胞心灵的"文体"，你能说它是"死文字"，不能做公共关系的媒介（public medium）？ 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吸收他人之精华，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 洋人语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们的传统上没有产生过像我们那样简捷的文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也就一定要搞掉我们自己的极有效率的大众传播工具呢？在海外久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我们如要举行个英语（或其他欧美语）讲演，我们可先把讲稿写好，由女秘书打得整整齐齐，然后上台照本宣读，宣读之后的"讲稿"便立刻可付印出版。 中文讲演可就不行了。讲中文实在不能把每个字都在讲稿上写出来。写出来了的讲稿，也不应该不加删减，便全部付印出版。这实在不是因为我们"口语"（spoken language）噜苏，而是我们的"记录文"（language for record; written language）太简洁。舍简洁而就噜苏，那算得是"进步"或"现代化"吗？ 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结果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③我国早期留学生，一般都犯了些不自觉的时代性的错觉，他们总欢喜在文化上以"英国"、"法国"、"意国"等和"中国"相提并论。这一错觉所形成的原因，第一便是这些国家也是些"文明古国"，文化辉煌，比中国进步得多；第二，它们在世界上也都张牙舞爪，俨然"列强"焉，比中国也强盛得多。因而做起比较文化研究来，他们也就和中国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时代错觉！那时他们太"抖"，我们太"鲁"。两两相比，我们还自惭形秽呢！胡适之先生在本篇里所做的中西"方言"比较研究，也就带着了不可避免的、他老人家青年时代的错觉。 胡氏所举的巴黎方言、普罗旺斯方言、托斯卡纳方言、英格兰中土方言（我们还可另外举出十几种）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如翻开地图，用比例尺来量量，便知道这些方言所流传的幅度，最多不过一二百公里。再把它们和中国一些方言来比，那它们之间的区别，直如我国的上海话与苏州话、成都话与重庆话、福州话与厦门话、广州话与台山话一类的区别罢了。它们怎能和我们--正如胡氏所指出的--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绵延四千英里的"官话"（白话）相提并论呢? 还有，在中国方言里为什么只有"官话"（或"国语"、"白话"）里出了些伟大的小说？近千年来才子如林的苏州、杭州反而出不了一两部"方言文学"呢？广州、福建、台湾也都是人文荟萃之区，为什么也出不了什么"方言文学"呢？难道我们的苏州佬、广州佬、福州佬、台湾佬……就一定比他们巴黎佬、普罗旺斯佬、托斯卡纳佬更笨，更没有文采？非也！我们方言文学之不能滋长，是因为我们有个全国一致通用的记录文字把它们规范了、约束了。这种记录文字也辅助了我们的"官话"的传播。一传播便是自哈尔滨直达昆明！拿欧洲来比，那就是自莫斯科直下马德里，说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官话"。 五四时代《新青年》派里的启蒙大师们，和新潮社里那批启蒙小师们，那时都是一些闻一以知十的才人。大家都欢喜思而不学地做大假设，下大结论。事实上那时我国的"现代学术"尚未萌芽。他们的"启蒙"之功不可没，但是那时的"现代学术"（着重"现代"二字）还不足以支持那样大的结论。 民族有福，现在差不多可算是国泰民安的时候了。希望青年一辈知识分子能多做点基本功夫，少讲点大话就好了。 ④胡适之先生说中国传统的"俗文学"被人鄙视了一千多年，文人学士不愿对它作有意识的提倡也是基本原因之一。这句话也值得商榷。若论对"俗文学"的提倡，17世纪的金圣叹（1608-1661）比20世纪的胡适之可能就有过之无不及。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场何以如此不同？就颇值得吾人深思了。他二人如易时而处，试问胡适之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就是笔者一再认为，中国文学史不能与中国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的基本原因。 ⑤我国自鸦片战后，国人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乃至复兴中华，再度领袖天下所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也不下数十个了。就大体说来，这些运动的远大目标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然吾人细思他们不同之间的症结所在，实不外乎"中""西"两字。大家都主张去自己之糟粕，采西方之精华。如此两相配合，便是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了。 殊不知近百年来，西方百货店橱窗内的精华太多了，我们在何择何从之间，早已自己打得头破血流。 至于我们自己这个汉家老店里的货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传家之宝，这个标准也难以确定。 一般说来，似乎保守派问题比较大，他们对新货的选择，缩手缩脚，不敢大量地采购；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样样都是祖宗所遗传，陈筐篮，破瓦罐，总是舍不得丢。结果老店依然，换了些西式门面，而内容如旧--店内送往迎来的，还只是一批戴瓜皮小帽的老掌柜。 激进派的工作似乎比较容易做。他在西洋百货店中，目不斜视，单刀直入，只买他认为是最好的。其实这一选择往往为广告所骗，搬回家全不适用；一切又得全行拆过改装，结果徒劳无功。他们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原意也是采精取华，大量清除糟粕。但是精华糟粕的界限如何，他们并没有受过鉴赏家的训练，结果老店之内玉石俱焚之后，却把个最大的糟粕--万恶之源的"帝王专制"保留下来。 记得那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一次蒋廷黻先生皱着眉头在谈论"组党"。我坐在一旁插了一句不知轻重的嘴："Will can move mountains."（意志可以移山）。蒋氏瞥了我一眼，微笑一下说："But will cannot move tradition."（意志不能动摇传统）。 "传统"--尤其是中世纪农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的传统，对我们现代化的阻力太大了。早期的孙中山先生也曾慨叹："破坏难于建设！" 还有，纵使我们把所有妨碍现代化的反动传统都"破坏"了，但是怎样才能把中西之长熔于一炉，也还是个大问题。就以盖房子而论罢。盖了座五十层西式大洋楼，再加上个黄金色的宫殿式大屋顶，就算是保存了"民族形式"、兼采"中西之长"了吗？最近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慨乎言之。那只是个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不伦不类的"唐人街建筑"，哪能算是兼采东西之长？ 中华民族如果想复振汉唐之盛，在21世纪文明里领袖群伦，它一定要真能把中西文明的精华，融会贯通起来，来铸造个崭新的中国文明。否则，我们便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胡适之先生六十年前便说过，我们要用批判的精神，检讨输入的学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来铸造个新文明--一个真正融会中西之长的新文明，而不是一个穿西服戴瓜皮帽，或着人民装佩尚方宝剑的古怪制度！ 闻鼙鼓而思将帅，在"五四"六十周年的今日，把胡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教导改进提升到80年代上来研究研究，还是有其极新鲜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