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兹是一个肮脏、破旧的城市，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的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出烟雾，使整个城市上空漂浮着一层炭黑色的物质。另外，汽车污染、外层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玻璃窗也构成罗兹特有的风貌。罗兹如此缺乏魅力，与克拉科夫如此不同，使我被电影学校录取的喜悦心情突然降温，我怀疑自己能否在这里坚持五年。 罗兹的大部分建筑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建设的。城市的布局像纽约，建筑群笔直，纵横交错的马路呈九十度直角。市内唯一一条能够引以为自豪的主要街道叫比奥特科乌加大街，两旁有一个大旅馆和几座宏伟建筑。 由于历史原因，罗兹成为波兰的电影中心。二次大战结束时。波兰首都华沙到处是一片废墟。政府决定在距华沙最近的、条件具备的外地城市重建国家电影工业。就这样波兰电影工业建在了罗兹。因此，当人们准备创办一所国家电影学校时，自然就选择了已经拥有摄影棚和办公楼的罗兹市。以前曾是纺织工业大王私人住宅的一座十九世纪的大楼，被征用来作电影学校的教学楼。罗兹电影学校于一九四七年在这座大楼里正式开课。 在波兰这样一个如此贫穷、又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创办电影学校本来应被看作一种荒谬之举，但是创办电影学校的这种作法已在学校门口大厅竖立的一块列宁语录牌中得到充分肯定。语录牌上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电影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重要的。" 罗兹电影学校在许多方面的条件都是很好的。在战后资金全面短缺的情况下，学校装备精良，人员充足。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就像豪华大旅馆中服务员与客人的比例一样，教职员工的人数比学生要多，而且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教学楼中有两个放映室，几个照片冲洗暗房，几个剪接室，几个录音室，一个图书馆，几个教室，一个食堂，另外还有一个远非最不重要场所--酒吧。这个酒吧位于主楼梯的下面，是学校一切活动的中心。我们在课间的时候聚集在这里，大家或是拥在柜台上购买饮料，或是像大鸟笼中的鸟一样坐在楼梯上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和争论。有时我们还比赛跳楼梯，看谁一下跳得最高而又不使踝骨受伤。学校还有举行聚会、招待会和周末晚间舞会的场所。学生宿舍楼前的大公园里还有一个水塘，爱开玩笑的学生有时故意把我们推入水塘的泥浆水中让我们游泳。一年级的新生通常住在校外的学生宿舍或被分散住在市区内不同的小客栈内。他们非常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具有住在校内的优先权。 罗兹电影学校校领导的教学原则十分简单：既然所有学生到这里来学习拍电影，那就应该让他们学到尽可能多的实践经验。学校因此派一年级的学生到市内保罗斯基制片公司的剪接室和洗印车间进行长时间的实习。从第二学年开始，导演系的学生至少要拍两部一分钟长的无声短片，一部十至十五分钟长的纪录片和一部同样长度的故事片，另外还要拍一部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的毕业作品。但是，如果学生想再多拍一些习作，机会实际上是不限的。因为摄影系的学生为了上好实践课，老师发给他们数量可观的胶片，他们非常容易被导演系和制片系的学生收买过来，以便同他们合作，把他们几组简单的"漂亮镜头"剪接成一部真正的短片。毕业班的学生通常作为助理的角色跟摄制组参加实地拍摄。在学校，人们总可以看到导演系的学生四处寻找自愿者为他们将要开拍的习作担当演员或为他们编写剧本。 在第一学年，三个系的新生所上的大部分课程是公共课，这样一年级的新生便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混杂的群体。在这群新生中，有位摄影系的学生安杰伊·科斯坚科很快与我结下友谊；另有一位姓金的摄影系的学生来自朝鲜，他沉默寡言，不善言谈；还有一位导演系的学生叫亨里克·克扎内斯基，他的举止过于彬彬有礼，有时过分得出奇，他为发展同学间友情所作的一贯努力时常使我们啼笑皆非。他们三人在这样一个新生群体中显得十分和谐。我比以前更少见到祖比斯基，他常住在克拉科夫的家里，甚至一些重要的课他都不来，所以我能见到他的机会很少。 我的朋友圈不局限于一年级的新生。我还认识许多高年级的学生，我常去学校或去罗兹大旅馆看望他们。这家大旅馆有一个马丽诺娃餐厅和一个美人鱼酒吧，这里是所有电影界人士的聚会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正在筹备一部名为《夜终》的故事片。这部影片由三个小品组成，不过它比《三段故事》更完整，更少些纯意识形态的味道。这部影片的编剧明显受《罗生门》的影响，内容写的是三个不同的人物看待同一件由一群小流氓引出的事件。亚当·菲乌特和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分别扮演其中的两个人物。我不仅应邀扮演第三个人物，还应邀担任助理导演，因此我感到格外荣幸。 参加《夜终》的拍摄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很有特色的人物马雷克·赫拉斯哥。他是影片的对白作者之一。他不是罗兹电影学校的学生，但同电影学校的许多老校友有着深厚友谊，并享有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者的美誉。但马雷克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文学界。他生来就有叛逆的性格，是个魅力十足的混乱制造者。他装出一副无产者的样子，经常吹嘘自己具有驾驶重型卡车的经历。人们几乎每天晚上能在美人鱼酒吧看到他，他在那里总是找找茬儿，寻衅闹事。 罗兹电影学校实行的既严格又宽容的奇怪的校纪与校长罗曼·奥佐高乌斯基有关。奥佐高乌斯基校长的职务由政府任命，他矮小体弱，但和蔼可亲。学校从不进行每日点名，到课堂听课从来不是强制性的，学生甚至可以每年有一部分时间不在罗兹。但是，学生必须进行期末考试，并把考试成绩单交给各科老师签字。电影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是必修课。但在第一学年，我们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我们导演专业的基础--摄影上。我们长时间地呆在地下暗房里，围着放大机、冲片槽和烘干机不停地忙碌。老师认为我们对摄影一窍不通。摄影是一门如此重要的课程以至于任何失败都会导致学籍的自动注销。尽管祖比斯基才华出众，但他摄影课成绩平庸，最后被迫辍学。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终于能够拍摄一些质量可谓上乘的摄影作品。我的大部分摄影作品表现克拉科夫白雾弥漫的街道和儿童游戏的场面，但我也拍背景有裸体人像的静物，基卡和马杰乌斯的女友为我充当裸体模特。 我们在罗兹这些年，包括在学习静物摄影这一阶段，我们从未停止大量看片。整个白天，有时直到深夜，放映室里都坐满看片的学生。一些学生在试映自己的习作，但更多的同学是为了寻乐而看片。人们不止一次看到，授课老师在课堂找不到学生，他不得不把头探进放映室的门缝，大声喊叫旷课学生的名字。影片是我们的主要精神食粮。放映室里不停地放映世界电影经典作品。我们一部不落地观看这些名片，还在一起对这些名片进行分析、讨论并无止境地展开激烈争论。 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不公开对外的影片。看这类影片必须填写一张申请表，由三位教员会签，最后放映员就可以为我们安排放映。如果我们要看的影片拷贝不在罗兹，国家电影资料馆就负责把拷贝从华沙运抵我们学校。如果说当时波兰很少购买外国片在全国发行，但保罗斯基影片公司仍可收到一定数量的外国片试映拷贝。学校借来拷贝为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特殊观众放映。一旦学校将要放映一部好片，消息很快就会传开。面对众多的观众，我们只能设法挤进放映室，找个地方站着看片。 我们的老校友对早期苏联影片留下特别深刻的印像。而一年级的学生则不同，他们很快接受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学派的电影。至于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和我本人，却接受了《公民凯恩》这部影片，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发现。 这部影片与我在以前所看到的影片毫无相似之处。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德强化运动广角镜头，从而把观众带入了背景中间。我们第一次看到广角使用到了极限。除了这些技术因素之外，人们有理由认为该片导演奥逊·威尔斯是为我们这样的观众而拍摄这部影片的。影片中史诗般的叙事方式、独创性的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影片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电影语言，它简炼、有内涵，表现力极强。 黑泽明的《罗生门》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影片同《公民凯恩》一样，对我来说魅力无穷。我十分喜欢这部影片的另一个理由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这已被影片中三个不同人物的看法所表明，而这一思想只有电影能够表现，其他任何媒介都不可能像电影一样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看的另一部名片是布努埃尔的《被遗忘的人》。这是一部充满暴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品。我认为这部影片震撼人心。我的许多同学说这部影片故弄玄虚，而我坚持认为这部影片完全可以与最优秀最纯洁的自然主义文学相媲美。 随着罗兹电影学校的知名度不断扩大，学校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我刚入学时，除了沉默寡言的姓金的朝鲜学生外，只有几个保加利亚学生。这几位留学生抱成一团，他们热情快活，但却说得多做得少。他们追逐女孩子，比赛吃辣椒，还经常在黑市上倒买倒卖。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在罗兹长时间地呆下去。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学成后返回祖国。 这些保加利亚学生中最好的一位叫尼古拉·托多罗夫，他是摄影系四年级的学生。我当时正想拍一部短片，但苦于没有机会。正巧他被指定拍一部彩色习作，我便趁机说服他同意我作导演，共同拍一部短故事片，而不要为了拍一个谁也看不懂的蹩脚作品浪费胶片。我们在说服老师允许我们离校一段时间之后，便自费出发前往克拉科夫。就这样，我作为一名毫无经验的新手，开始执导我的第一部影片。 我和托多罗夫在开机前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准备了一个每个镜头都画有插图的分镜头本，我们还到跳蚤市场和克拉科夫市内的街道等拍摄现场实地查看。我们打算拍摄结束后回罗兹作后期录音。亚当·菲乌特已是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他对我这部影片的拍摄给予大力支持并热情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在这部影片中我不仅是导演，还是主要演员、制片人、服装师、场记和化妆师。这部影片取名《自行车》，描写我在克拉科夫的掩体里惨遭不幸的故事。万达的指甲油被我用来代替流出的鲜血，效果极好。 开机前的那天夜晚，我被一种恐惧所笼罩，它超过了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恐惧：我担心开机时我会感到自己在舞台上从未有过的怯场。我和托多罗夫住在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等待黎明的到来，我们内心充满了惧怕和惶惶不安。但是，我的这种感觉也有有趣的一面，它近乎达到令人心醉神迷的地步。影片每一个镜头都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能不考虑我们会遇到的各种形式的麻烦，我心里始终在想我们为拍移动镜头而租用的敞篷汽车会不会失约不来，我们在跳蚤市场拍戏会不会受到警察禁止，或者托多罗夫的曝光会不会失误，让我们带着一堆无用的废底片返回罗兹。 说来也奇怪，当那天早晨正式开机的时候，我的不安情绪一下子消失了，我感到非常轻松自如。那一天，我一共学到两样东西：我们原定趁早晨马路上还没有人的时候开拍，但我发现我们用肉眼看光线似乎足够了，但测光器告诉我们光线还不够。因此在清晨拍摄是不可能的。我学到的另一样东西是发现当要拍摄外景时，一个即使是压缩到最低人数的摄制组所要携带的行李也是多得吓人。摄影机的架设以及从一处推到另一处所需要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多。最后，由于洗印厂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工作全都化为了泡影。《自行车》被运到华沙保罗斯基影片公司的洗印厂进行冲洗。但我们的影片不能享受优先冲洗的待遇。因为这时，这家洗印厂的全部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冲洗波兰和苏联许多摄制组的影片，这些影片将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国际青年联欢节。这是该年度在波兰举行的重大活动。所有要参展的影片在华沙冲洗出来后，立即被送到苏联进行剪接。由于洗印厂的过失，《自行车》的工作样片也被送到苏联。后来，第一箱底片始终没有退回来。托多罗夫出色的摄影，以及扮演祖巴的亚当·菲乌特的精湛表演使大部分底片丢失这一事实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当我发现这部影片有可能成为一个一年级大学生的优秀处女作，它丢失的部分己不可能得到弥补时，我险些落下眼泪。 联欢节给了我一点儿安慰。一想起能够结织外国青年，我就热情倍增。这个联欢节的主题是"和平、国际间的了解和为被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来宾中有印度人、非洲人和亚洲人，有各个种族和各种肤色的青年。 联欢节在我们第一学年结束、暑假刚刚开始时拉开帷幕。我和斯卡商定在华沙见面，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尽情享受一番。全世界的芭蕾舞团、戏剧团、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民间艺术团在华沙欢聚一堂，向观众献出一台台精彩纷呈的节目。演出厅内大部分座位是留给波兰文化界人士的。外国游客在这里很受尊重，我们俩人装成法国人多次成功地无票进入演出大厅。唯独有一次我们有正式门票，但却遇到了麻烦。 齐布尔斯基没有投身传统戏剧事业，他和他的同学科别拉共同组织了一个大学生剧团，取名格但斯克比姆博姆剧团。他们在联欢节期间上演了一台高雅的时事讽刺剧，受到热烈欢迎。这出时事讽刺剧充满幽默滑稽情节和诗歌一般的隐喻。开演前，所有的门票早已抢购一空，但齐布尔斯基给了我两张招待券。当我出示招待券准备进场时，管理人员用手把我的招待券一挡，声称场内已经满座。当时剧场大门口人山人海，管理人员撕破了我的衬衫。我一气之下打了这位管理人员。有人当即打电话叫来警察，我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基卡始终跟在我身边。 在警察把我带往派出所的路上，忽然冒出了马雷克·赫拉斯哥。 --出什么事了？ 他问。 --算了，算了。 我答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和他搭腔，因为我知道他在这种场合下的惯用手法。 他一直跟着我们，他把这件事称为闹剧，并向警察提出强烈抗议。 警察把我推入派出所，让基卡和赫拉斯哥呆在门外。我在里面听到赫拉斯哥不停的说话声，他解释说这是一场玩笑，他可以进行调解。 十分钟后，逮捕我的警察又出现了。 --回去吧！ 他指着大门说。 赫拉斯哥陪着我和基卡在人行道上神气活现地走着。他显然对自己的"丰功伟绩非常满意。 --怎么样？你现在可以写一本回忆录。题目就是"我是怎样虎口脱险的"。 他对我说。 联欢节和我的暑假对我来说就在这段记忆中结束了。 我在罗兹电影学校的第二学年也许比第一学年更快乐。我搬进市区内一间明亮、阳光充足的空房间，我自己添置了一张大床和几个书架，以便放置我堆在墙角的大量书籍。这样我有了行动自由，也有了巨大的精神满足。我终于第一次正式用摄影机开拍习作了。我的第一部习作叫《谋杀》，是一部一分钟的短片。摄影机先要从一个男人的双肩拍到双脚来详细描写这个人物。接着这个人物溜进一间房间，用匕首刺杀一个熟睡的人影，最后扬长而去。我第二个习作的题目是由老师定的，叫《微笑》。每个学生都必须完成这个作业。我的《微笑》内容是这样的：由托多罗夫扮演一个喜欢偷看女人洗澡的人。他来到一个洗澡间外，用好色的眼光透过窗户偷看里面一位洗完澡后正在擦身的裸体少女。偷看者发现有人走来慌忙逃去。当他偷偷返回，又一次擦亮眼睛往窗里看时，他发现一位长相丑陋的男人正在刷牙。刷牙的人从镜子里看到窗外的偷看者，转过身来，张着大嘴露出全部牙齿向偷看者微微一笑。 随着实践方面的进步，我在理论方面也获得了提高。我更积极地参加在学校楼梯上进行的关于电影特性和电影理论的无休止的辩论。有一次，为了争论一部我们刚刚看过的波兰电影的价值问题，我竟和一位同学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形式与内容这个电影二分法的问题上。无论在课堂上或课堂外，我们从未放弃讨论这一主题。这种讨论最后总是引向对政治或是对美学的思考。我们总是喋喋不休地争论，试图知道哪位导演重形式而不重内容，如何维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毕业班同学的论文常涉及这个意识形态美学的题目。我认为这类论文既是迷人的又是枯燥乏味和无结论性的。 形式与内容的相对重要性最后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向我展现出来。有一天，齐布尔斯基提着一个装满影片的箱子来到我的房间，并要我找来一个十六毫米的放映机。学校没有十六毫米放映机，因为学校的一个荒诞之处就是只用三十五毫米专业放映设备。但最后我还是从一位私人那里借来一台十六毫米放映机。我们把一条床单挂在墙上当银幕，拉上窗帘，打开机器放映起来。这是一组无声黄色影片，陈旧的拷贝上布满了划伤和删剪的痕迹，影片是二次大战期间拍的，很像德国出品。这些拷贝是齐布尔斯基在格但斯克弄来的。看完后我们感到影片制作拙劣，摄影和灯光水准极低，画面模糊不清，但它确实引人入胜。不管这部影片制作有多么拙劣，但它有足够的刺激性。这足以证明内容重于形式。不过，我一直没敢在学校放映这些拷贝。 罗兹电影学校只有一门课程使我害怕。所有一年级的新生每星期三要参加军训。我讨厌过星期三，这不仅因为我讨厌所有与军事有关的东西，还因为它浪费了我许多时间。我们不能无故不参加在操场上的军训，更不能在训练时扰乱秩序。因为军训不取决于学校，而直接取决于国防部。任何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学生就会立即被送往征兵委员会，然后发到部队服役两年。 罗兹电影学校、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的学生同在一个部队进行训练。负责我们军训的是卡尔维尔少校，他身穿波兰军服，是众多的被派往波兰支援波兰军队建设的苏联军官之一。我讨厌穿粗糙肥大的军装，讨厌使人头昏脑涨的操练和类似我在童子军时代的那种长途行军。我更讨厌每次军训结束时还要无休止地擦拭皮鞋和步枪。我们的敌人永远是西方。 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当政的最初几个月，波兰国内的气氛似乎比较宽松。外国电影、书刊、戏剧成批地出现在波兰观众面前。个人自由得到尊重。在国外有亲属的波兰公民终于能够申请护照，并有成功获准出国的希望。战争结束以来，我一直与姐姐安妮特保持通信联系，她已经结婚并定居巴黎。她给我寄来了经济和住房担保证明。这只是通往获得一本护照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几个月过去了，当局才决定发给我这本令人垂涎三尺的护照。我到任何地方都随身携带这本护照，不时从口袋里拿出护照像宝贝一样在手里摸来摸去。即使护照布制封皮表面发出一阵难闻的胶水味道，它都使我感觉出一种自由和历险的气息。根据规定，我可兑换十美元，以应付在国外的花销。另外，我还可以用波兰货币购买一张去巴黎的机票。我的一个考虑周到的朋友建议我多花几个兹罗提从巴黎回波兰时经过尼斯，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戛纳看上一眼我梦寐以求的戛纳电影节。 动身之前，我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天刚朦朦亮，我在朋友们好奇的注视下，急忙把几件衣服扔进手提箱。我关上手提箱向大门口走去。 --再见，我要去巴黎了。 我对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