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拍摄终于开始了。 一大早就接到黑泽先生的电话： “今天天气不要紧吧？” 无论是拍摄什么，这样的电话就像一日之始的寒暄。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第一副导演瓦西里耶夫。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发吧。” 不管怎样，今天是第一天。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开始吧。我立刻通知黑泽先生出发。 我们前往从宾馆窗口就能看到的阿拉扎山。场号55，新绿点点的密林。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经过的场景。虽然剧本上只是一行字，但拍摄起来却没那么简单。云彩太厚，或是队列不齐等等问题，下午三点半，终于拍完一个镜头。 炊事班的士兵们在空地上做好了午饭等待着我们。我们轮流在临时搭起来的长桌边坐下来吃饭。 桌上放着一个个切成手风琴状的黑面包，俄国人喜欢就着切细的蒜末吃面包，这种有点酸味的黑面包非常美味。午饭一定有汤，大多是罗宋汤的风味，大锅里积着一层约五公分厚的鲜黄的油脂。肉通常是烤羊肉。一个景象令我吃惊不已： 一只蜱螨从克拉西亚的头发上落下来，正好掉在他面前的汤盘里。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用汤匙把蜱螨捞起来，“咻”的一声扔到身后去了。 中井先生是京都人，说是闻到葵花籽油的味道就没了食欲。还说：“哪怕有凉豆腐和腌白菜都好。” 宾馆里为日方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吃晚餐的房间，一位胖大婶为我们端饭送菜，可惜内容还是坚硬的肉块和油腻的食物居多。 黑泽先生通常一个人喝干一瓶伏特加。说来他也六十四岁了，这体力可不一般。据他说不喝就无法入眠。 有一次克尔希科夫与我们共进晚餐。 黑泽先生又要了一瓶伏特加。这时如果对他说“您还是别喝了……”只会适得其反，于是我和箕岛一同去餐厅里把那瓶伏特加往洗脸池里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再装满水拿回来。伏特加看起来跟水没有两样，所以兑了水也看不出来。 午餐的景象。美术导演把落在汤里的蜱螨随手扔了出去。我正要往黑泽先生的杯子里倒伏特加的时候，克尔希科夫瞪大眼睛朝我做了个鬼脸。他后来告诉我：“你骗得过黑泽先生的眼睛，可骗不过我。这里卖的伏特加哪有装那么满的？我一眼就看穿了。”说着大笑起来。 到了夏天，宾馆附近有露天集市。卖货的几乎都是亚裔人种，长年的艰辛刻在他们的脸上。有的人只是把在自己地里摘的两三条黄瓜摆在面前静静等待买家的光顾。 我从一大早就期待着去逛集市，那里可以让我身心放松。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买了鸡蛋回到宾馆，嘱咐餐厅的厨房晚餐煮俄国米饭。厨房的女孩子们都才十五六岁，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对我们总是笑脸相迎。 晚饭的时候，虽然外国米饭干而散，但浇上酱油味儿的生鸡蛋，那滋味可口极了。中井先生更是高兴得几乎要落泪。黑泽先生平时总是笑话中井先生，说这家伙大老远跑到外国来却想吃日本菜，这次却开心地说： “还是日本饭好吃啊！” 我的房间渐渐变成日式厨房，黑泽先生打电话来不再只谈天气，叫“外卖”的电话越来越多。“能不能做点儿粥？”或是“肚子饿了，来碗蒜蓉炒饭吧。” 中井先生的艰辛还不止是饮食问题。关键的摄影器材以及劣质胶卷也害苦了他。 首先是七十毫米的摄影机重得要命，三个壮实的助手才搬得动。况且随时都是两台机器，地点转移的时候特别辛苦。 中井先生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却无法从日本带助手来，只好“单身赴任”。跟俄国人说话时，他只能自顾自地说日语。即使这样，苏联方面的助手们都喜欢他，“中井”长“中井”短地叫个不停。 前半部分担任摄影机B的费吉亚是个好脾气的胖子，他常常一边照着写在小笔记本上的日语一边追在中井先生后头搭话： “中井先生，便秘？麻烦？麻烦？” “嗯。麻烦。费吉亚先生，不便秘？” “不，不，不。” 就这样无关紧要的话题两人也能谈得很开心。 这个费吉亚后来却因为苏联方面的考虑，被共产党员冈特曼替换了。 使用的胶片据说是爱克发牌的，其实不过是占领德国的时候，没收了爱克发的设备带回国后，才开始生产的国产胶片。当时日本使用的是感光度ASA100到120的胶片，而苏联胶片感光度最多只有ASA40左右，质量低劣，自始至终故障不断。 制片人阿伽加诺夫说：“胶片一旦受潮就会膨胀，千万不要往胶片盒里塞长度超过五十米的胶片。”否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摄影机就转不动了。 工作样片从洗印厂送到外景地，胶片上有些乳剂涂得不匀的地方，大概因为黑片（故障）禁止使用的关系，拿回来的样片上凡是这样的地方都被毫不留情地打了孔。有的孔大大咧咧地打在画面正中，难怪黑泽先生要大发雷霆。 我被黑泽先生叫到屋里。 “这到底是谁决定的？这可是我们没日没夜辛辛苦苦拍的片子啊！那都是些什么呀？用打孔机打那么多洞，简直一塌糊涂！不打孔的话，很多部分也许是可以用的啊！能不能用，不是说好让我们来决定的吗？” 说着，一边用大手擦泪。黑泽先生难过得哭了。他说的这些我也有同感。 十月二十日下了第一场雪，秋天的场景还剩很多没有拍。当地的天气迅速从秋天转向冬天。 随着寒风吹来，露天集市也没有了，空荡荡的摊位上薄薄的积雪被风吹得翻飞起舞。 黑泽先生望着宾馆窗外下个不停的雪，叹息道： “我现在，整个就是拿破仑的心境！” 松江制片人和河崎保回了日本。 替换他们的，是从莫斯科派来的圆井一夫。他在莫斯科电影学院进修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这部电影的准备工作。中井先生以前就向苏联方面要求过，想请这个年轻人来担任技术翻译兼副导演。 这回中井先生终于可以轻松一些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拍摄终于开始了。 一大早就接到黑泽先生的电话： “今天天气不要紧吧？” 无论是拍摄什么，这样的电话就像一日之始的寒暄。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第一副导演瓦西里耶夫。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发吧。” 不管怎样，今天是第一天。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开始吧。我立刻通知黑泽先生出发。 我们前往从宾馆窗口就能看到的阿拉扎山。场号55，新绿点点的密林。 阿尔谢尼耶夫一行经过的场景。虽然剧本上只是一行字，但拍摄起来却没那么简单。云彩太厚，或是队列不齐等等问题，下午三点半，终于拍完一个镜头。 炊事班的士兵们在空地上做好了午饭等待着我们。我们轮流在临时搭起来的长桌边坐下来吃饭。 桌上放着一个个切成手风琴状的黑面包，俄国人喜欢就着切细的蒜末吃面包，这种有点酸味的黑面包非常美味。午饭一定有汤，大多是罗宋汤的风味，大锅里积着一层约五公分厚的鲜黄的油脂。肉通常是烤羊肉。一个景象令我吃惊不已： 一只蜱螨从克拉西亚的头发上落下来，正好掉在他面前的汤盘里。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用汤匙把蜱螨捞起来，“咻”的一声扔到身后去了。 中井先生是京都人，说是闻到葵花籽油的味道就没了食欲。还说：“哪怕有凉豆腐和腌白菜都好。” 宾馆里为日方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吃晚餐的房间，一位胖大婶为我们端饭送菜，可惜内容还是坚硬的肉块和油腻的食物居多。 黑泽先生通常一个人喝干一瓶伏特加。说来他也六十四岁了，这体力可不一般。据他说不喝就无法入眠。 有一次克尔希科夫与我们共进晚餐。 黑泽先生又要了一瓶伏特加。这时如果对他说“您还是别喝了……”只会适得其反，于是我和箕岛一同去餐厅里把那瓶伏特加往洗脸池里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再装满水拿回来。伏特加看起来跟水没有两样，所以兑了水也看不出来。 午餐的景象。美术导演把落在汤里的蜱螨随手扔了出去。我正要往黑泽先生的杯子里倒伏特加的时候，克尔希科夫瞪大眼睛朝我做了个鬼脸。他后来告诉我：“你骗得过黑泽先生的眼睛，可骗不过我。这里卖的伏特加哪有装那么满的？我一眼就看穿了。”说着大笑起来。 到了夏天，宾馆附近有露天集市。卖货的几乎都是亚裔人种，长年的艰辛刻在他们的脸上。有的人只是把在自己地里摘的两三条黄瓜摆在面前静静等待买家的光顾。 我从一大早就期待着去逛集市，那里可以让我身心放松。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买了鸡蛋回到宾馆，嘱咐餐厅的厨房晚餐煮俄国米饭。厨房的女孩子们都才十五六岁，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对我们总是笑脸相迎。 晚饭的时候，虽然外国米饭干而散，但浇上酱油味儿的生鸡蛋，那滋味可口极了。中井先生更是高兴得几乎要落泪。黑泽先生平时总是笑话中井先生，说这家伙大老远跑到外国来却想吃日本菜，这次却开心地说： “还是日本饭好吃啊！” 我的房间渐渐变成日式厨房，黑泽先生打电话来不再只谈天气，叫“外卖”的电话越来越多。“能不能做点儿粥？”或是“肚子饿了，来碗蒜蓉炒饭吧。” 中井先生的艰辛还不止是饮食问题。关键的摄影器材以及劣质胶卷也害苦了他。 首先是七十毫米的摄影机重得要命，三个壮实的助手才搬得动。况且随时都是两台机器，地点转移的时候特别辛苦。 中井先生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却无法从日本带助手来，只好“单身赴任”。跟俄国人说话时，他只能自顾自地说日语。即使这样，苏联方面的助手们都喜欢他，“中井”长“中井”短地叫个不停。 前半部分担任摄影机B的费吉亚是个好脾气的胖子，他常常一边照着写在小笔记本上的日语一边追在中井先生后头搭话： “中井先生，便秘？麻烦？麻烦？” “嗯。麻烦。费吉亚先生，不便秘？” “不，不，不。” 就这样无关紧要的话题两人也能谈得很开心。 这个费吉亚后来却因为苏联方面的考虑，被共产党员冈特曼替换了。 使用的胶片据说是爱克发牌的，其实不过是占领德国的时候，没收了爱克发的设备带回国后，才开始生产的国产胶片。当时日本使用的是感光度ASA100到120的胶片，而苏联胶片感光度最多只有ASA40左右，质量低劣，自始至终故障不断。 制片人阿伽加诺夫说：“胶片一旦受潮就会膨胀，千万不要往胶片盒里塞长度超过五十米的胶片。”否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摄影机就转不动了。 工作样片从洗印厂送到外景地，胶片上有些乳剂涂得不匀的地方，大概因为黑片（故障）禁止使用的关系，拿回来的样片上凡是这样的地方都被毫不留情地打了孔。有的孔大大咧咧地打在画面正中，难怪黑泽先生要大发雷霆。 我被黑泽先生叫到屋里。 “这到底是谁决定的？这可是我们没日没夜辛辛苦苦拍的片子啊！那都是些什么呀？用打孔机打那么多洞，简直一塌糊涂！不打孔的话，很多部分也许是可以用的啊！能不能用，不是说好让我们来决定的吗？” 说着，一边用大手擦泪。黑泽先生难过得哭了。他说的这些我也有同感。 十月二十日下了第一场雪，秋天的场景还剩很多没有拍。当地的天气迅速从秋天转向冬天。 随着寒风吹来，露天集市也没有了，空荡荡的摊位上薄薄的积雪被风吹得翻飞起舞。 黑泽先生望着宾馆窗外下个不停的雪，叹息道： “我现在，整个就是拿破仑的心境！” 松江制片人和河崎保回了日本。 替换他们的，是从莫斯科派来的圆井一夫。他在莫斯科电影学院进修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这部电影的准备工作。中井先生以前就向苏联方面要求过，想请这个年轻人来担任技术翻译兼副导演。 这回中井先生终于可以轻松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