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卷录音里我想把所谓"文学革命"总结一下。 上面我曾说过，我本是个保守分子。只是因为一连串几项小意外事件的发生，才逐渐促使我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要义和真谛，也使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用白话所写的文学才是最好的文学和活文学。［这项认识］终于促使我在过去数十年一直站在开明的立场，甚至是激进的立场。我最初和住在美国大学宿舍里的中国同学们讨论时，站的便是这个立场。后来回国我撰文、写信和向社会公开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讲演著述］，站的还是这个立场。我的主要的论点便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只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时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 这一件是非，也便是1917年前半年的中心议题。但是我自己却一直等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考过博士学位的最后口试之后，才于7月回到国内。一回国我便发现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已在广大的读者圈中明确地和盘托出。那时的读者圈不太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 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 在北大我也被介绍认识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里的一批文学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都是一些有训练的传统学者，缺少现代语文的训练。但是他们都有志于语文改革，对"语文一致"的问题，皆有兴趣。"语文一致"的意思就是把口语和文学，合二为一。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很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根本放弃那个死文字，而专用活的白话和语体。 我受聘为该会会员之一，并经常和他们商讨这些问题。这时我就注意到他们都为一个问题所苦恼，这苦恼便是中国缺少一个标准白话。他们希望能有个在学校教学和文学写作都可适用的标准白话--他们叫它作"标准国语"。我当时就很严肃地向这些老学者们进言，我认为要有"标准国语"，必须先有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文学。所谓字典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先去查国语字典，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去写故事、小说、催眠曲或情歌。标准原是一些不朽的小说所订立的，现在和将来也还要这些伟大作品来加以肯定。 就拿现代的标准英语来说罢。近如1611年才刊行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译《圣经》，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及莎士比亚时代所产生的戏曲，才是真正促成英语标准化的原动力。它们的标准都不是从字典里找出的。我觉得我必须告诉这些［寻找标准国语的］人们一项最简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先有"标准"，然后才有"国语"；相反的是先有"国语（白话）文学"，其后才会产生"标准国语"的。 所以，在1918年的春季我就写了一篇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文章主题之外我又加了两条副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说文学是用国语写的，国语是写文学的语言。本文的全篇大意是阐明不要等到用文法和字典先把"标准国语"订好［然后才来写国语文学］，应该就以国语直接写文学。等到我们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自然就有了文学的国语了。 此文发表后的两三年之内，许多人也已看出其中的道理来。青年人也不再以没有"标准国语"而发愁了。他们就用群众的语言去做诗作文。我也以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它们已为国语订下了标准，当了国语教师，未要政府破费一文去建立学校和训练师资。我告诉他们说我本人就是从皖南的一个方言区域里出来的。我家乡的方言便是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但是我只是学了一两千汉字，就能欣赏《水浒传》等等的中国传统小说名著了。当我十来岁去上海读书时，我虽然还不会说"官话"（白话），我已经毫无困难地写起白话文了。 所以我后来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就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它的文法结构甚为简单。我们已经从这些小说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语言，一种有效的［文学］工具。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后来，事实证明我这句话是正确的。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1919年至1920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虽然这在1919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冶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五四运动倒是功不可没的。它把白话文派了实际的用场。在全国之内，被用来写作和出版。这些青年人的行为也证明了我的理论--我们从阅读欣赏名著小说，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应用］文字。 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长短篇小说，已经被［广大读者群］正式接受了。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代替文言，几乎已完全成功了，在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1921年。四年级老教材，则限至1922年［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1922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 因此在我们的斗争中，至少获得了部分的胜利。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以白话文为教育的工具。在此之前，纵使是小学教材，所用的也是已死的古文。这些死文字却必须要以各地人民所习用的活的方言来把它译成语体。所以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有关教育的一方面，却于1920年，在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明令［支持］之下得到了胜利①！ 1916年以后我们就试用活的文字来作一切文学的媒介；首先我们便尝试用白话文来做诗，一种中国诗界的新试验。1917年以后青年作家们，也就群起试做了。白话文很容易就被一般群众和青年作家们所接受。从1918年起，《新青年》杂志也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当然其中还偶尔有几篇简洁的古文，但是大体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白话为主了。特别是在1918年1月之后，所有的文学创作用的都是白话。因此从文学方面来说，白话文学在1916年和1917年间也就开始生产了。 当然文学方面的进度是相当缓慢的，不像教育方面，有一纸政府命令便可立见功效。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全国以白话文所写的活文学的生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当然我也应该指出，新文学各部门的发展并不平均。例如短篇小说就比长篇更成功，当然长篇小说也是有相当成就的。但是多数青年作家都是靠写作为生，他们实在写不起长篇，因为长篇太耗费时间和精力。戏剧的成果也较差，因为当时的观众仍然贪恋以歌舞为主的旧剧。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散文、小品、中篇叙事文、故事、小说、戏剧和新诗，各方面都有发展。四十年来的新诗更是大有成就。 今日回头看去，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实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因素。 第一，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1918年和1919年间，这一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琴南）。林氏本人不懂一句西文，但是他竟能以文言翻译了二百多种西洋小说［实数为一百八十种，二百八十一卷］。他说："吾固知古文之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那时甚至有人要想用暴力或迫害［来阻止新文学的流行］，但是也无济于事。 第二，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 第三，我应该说，文学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便是那些传统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这部小说有赛珍珠的英译本）、《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讽刺18世纪中国士子的小说《儒林外史》等名著已为它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说名著都是教授白话文的老师，都是使白话文标准化的促成者。这一基础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小说也已给它们的读者锻炼出一种文学工具。只要一旦障碍扫除，一有需要，也就一索即得了。 最后，也是第四个因素，便是这个中国的活文字本身的优点，足以促使运动成功，因为中国的语体文本身便是一种伟大而文法简捷的语文。这个语文居然简捷到使学者觉得到不需要文法的程度。 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所以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便是第四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上述这些成就，对我这位原始运动策划人来说，我还是感觉到不满意。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使白话文在四十年来就始终没有能成为完全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原因之一便是执政者的保守主义和［在文化改革上的］反动性质。它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普及］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 不过事实上这也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就拿这桩语文改良或文字革命来说罢，中国的执政者，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文人学者和教育家们不理解死文言和活白话不能在同一本教科书之内并存的。一反我多年来把文言从白话中滤掉的主张，那种文白夹杂--那种文人学者和教育家不知道文言白话根本不能并存的事实--在学校中使用的情形，把下一辈青年的头脑弄糊涂了。这一项混乱现象，实是保守成性的教育家们，想把文言文在学校课程中过早恢复的结果。 这一［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失败，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眼看四十年过去了，这运动至今还没有达成我当年的理想，我宁愿只提这两项最重要的原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