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奥莉娅娜提供了一次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机会。早在孩童时期，她同这个国家之间就有一个约定：“那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是要热爱美国，即便是美国人来到我们国家轰炸我们，并炸死了在学校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十三岁的小男孩的时候，我仍然要热爱美国。最终，在八月十一日，美国人到达了佛罗伦萨。对于我来说，在我童年的幻想中，美国人始终是那些身穿卡其色制服的天使。他们实在是奇妙极了，我开始梦想着能够去美国。多年之后，我来到了这里，并且打心底爱上了美国，这个我梦中的国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她参加了庆祝罗马至洛杉矶航线首飞的发布会。她和一大队意大利记者同事同行。她再一次成为所有同行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参观了好莱坞、华盛顿还有纽约。半个世纪之后，这次旅行的随行翻译乔瓦娜·戈沃尼·萨尔瓦托雷还清楚地记得她。“奥莉娅娜当时是最年轻，也是最娇小的女孩，”她说道，“但是很难忽视她。她很有个性，说话也十分直接，从不拖泥带水，遮遮掩掩。”她还保存着那次旅行的一些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她和奥莉娅娜两个人正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另一张照片中，两人正在参观墓地。在相机镜头前，奥莉娅娜用手做出了牛角的手势，开起了玩笑。她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大衣，显得十分臃肿。剪短的齐刘海下，是她胖乎乎的脸庞。小帽子，手套，小包，一串珍珠，还有鞋跟并不算高的鞋子。她看起来像是一位年轻的老师。 “那时候她英语不太好，在采访的时候总是向我寻求帮助。”乔瓦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记者团会在纽约停留数日，奥莉娅娜告诉主编说她要去采访玛丽莲·梦露——美国电影界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女明星。这位女演员已经离开公众视线接近一年的时间。她已经和自己的电影工作室断了联系，离开了好莱坞，正住在纽约的公寓中，但没有人知道这座公寓的地址。有人说，人们很少见到她出门。就算出门，她也总是戴着黑色的假发以避免被别人认出。乔瓦娜陪着奥莉娅娜进行这次“狩猎”行动，“所有的人都说我们疯了。有一次我们先去了她朋友的一家剧场中，以为能够在那儿找到她。我们在剧场待了很长时间，挨间包厢去寻找，直到我们两人被关在了剧场内。我们就睡在了大厅里的沙发上。剧场的保安在凌晨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将我们撵了出来。” 这次寻找变得几近于疯狂。在两个夜晚，奥莉娅娜寻找了二十家餐厅，十八家夜总会，八家电影院和十四家剧场。意大利的记者们都愚弄她。快打消这个想法吧，其中一位同事提醒她，说她已经徒劳地找了六个月了。在“二十世纪福克斯”——一个可能有人知道这位女明星地址的地方，他们打趣地回答她：“当您找到她的地址后，如果能跟我们也说一下，我们会十分高兴的。”不久之后，这个年轻的寻找玛丽莲·梦露的意大利女记者自己本身就成了一条新闻。美国的同事们不时地询问她，打听她这次寻找活动的进展如何，他们彼此之间也就这次行动在打赌。在这次旅行的最后，她不得不接受没有采访到梦露的事实，一无所获地回到了米兰，但是她并不认输。她决定写一篇关于自己没能采访到玛丽莲·梦露的文章，她将自己设定为文章的主角。结果令读者十分喜欢，因为内容大受欢迎。 一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她说服了报社，让自己在好莱坞待上一段时间。在那个时期，对于一名意大利记者来说，这是一段昂贵的旅程。“他们给了我五百美元，可要想在洛杉矶生活，这根本不够。当然，一位美籍意大利女士为我提供了她花园里的车库，作为我的住所，这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然而，我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其他问题。车库里没有停放汽车，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间厕所。作为这些辛苦的回报，我的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也采访了不少明星。”这一次，她依旧需要一个人来帮她翻译英语。她找到了宝拉·勃兰特·肯尼利作为自己的向导。她在意大利出生，丈夫是一位记者兼剧作家，她跟随自己的丈夫迁到了美国。宝拉还清楚地记得陪奥莉娅娜在好莱坞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她并不觉得奥莉娅娜是一个住在车库中的人，相反，她把奥莉娅娜视作一位美籍意大利家庭的客人：“我告诉她所有关于好莱坞的流言飞语，帮助她为每次见面做好准备，并建议她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明星。” 她坐着宝拉的红色凯迪拉克转遍了整座城市。因为她自己不会开车，所以将方向盘交给了宝拉。多年之后，宝拉亲切地说起这个女孩来：“像一只惊弓之鸟——她很年轻，也很可爱，脸上表情丰富，但是透过她的眼睛，却能看出她内心的烦乱。”她对这个伟大的国度一无所知，她的语言也并不流利。然而，她绝对不允许自己犯错。就像父母经常对她说的那样，她应该做最出色的那个人。她低下头，默默地积攒力量，装作自己无所畏惧。连她第一次旅行的翻译乔瓦娜也记得这个女孩的复杂性格：“她很脆弱，但是她把侵略当作自己的铠甲。她会先发起进攻。结果就是，美国人经常被她吓得不轻。” 宝拉还记得，她没什么朋友，特别是几乎没有女性朋友。奥莉娅娜不喜欢同女人相处，她常说她们太容易背叛：“她心中的神话就是父亲爱德华多和大伯布鲁诺，她一直谈论他们两人。”她成了保拉的丈夫——比尔很要好的朋友。“她从他这里吸取采访的灵感，比尔帮她处理这些采访，这也十分罕见。”带着这份好奇心，她在日后成了一名伟大的旅行者，但是她惧怕飞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坐飞机，在飞机起飞后，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了一片刺绣开始忙活起来。‘我需要做这些活来帮助我忘记我们正处于高空中’，她跟我解释道。”她十分擅长做一些细微的活儿。从巴黎到米兰的航行中，她能够绣出两片叶子，宝拉给一位男性朋友这样写道。从罗马到纽约的航程中，她可以完成两朵配有叶子的花朵。 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帮助她近距离地研究了美国明星们的世界。好莱坞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八八七年——当一名中西部地区的清教徒先锋——哈维·威尔考克斯，决定抛弃污浊腐败的洛杉矶，定居于此的时候——这里仅仅是一片被野生橘树和冬青覆盖的荒野。威尔考克斯太太将他的这片大牧场称为好莱坞，正是取自冬青林之意。她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市长将会准许电影制作者——一名叫做威廉·塞里格的人在不远处的露天场所拍摄胶片。三个反抗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托拉斯反叛青年——萨缪尔·戈德温、杰西·拉斯基和赛西尔·德米尔——租用了大牧场中的一间牛棚用来拍摄电影。接下来发生的事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奥莉娅娜尝试着用批判的眼光打量一切事物，和《欧洲人》的读者们一同发掘美国的现实生活。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想什么就写什么，语言真诚且不加任何修饰。她感觉这座电影之城是“愚蠢的且天才云集的，腐败、堕落和清教徒式的，娱乐而又喧嚣恼人的”。令她好奇的是，连比弗利山庄的宾馆也被老鼠入侵并筑了窝。到了晚上，它们啃食物品的声音听起来比托斯卡纳的蝉鸣声还要喧闹嘈杂。对待每一件事，她都能从娱乐的眼光和严谨的职业视角去审视，从不遗漏任何一处细节。她和前罗马尼亚的流亡者让·尼古拉斯科成了朋友，他曾经在巴黎当过画家，现在则是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很有钱，他强制自己去购买各种艺术品。她拜访了葛丽泰·嘉宝的别墅，多年之后，她们两人在纽约也成了邻居。她也和光荣反战时期的遗存者——玛丽·碧克馥见面。她接待了奥莉娅娜，并使用法语交流——她始终相信，欧洲人只讲这一种语言。 奥莉娅娜的笔记本里满是文字，她十分擅长捕捉小的细节。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加利福尼亚大学三年级的哲学学生，向她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让她感到十分震惊：“您来自意大利，请您告诉我：南尼什么时候统一了萨拉盖特？”好莱坞天主教的神甫等待所有的演员都坐好，然后他喊一声“OK”，就可以开始进行弥撒仪式。公墓的导游领着她们参观了一个房间，上面装饰着一幅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翻印版本，和保存在米兰的原作相比，引导员对这幅翻印更加赞不绝口：“这幅是新的，而且这幅也更为巨大。” 晚上，她同宝拉和比尔一块儿出去，她想把一切都收于眼底。她去时尚场所——MOCAMBO酒吧和本瑟姆鸡尾酒会，还去了罗曼诺夫餐厅。她不停地发问，经常让同伴们感到筋疲力尽。她还被邀请到演员们的家中做客，同他们的家人一同用餐，在他们的泳池内游泳。有一晚，她在导演亨利·哈撒韦家中进餐，但很快就厌倦了和同桌只知道谈论家务和厨艺的妻子们坐在一起，转而同众多丈夫们坐在电视前观看拳击对抗赛。她开始渐渐融入美国名流们的世界，也用自己的方式去谈论他们中的任何人，细心且敏感地收集到了很多人脆弱的一面。她看到了之前只想唱歌和愉悦自己的朱迪·嘉兰，而这个小女孩现在却不得不成为明星，她每天都需要节食。洛丽泰·扬是个十分孤单的女人，她将念珠挂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用以在等红灯或者堵车时来打发时间。 有时，她也会因小小的复仇而感到满足。比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他并不想接见她。“她专门从意大利来采访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人是来自中国的呢。”她视他为偶像，然而只有在呼喊着“埃尔维斯来了！埃尔维斯来了”的人群面前，他才会为之所动。她对其他的人更有好感，比如法兰克·辛纳屈，多年之前当他和艾娃·加德纳还在罗马的时候，曾经以不友好的方式拒绝了奥莉娅娜的采访，而奥莉娅娜也发誓再也不采访这个男人，哪怕一个字。在好莱坞的一个夜晚，她在电影开始放映前发现了他：“我看着银幕，假装没有看到他。然而，法兰克·辛纳屈的记性真的十分好。灯光熄灭不久，有人用指头碰了我手臂一下，我回过头，看到他爽朗的笑容，他对我说：‘嗨，还在生气吗？’好吧，你的笑容足够麻醉一条蛇了，更不用说我只是一个女人。” 在好莱坞，她也从未忽略过任何事情。一位给她在意大利女星中做过介绍人的罗马朋友，给她写信道：“现在，在这里的我们都有一点儿想你。事实上，所有的演员都很平静，并没有人会生气，也没有人再去诅咒那个总是让我们像傻子一样丢脸的、噩梦般的奥莉娅娜了。真是遗憾啊。”在她遇到的所有演员中，她最喜欢的是杰恩·曼斯菲尔德，因为在她的身上，有她一直十分重视的品德——勇气。“她是好莱坞最可爱、最热情、最真诚，也是最受非议的女孩。她是唯一没有让我失望的女星。”奥莉娅娜这样评价她。奥莉娅娜用很长的时间去采访她，她因为杰恩的“厚脸皮”而感到高兴，听她讲述自己反常走红的原因。她蹿红并不是建立在她作为女演员天赋的基础上，主要是取决于她想要变成女明星的决心。 奥莉娅娜讨厌好莱坞的虚伪和傲慢，但这几乎是好莱坞人的通性。她将这些清楚地解释给读者：“通常当我靠近一位‘明星’的时候，我都会试着去感受他到底是不是一种真诚的生物。他们极少跟我谈论他们自己本身。只要不是特别愚蠢或者绝望的人，总是能从他们的手势和言语中，感受到一种虚假之意。他们在人前所表现出来的一面不但令人怀疑，也令人惊慌失措。他们习惯呈现出这种状态，只要不是身处于导演面前，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去做。”当人们去面对、感受虚伪的时候，首先会去猜测它，然后就会觉得这十分可笑。装腔作势的尤·伯连纳，在片场自负地接见了她。在奥莉娅娜的文章中，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场：“他装腔作势地为我‘优雅地’慢慢点燃了一支烟，然后用他肥厚的嘴吹灭了火柴，吹得既猛烈又温柔。如果我说他这一连串的行为没有让我感到心动的话，伯连纳先生可能会失望的。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她向《欧洲人》的读者们讲述了电影工作室的造星过程，拿金·诺瓦克举了个例子。金是一个有着捷克斯洛伐克血统的平淡无奇的女孩，她被从头到脚完全改造了一番——被改造成了一位女明星——现在正穿着一身红色连衣裙出现在奥莉娅娜眼前。“她就像在洛杉矶农产品市场上常见的加利福尼亚苹果，是那样柔嫩和丰满。”奥莉娅娜从她的经纪人那里得知了更多的细节，也将这些细节告诉了自己的读者们。“她之前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鸭子，不知道将手放在哪里，手里总是拽着一块手帕，并在人们的眼前傻笑且摇晃着。她穿衣品位也不怎么样。我们当时需要教给她多少东西啊！”尽管所有的人都觉得，即便她去了欧洲（戛纳），她也不可能出名，所有的文章都在诋毁她，她还是顺利 地结束了欧洲（戛纳）之行——这是一位人气明星的必经之路。“金带着十八件行李去了戛纳，她对吻手礼一无所知。‘当一个男人吻我手的时候，我会让他去这样做，然后我也会以亲吻他作为回礼。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并且嘲笑我。但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在好莱坞，奥莉娅娜体会到记者的力量正在逐渐变得强大。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在这个小城中工作，每周有十几份关于电影的杂志出版，这些杂志在全国的销量以百万为单位。记者们窥视着明星们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将一切公之于众。因此，明星们十分惧怕记者，对他们也恭恭敬敬。奥莉娅娜仔细地研究了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们——鲁埃拉·帕森斯、赫达·霍珀、希莉亚·格雷厄姆的工作方式——她们写的关于流言逸事的专栏文章同时被刊登在美国几百家报纸上。她还争取到和赫达·霍珀进行一次会谈的机会，并且记下了她给自己的建议：“不要顾及全部人的感受。去说所有人的坏话吧，当别人说你是一个阴险的人时，你要以此为荣。” 奥莉娅娜在美国的探索过程中，她依靠美籍意大利社团成员们的力量。她成为皮耶尔安杰利姐妹——玛丽莎和安娜·玛利亚的朋友，后者因为和詹姆斯·迪恩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而名声大噪。为了接近痴迷于汽车的威廉·霍尔登，她也获得了格雷戈里·贝尔纳迪尼的帮助，他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圣费南多谷主管菲亚特的办事处。为了能够有资格成为参加约瑟夫·科顿年度盛会的唯一受邀记者，她向嫁给理查德·贝斯哈特的瓦伦蒂娜·歌蒂丝求助。这是一场极其私密的盛典，但是苦闷的奥莉娅娜还是同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意大利妻子保拉·莫利早早地离开了。关于她同威尔斯第一次见面的事，她如实地告诉了读者：“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从离他坐的位置不到半米远的位置跳进了水中，这让他完全呆住了。我的身体完美地落在水面上，啪！池水也打湿了他身上精美的真丝套装。然而，你们知道当我在水中像只笨鹅一样扑腾着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吗？他突然发出了一阵妖怪般的笑声，然后褪去了夹克衫，脱掉袜子，将它们小心地挂起来吹干。接着他也一下跳进了池中，将安静的池水变成了一片暴风雨中的大海，然后用他的小拇指仿佛拽一只跳蚤一样地拽着我，对我说：‘我恨女人。她们敏感、现实，过于实用主义，无法揣测又难以捉摸，就像猛兽一样。我崇拜猛兽，因为它们令我高兴。你想和我共进晚餐吗？’” 自从在好莱坞的那次停留后，她去美国的旅行次数变得频繁起来。奥莉娅娜有一张无限期的入境签证，她也十分小心地收藏着它。她定期乘坐一趟飞往纽约的航班，身上带着她的那些刺绣，还有很长的需要讨论的话题清单。“有的是关于在美国进行访问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的是关于黑帮，有的是关于米奇·斯皮兰；有一份关于百老汇的调查，一份关于圣诞节的调查，还有一篇关于米勒夫妇的文章。”但是，她去得最多的还是好莱坞，在这里，她也养成了一些习惯：“因此，就他们如何对待我而言，我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待我十分和善。我只需要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告诉我‘过来吧，带着泳衣’。我比西德尼·波蒂埃还要黑，游泳也让我的骨头感到很不舒服。”现在的她已经能用很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很多演员也成了她的朋友。 多年之后，她还和雪莉·麦克雷恩一块儿驾车旅行。她们打算自西向东穿过美国大陆，但是没承想她们两人在旅行结束前激烈地争吵了一番，因此旅行提前结束了。这位女演员还记得当时的奥莉娅娜：“我跟她解释过，如果她给本地人拍照，他们会认为她是在偷走他们的灵魂。但是她并不听我解释，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拍照。我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讨论，然后就分开了。奥莉娅娜让人无法理解，本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放松之旅，可她却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中。” 事实上，她在旅行中带的笔记本里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字。在得克萨斯，她因为驾车超速被警察逮捕，被迫在监狱中度过一夜。奥莉娅娜被他们对交通规则的严谨态度而震惊：“在美国没有人超车。就算有五千辆、一万辆车，他们还是会选择等待，并且口中念念有词：‘超车太危险。’我不明白，这样的他们怎么还会遭遇车祸。”在沙漠中，她们的车子爆了胎，因此身处困境。“在那种空旷的地方，到处是死一样的寂静。在远处，我看到一辆汽车。我绝望地跑着。那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开着一辆雷诺在这里迷路了：‘不要向我求助，我也迷路了。’”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她们遭到了警察的检查。“他们问我们是否带了水果或者蔬菜——海关人员问道。‘没有。’我以典型的意大利式回答回应了对方。如果他们真的检查了，就会发现我们的汽车中装满了橘子、香蕉、葡萄和桃子，还有胡萝卜、芹菜和青椒。莎莉喜欢在吃青椒时加点盐。”在亚拉巴马州，她们在一座名为佛罗伦萨的小城做了停留，她在这里玩得十分愉快。 她写的关于美国明星的文章被编成了题目为“从锁孔中窥视好莱坞”的系列文章。从一九五七年秋天开始，这些文章被刊登在《欧洲人》上，并且大获成功。意大利的读者们还不习惯听到她用这种方式谈论明星。在明星们面前，奥莉娅娜没有任何畏惧，这也令公众十分喜欢。她还十分快乐、开朗、有着好奇心，带着读者和她一同来到这些名人的家中。她也始终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到最后，她自身就成了其中的一个人物，也凭这一点深受读者喜爱并被牢记于心。与此同时，她有时很没礼貌，她在书中赤裸裸地向读者表达出了她的愿望：她要一扫过去灰色的人生，重新书写她人生的新篇章。 一九五八年春天，隆加内西出版社提议她出版一本收录她文章的书。书的题目是 “好莱坞的七宗罪”。对于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奥莉娅娜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想写几本书。不是成为一名作家，只是写书而已，因为我爱书，我爱书的纸张。至少这样它们不会被用作包鞋纸。是的，有一次我拿着鞋子去鞋匠那里修鞋跟，他用印有我文章的纸张包起了我的鞋子。当我知道我的文章于出版一周后，就被人用来当废纸包鞋后 ，我感到有点恶心。” 对于自己的未来，书总是她考虑的中心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拿到自己的第一本书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就像刚生孩子一样令人兴奋。我开始发抖，然后跑到洗手间哭了起来。”奥逊·威尔斯给她的书作了序。在文章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运用自己的天赋和厚颜无耻的态度，将明星的世界赤裸裸地揭露给公众的年轻意大利记者的欣赏之情：“奥莉娅娜·法拉奇有一双来自托斯卡纳的批判的眼睛，她决定将目光投向我们这个喧嚣的地方，这真的令人高兴。”这位导演是第一个知道奥莉娅娜秘密的人，奥莉娅娜懂得将自己好战的记者秉性隐藏在令人困惑的女性面具之下。“玛塔·哈莉也很漂亮。这两个出色的间谍，在她的这个年代，都很好地利用了男性的偏见，也就是说在弱势的女性之中，越是没有魅力的女人越有智慧。在好莱坞，再也没有比发现一个漂亮女人更加普通的事情了。奥莉娅娜·法拉奇的优雅则令她不会被别人忽视。” 这本书的题词如是写道：献给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复仇的感觉十分的棒。已经被《欧洲人》读者们所熟知的奥莉娅娜，开始走进意大利公众的视野中。她的同事们，被这个头发蓬松的年轻女孩突如其来的成功吓得呆若木鸡，也争相去采访她。有的人还想拿她看似没有侵略性的脸庞开玩笑，将她描写成“一个有着花蕾般金黄头发的特殊外出采访者”。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都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几年之内让意大利新闻界的其他名字黯然失色的可怕对手。她变成了意大利唯一的记者——不管是在男记者还是女记者中——她被整个世界所熟悉，她的作品也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欧洲人》的新主编乔治·法多利也很快明白了，如果他们在封面刊登上她的文章，那么这期杂志就会有很好的销量。这本该是一个令人十分幸福的时刻，然而，在那些年里，她正在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中煎熬着。一段不幸福的爱情永远地改变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