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装饰新年的宾馆，大伙儿忙得不可开交。 所有玻璃窗都喷上了红、白、绿的“新年快乐”的字样，还挂上了金银的丝缎。 大门口立着一棵枞树，上面装饰着闪亮的星星，还有一个被称做“雪爷爷”的玩具，其实就是模仿圣诞老人造型的洋娃娃。餐厅里，年轻的女服务员们坐在堆满饰物的餐桌前，一边谈笑一边用丝线、糨糊制作装饰品。 我经过的时候，女孩儿们叫住我问：“想回日本了吧。” 我说：“聂特、聂特、亚、聂、哈丘、达莫依（不，不，我—不—想—回家）。”女孩儿们听了笑话我：“瞎说的！不相信！” 一九七五年的正月到了。 我们有幸庆贺了三次新年。 以阿尔谢尼耶夫市长为首的官员们聚在餐厅，大家都盯着时钟。这时黑泽先生也进来了，问：“还没到时候吗？”然后大家一同倒数时钟的秒数。时针指向十二点的同时，香槟酒砰砰地打开了。大家举杯共祝： “司、诺毕姆、果多姆（新年快乐）！” “为黑泽先生干杯！” “为电影的成功干杯！” 扮演阿尔谢尼耶夫的萨洛明上前拥抱黑泽先生说： “我感到很幸福！” 凌晨一点。这次是日本的新年。 又是砰砰地开香槟，不断地干杯、干杯。乐队的演奏愈加热情洋溢，跳舞的人挤满了整个餐厅。 再过五个小时，就轮到莫斯科的新年了。大伙儿大概都打算喝到那时吧。 然而，拍摄工作还剩下相当多的部分没有完成。 最后决定，除了非在这里拍摄不可的场面以外，都带回莫斯科处理。 另外还要重拍被认定为故障（黑片）的部分。 黑泽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夜不成眠的日子仍在继续。伏特加从一瓶增加到两瓶。他在拍摄现场常常冲着中井先生发怒。懂日语的只有我们几个人，苏联方面的人员也只当他在大声说话而已。黑泽先生吼道： “里头那棵树怎么没有打灯光？快点！” 中井先生也没有输给他，回敬道：“现在正打着呢！又不是点火柴，三下两下怎么弄得好！” 这样旗鼓相当的也好。要是中井先生性格再柔弱一点的话，可能坚持不了多久。而黑泽先生也是对着中井先生才能随意破口大骂，尽情怒吼，也许这样才能燃烧心中积郁的能量吧。 一月十四日是倒霉透顶的一天。 早上九点出发，前往巴拉扎山。因为积雪，路已无法辨认。车子不断抛锚，工作人员只好下车搬运行李，或者排列成行，用接力的办法把器材传到拍摄现场。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拖了载着行李的雪橇，从山崖下往上爬，一行人已经精疲力竭。这次拍摄的就是这个拉着雪橇行进的场面。 镜头从队员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开始，因为要从下往上拉雪橇，做起来非常吃力。拍了四次都不理想。每次为了让积雪恢复原状，必须把脚印都抹去，这时藏在山崖下的演员和克尔希科夫只有保持着艰难的姿势等候在那里。 黑泽先生从一大早就一直耗在这上头，这时突然发疯似的怒吼起来： “柳巴（克尔希科夫的昵称）！快一点！光线就快不行了！快！快！” 克尔希科夫从山崖下面爬上来，说道： “可是，黑泽先生，雪橇太重，脚下非常危险。请您等一下。” 大家从早上一直饿着肚子，拍摄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大家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宾馆。 一进门，看到制作人松江阳一和阿伽加诺夫一边喝茶一边在交谈着什么。黑泽先生朝他们走去，我则回了房间。箕岛和圆井轮番来催问黑泽先生的饭准备好了没有，说是正等着呢。我匆忙换了衣服，煮了粥端到黑泽先生的房间。 黑泽先生已经在喝伏特加，一脸的愤懑。说是我们在严寒里饿着肚子辛辛苦苦拍戏，松江他们在干什么？！舒舒服服地在暖和地儿喝茶。你是制片人就必须来现场！火气十足。 又说：“今天熬了一整天，一点儿收获都没有！” “不过，雪太大了，害得车子出故障。”我说。对我的托词，黑泽先生好像很不耐烦，把一张画着画的纸递到我眼前。 “我真正想拍的是这样的画面！”他边说边对我挥舞那张纸。眼看搁在桌上的粥被推向一边，我正想，他是不是不想吃呢？黑泽先生突然吼道： “一直到现在！我真正想拍的镜头一个都还没有拍成！”接着就把手上的画撕得粉碎，狠狠扔在了地板上。 我正要把画捡起来，又是一声怒吼： “这是什么玩意儿！”接着他竟把粥碗朝我砸过来。一直以来，对于怒吼我已经习惯了，但砸东西这样动真格的事却是第一次。到了这地步，我也忍无可忍了。 “您这是干什么？黑泽先生！我不干了！”我一砸门，冲出了房间。 我郁愤难平，跑到楼下中井先生的房间去敲门。 中井先生正在为回日本的签证拍证件照，一身西服领带的打扮。他听我说完后，安慰我道：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小侬（我的昵称）呢？这也太过分了！”说着，竟忍不住大哭起来。 我喜欢这样的中井先生。最后反倒是我安慰了他一番。正要回房间，看见走廊上克尔希科夫朝这边走来。他喝醉了，日语变得有些怪怪的： “到底，怎么回事呀？黑泽先生一个人跑到餐厅来，冲我们发火，还说：‘日本人怎么一个都不在？我正生气呢！叫日本的工作人员都到我房间来！’” 然后圆井也来说黑泽先生叫我们去他那里。我说：“我不去。”然后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克尔希科夫敲门进屋，他抓着我的肩膀问： “怎么了？阿照（我的昵称），出了什么事？”我忽然悲从中来，就像中井先生那样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黑泽先生打电话来说要向我道歉，让我去他的房间。我们言归于好。 现在想来，那时的黑泽先生身处绝境，却还要忍受不安与孤独的折磨。我本应站在他的立场上多为他着想才对。如今已是追悔莫及。 一月十七日，我们终于撤离了阿尔谢尼耶夫市。我们乘坐中巴来到斯帕斯科达利尼车站，转乘火车沿着与来时相同的路线前往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正下着暴风雪。 我从此大概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西伯利亚的土地了。那些来为我们送行的餐厅的女孩子，也不会再相见了。 那时的黑泽先生，被不安与孤独折磨得身心俱疲。我们在一月十八日抵达莫斯科。 前途依然坎坷不平。 我们委托日本的人造花厂家制作了秋天的红叶以及枯黄的落叶寄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郊外，我们拍摄了秋天的场面。 由于胶片故障，需要重拍的峡谷里的场面，也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做好了峡谷的布景。 最令人欣慰的是，与我们同住乌克兰饭店的，还有日本海映画的松泽一直夫妇。 我们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在松泽先生家里受到款待。炸肉饼、醋拌凉菜以及咸菜的味道叫人难忘。 回到莫斯科以后，黑泽先生的脾气变得愈加暴躁，拍摄的时候总在不停地发火。 西伯利亚的雪刺伤了黑泽先生的双眼。他的腿脚衰弱了许多，身形也日渐消瘦。身心的疲惫正接近极限。 拍摄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日结束。接下来的剪辑和音乐等后续工作，黑泽先生拖着劳累的身体，居然也挺过来了。 黑泽先生于六月十八日返回了日本。 我因为要参加工作人员的欢送会，也为了把在动物市场买的一只俄罗斯蓝猫带回国，还需办理一些手续，所以一个人留下来，打算乘坐六月二十五日的飞机回国。 回国那天，克尔希科夫和服装、剪辑的工作人员一起来饭店送我，他们还为我做了一个装猫的纸箱。 克尔希科夫和制作部的基尔肖恩等人送我到舍列梅捷耶夫机场。 在登机口，克尔希科夫说： “再往前走就是外国了，我们不能进去。达司比达尼亚（再见了），阿照！” 说着走上前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 “谢谢！达司比达尼亚！” 我提上装着猫的纸箱，擦着眼泪登上了台阶。 《德尔苏·乌扎拉》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在日本公映。九月，在苏联公映，并获得莫斯科电影节金奖，以及一九七六年第四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五年后的一个深夜，莫斯科的松泽夫人打来电话。 “野上，你千万别太吃惊了。我听说柳巴（克尔希科夫）死了。好像是被人杀害的。” 我挂断电话后仍不能相信，于是又打电话到克尔希科夫家，用我蹩脚的俄语确认这个消息，回答是肯定的。 后来听说，他因头部受伤被送进医院，却耽搁了三天没有得到治疗。我还听说我送给他的索尼手表也被人抢走了，难道是谋财害命？不过，还在拍电影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我们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苏联人都刻意回避着我们。克尔希科夫没有等到经济改革的开放年代，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迪马，曾在电影中扮演阿尔谢尼耶夫的儿子，也在服完兵役后自杀了。 还有阿伽加诺夫、录音师奥利亚、美工克拉西亚也都离开了人世。 去年（一九九九年），我在莫斯科见到萨洛明的时候，听他说起扮演德尔苏的穆祖克也于前年去世了。萨洛明还告诉我，穆祖克和德尔苏一样，晚年丧失了视力。 中井先生也于一九八八年去世。 与黑泽先生也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明知黑泽先生是害怕孤独的人，我怎么就没能多关心他一些呢？ 二十五年前的那些不再复返的日子啊，惟一留下的，是令我心痛的思念。 为了装饰新年的宾馆，大伙儿忙得不可开交。 所有玻璃窗都喷上了红、白、绿的“新年快乐”的字样，还挂上了金银的丝缎。 大门口立着一棵枞树，上面装饰着闪亮的星星，还有一个被称做“雪爷爷”的玩具，其实就是模仿圣诞老人造型的洋娃娃。餐厅里，年轻的女服务员们坐在堆满饰物的餐桌前，一边谈笑一边用丝线、糨糊制作装饰品。 我经过的时候，女孩儿们叫住我问：“想回日本了吧。” 我说：“聂特、聂特、亚、聂、哈丘、达莫依（不，不，我—不—想—回家）。”女孩儿们听了笑话我：“瞎说的！不相信！” 一九七五年的正月到了。 我们有幸庆贺了三次新年。 以阿尔谢尼耶夫市长为首的官员们聚在餐厅，大家都盯着时钟。这时黑泽先生也进来了，问：“还没到时候吗？”然后大家一同倒数时钟的秒数。时针指向十二点的同时，香槟酒砰砰地打开了。大家举杯共祝： “司、诺毕姆、果多姆（新年快乐）！” “为黑泽先生干杯！” “为电影的成功干杯！” 扮演阿尔谢尼耶夫的萨洛明上前拥抱黑泽先生说： “我感到很幸福！” 凌晨一点。这次是日本的新年。 又是砰砰地开香槟，不断地干杯、干杯。乐队的演奏愈加热情洋溢，跳舞的人挤满了整个餐厅。 再过五个小时，就轮到莫斯科的新年了。大伙儿大概都打算喝到那时吧。 然而，拍摄工作还剩下相当多的部分没有完成。 最后决定，除了非在这里拍摄不可的场面以外，都带回莫斯科处理。 另外还要重拍被认定为故障（黑片）的部分。 黑泽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夜不成眠的日子仍在继续。伏特加从一瓶增加到两瓶。他在拍摄现场常常冲着中井先生发怒。懂日语的只有我们几个人，苏联方面的人员也只当他在大声说话而已。黑泽先生吼道： “里头那棵树怎么没有打灯光？快点！” 中井先生也没有输给他，回敬道：“现在正打着呢！又不是点火柴，三下两下怎么弄得好！” 这样旗鼓相当的也好。要是中井先生性格再柔弱一点的话，可能坚持不了多久。而黑泽先生也是对着中井先生才能随意破口大骂，尽情怒吼，也许这样才能燃烧心中积郁的能量吧。 一月十四日是倒霉透顶的一天。 早上九点出发，前往巴拉扎山。因为积雪，路已无法辨认。车子不断抛锚，工作人员只好下车搬运行李，或者排列成行，用接力的办法把器材传到拍摄现场。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拖了载着行李的雪橇，从山崖下往上爬，一行人已经精疲力竭。这次拍摄的就是这个拉着雪橇行进的场面。 镜头从队员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开始，因为要从下往上拉雪橇，做起来非常吃力。拍了四次都不理想。每次为了让积雪恢复原状，必须把脚印都抹去，这时藏在山崖下的演员和克尔希科夫只有保持着艰难的姿势等候在那里。 黑泽先生从一大早就一直耗在这上头，这时突然发疯似的怒吼起来： “柳巴（克尔希科夫的昵称）！快一点！光线就快不行了！快！快！” 克尔希科夫从山崖下面爬上来，说道： “可是，黑泽先生，雪橇太重，脚下非常危险。请您等一下。” 大家从早上一直饿着肚子，拍摄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大家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宾馆。 一进门，看到制作人松江阳一和阿伽加诺夫一边喝茶一边在交谈着什么。黑泽先生朝他们走去，我则回了房间。箕岛和圆井轮番来催问黑泽先生的饭准备好了没有，说是正等着呢。我匆忙换了衣服，煮了粥端到黑泽先生的房间。 黑泽先生已经在喝伏特加，一脸的愤懑。说是我们在严寒里饿着肚子辛辛苦苦拍戏，松江他们在干什么？！舒舒服服地在暖和地儿喝茶。你是制片人就必须来现场！火气十足。 又说：“今天熬了一整天，一点儿收获都没有！” “不过，雪太大了，害得车子出故障。”我说。对我的托词，黑泽先生好像很不耐烦，把一张画着画的纸递到我眼前。 “我真正想拍的是这样的画面！”他边说边对我挥舞那张纸。眼看搁在桌上的粥被推向一边，我正想，他是不是不想吃呢？黑泽先生突然吼道： “一直到现在！我真正想拍的镜头一个都还没有拍成！”接着就把手上的画撕得粉碎，狠狠扔在了地板上。 我正要把画捡起来，又是一声怒吼： “这是什么玩意儿！”接着他竟把粥碗朝我砸过来。一直以来，对于怒吼我已经习惯了，但砸东西这样动真格的事却是第一次。到了这地步，我也忍无可忍了。 “您这是干什么？黑泽先生！我不干了！”我一砸门，冲出了房间。 我郁愤难平，跑到楼下中井先生的房间去敲门。 中井先生正在为回日本的签证拍证件照，一身西服领带的打扮。他听我说完后，安慰我道：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小侬（我的昵称）呢？这也太过分了！”说着，竟忍不住大哭起来。 我喜欢这样的中井先生。最后反倒是我安慰了他一番。正要回房间，看见走廊上克尔希科夫朝这边走来。他喝醉了，日语变得有些怪怪的： “到底，怎么回事呀？黑泽先生一个人跑到餐厅来，冲我们发火，还说：‘日本人怎么一个都不在？我正生气呢！叫日本的工作人员都到我房间来！’” 然后圆井也来说黑泽先生叫我们去他那里。我说：“我不去。”然后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克尔希科夫敲门进屋，他抓着我的肩膀问： “怎么了？阿照（我的昵称），出了什么事？”我忽然悲从中来，就像中井先生那样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黑泽先生打电话来说要向我道歉，让我去他的房间。我们言归于好。 现在想来，那时的黑泽先生身处绝境，却还要忍受不安与孤独的折磨。我本应站在他的立场上多为他着想才对。如今已是追悔莫及。 一月十七日，我们终于撤离了阿尔谢尼耶夫市。我们乘坐中巴来到斯帕斯科达利尼车站，转乘火车沿着与来时相同的路线前往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正下着暴风雪。 我从此大概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西伯利亚的土地了。那些来为我们送行的餐厅的女孩子，也不会再相见了。 那时的黑泽先生，被不安与孤独折磨得身心俱疲。我们在一月十八日抵达莫斯科。 前途依然坎坷不平。 我们委托日本的人造花厂家制作了秋天的红叶以及枯黄的落叶寄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郊外，我们拍摄了秋天的场面。 由于胶片故障，需要重拍的峡谷里的场面，也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做好了峡谷的布景。 最令人欣慰的是，与我们同住乌克兰饭店的，还有日本海映画的松泽一直夫妇。 我们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在松泽先生家里受到款待。炸肉饼、醋拌凉菜以及咸菜的味道叫人难忘。 回到莫斯科以后，黑泽先生的脾气变得愈加暴躁，拍摄的时候总在不停地发火。 西伯利亚的雪刺伤了黑泽先生的双眼。他的腿脚衰弱了许多，身形也日渐消瘦。身心的疲惫正接近极限。 拍摄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日结束。接下来的剪辑和音乐等后续工作，黑泽先生拖着劳累的身体，居然也挺过来了。 黑泽先生于六月十八日返回了日本。 我因为要参加工作人员的欢送会，也为了把在动物市场买的一只俄罗斯蓝猫带回国，还需办理一些手续，所以一个人留下来，打算乘坐六月二十五日的飞机回国。 回国那天，克尔希科夫和服装、剪辑的工作人员一起来饭店送我，他们还为我做了一个装猫的纸箱。 克尔希科夫和制作部的基尔肖恩等人送我到舍列梅捷耶夫机场。 在登机口，克尔希科夫说： “再往前走就是外国了，我们不能进去。达司比达尼亚（再见了），阿照！” 说着走上前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 “谢谢！达司比达尼亚！” 我提上装着猫的纸箱，擦着眼泪登上了台阶。 《德尔苏·乌扎拉》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在日本公映。九月，在苏联公映，并获得莫斯科电影节金奖，以及一九七六年第四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五年后的一个深夜，莫斯科的松泽夫人打来电话。 “野上，你千万别太吃惊了。我听说柳巴（克尔希科夫）死了。好像是被人杀害的。” 我挂断电话后仍不能相信，于是又打电话到克尔希科夫家，用我蹩脚的俄语确认这个消息，回答是肯定的。 后来听说，他因头部受伤被送进医院，却耽搁了三天没有得到治疗。我还听说我送给他的索尼手表也被人抢走了，难道是谋财害命？不过，还在拍电影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我们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苏联人都刻意回避着我们。克尔希科夫没有等到经济改革的开放年代，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迪马，曾在电影中扮演阿尔谢尼耶夫的儿子，也在服完兵役后自杀了。 还有阿伽加诺夫、录音师奥利亚、美工克拉西亚也都离开了人世。 去年（一九九九年），我在莫斯科见到萨洛明的时候，听他说起扮演德尔苏的穆祖克也于前年去世了。萨洛明还告诉我，穆祖克和德尔苏一样，晚年丧失了视力。 中井先生也于一九八八年去世。 与黑泽先生也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明知黑泽先生是害怕孤独的人，我怎么就没能多关心他一些呢？ 二十五年前的那些不再复返的日子啊，惟一留下的，是令我心痛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