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一句,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