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丝毫没有责怪我。父亲和万达来到医院时，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同情远远胜过斥责。他们为我能够在一个疯狂的罪犯手里拣回一条性命感到欣慰。但内心的忧虑使我伤透了脑筋。用一辆没有轮子的自行车，我已无法指望在夏季的自行车赛中取得成绩。 父亲确认我不能在发生这场悲剧的地方度过我的恢复期。他安排我去一个叫拉巴卡的山区度假村过一个安静舒适的假期。没有任何人陪同，父亲就这样让我自己去了。 我来到拉巴卡度假村的一个膳宿公寓。这个膳宿公寓在战前就已存在，像小旅馆一样舒适，里面有一个成人桥牌室和一个儿童游戏厅。住宿者中有许多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出身于克拉科夫中产阶级中的上层家庭，但我仍然成为他们中的名誉成员。这些孩子都把我看成知名人士，一是因为我在《团的儿子》中演出获得成功，二是因为我买祖巴赛车遇到的不幸遭遇。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祖巴案件。我年纪太小，不能到庭作证。不过我的伤势足以证明他对我行凶的严重程度。再说法庭已掌握足够的证据，完全可以以此来对他进行审判。在度假村，我没有公开展示自己光秃秃的脑袋和脑袋上不甚雅观的伤疤，而是用一块类似头巾的东西把它包了起来。 就是在这家膳宿公寓，当我在游戏厅里与新结识的朋友一同玩耍的时候，见到了一位姑娘，她的名字在很久以后仍能使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纯洁、艳丽和充满朝气的形象--一种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的形象。这样的姑娘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叫克丽斯蒂娜·克罗德格，芳龄十四岁。她是苗条型的姑娘，童话般的小脸似乎闪耀着发自内心的神秘的光芒。她的乳房虽小然而坚挺，走起路来如同芭蕾舞演员一样优雅。一见到她我便心神荡漾。她与那群小孩互致问候时，我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这些孩子都认识这位姑娘，她明显与这群孩子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她在拉巴卡度假村与叔叔和婶婶住在一起，但每天都来我们的膳宿公寓与我们共度欢乐时光。 我们常玩一种叫"投递"的游戏。我们给克丽斯蒂娜起了个爱称叫克丽佳。我对克丽佳表现出来的爱慕之情小伙伴们已经有所察觉。其中一个小伙伴看到我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便热心地在游戏中暗暗照顾我，使我像作梦一样成了游戏的优胜者。按照规则，我可以提出同这位我在精神上爱恋着的姑娘拥抱接吻。我本想拉住她的手走出游戏厅，但没敢轻举妄动。我只和她并排走出游戏厅。夜幕已经降临，月光照亮了隔壁的小屋。我先犹豫一阵，然后用双臂搂住了她。我既兴奋又害怕，很快感觉到了她身上的反应。克丽佳的嘴甜蜜而又火热，我们的接吻情真意切，丝毫没有偷情者接吻时那种粗暴或过于外露的激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克丽佳一起游泳、一起散步、一起促膝长谈。她是我发现的第一个我能与之真正交流的女孩儿、第一个我能与之畅所欲言的女孩儿。她温柔，但知识广博，与她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孤陋寡闻。她和她的伙伴们除电影和戏剧以外似乎在其他许多方面无所不晓。 即将离开拉巴卡度假村回克拉科夫的时候，我疯狂地爱上了克丽佳。临走前，我们两人只是以吻相别。她把自己在克拉科夫的地址留给了我，但后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找她。当时的波兰深受天主教正统观念的影响，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其狭隘的思想的支配。假如我深深爱恋的女友被以训人为乐的塞尔玛克太太发现，这将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我想起一个好主意：我的自行车一旦可以用了，我就常去她的住地。如果看到她，我就装出一副意外的样子。但是这个梦想却从未实现。我再也没有见到克丽佳，但她在后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克拉科夫警察局的警察预料得千真万确。祖巴被判了绞刑。我的头发又重新长了起来，渐渐遮住了祖巴给我留下的伤疤。尽管头上仍留有伤疤，但我毕竟可以重新回剧院工作了。比丽桑卡一直把我当作孩子，这已引起了我对她的厌恶。当雷纳克·诺瓦克建议我去高戴斯加剧院与他一同演出时，我立即接受了他的邀请，尽管这会给我的文化学习带来严重后果。 高戴斯加剧院是个闻名遐迩的木偶剧院。雷纳克·诺瓦克是这家剧院领取固定报酬的演员。虽然剧院上演的都是儿童节目，但这些节目并不是简单的木偶戏，而是一种融木偶戏和话剧为一炉的构思精巧的节目。在《塔拉邦巴马戏团》这个节目中，我不仅负责牵拉一个木偶小丑，而且当这个木偶走下舞台时，早已扮装成这个木偶形象的我活生生地登上舞台，微笑着走向观众席。不久，我的木偶小丑由另外一位演员负责牵拉，而我亲自上台与这个木偶小丑同场表演对手戏。 高戴斯加剧院的经理名叫弗拉迪斯拉夫·雅雷玛。他是个过分追求尽善尽美的人，而且过分得出奇。他崇拜英国戏剧传统，口头禅是"最好的戏剧是没有演员的"。我想，这句话大概出自爱德华·克雷格之口。雅雷玛从心底里厌恶孩子，他上演儿童节目是为了获得市政府的经济补贴。他雇佣一大批优秀布景师和演员在他身边工作。他们崇敬雅雷玛，认为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学习。他们的工资总是不能按时领到，而每当领工资的时候他们都要低声埋怨。高戴斯加剧院的气氛同青年观众剧院截然不同，我和雷纳克·诺瓦克在这里被看作大人。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童子军的纪律和要求对我已失去约束力。排练一结束，大家便拿出伏特加开怀畅饮，整个后台变成了一个经常性的欢聚场所。 每年的除夕，高戴斯加剧院总要宴请各界朋友。桌上摆满美酒佳肴，用混凝纸浆做成的《塔拉邦巴马戏团》中的各种动物布置在剧院的楼厅四周，就像前来欢庆节日的观众。在剧院内灯光最暗的角落，情人们拥抱接吻，尽享人间之乐。同事们给我找来一位女伴，她是一位十八岁的棕发女郎，不仅温柔大方，而且大胆主动。这种姑娘我们平时称为"漂亮的头彩"。 --快带她去看看那些用纸浆作的动物吧！ 朋友们开始起哄。 她急着把我拉向剧院楼厅。 显然，她同我的朋友们事先已经串通好了。我知道，一旦上到剧院楼厅，朋友们等待观看的就不再是我们参观由讲解员讲解的动物展览，而是另外的西洋景。半路上我胆怯了。面对正在嘲笑我的姑娘，我胡乱编出几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最后走掉了。到住地后，我又感到后悔莫及。我对克丽佳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强烈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对性的要求亦是同样的强烈。我懊悔自己白白错过一个这样美好的机会。 我进入高戴斯加剧院使父亲希望看到我成为一名矿业工程师的美梦破灭了。我在剧院的活动迫使我越来越多地旷课。当新学年升级的时候，我却接到了留级的通知。 这是一种双重的耻辱。它不仅迫使我在一所我不喜欢的学校里多读一年，而且还使我获得文凭的希望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了。如果我不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拿不到中学毕业文凭，我不仅不能考入一所戏剧艺术学校--这是我的秘密目标，而且还有入伍服役的危险。 我注册了一个私人补习班，希望能够补上被耽误的课程。这个班是专为像我这样年龄偏大，由于战争的原因没有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的人开设的。但我为补课所作的努力很快付诸东流。当局禁止私人办学，不久便取缔了这个补习班。由于没有场地，我们就聚集在一位同学家中上课。但这个同学的家在我们不在的时候被查抄了，当局怀疑我们以上学的名义进行反政府政治集会。我补习文化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我对找到一所新学校注册上学失去了信心。我利用空余时间参加体育运动，试图从中寻求安慰。我开始学习花剑，但对滑雪运动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即使是对自行车运动最着迷的时刻。我已成为一名真正的滑雪运动员。克拉科夫体育俱乐部的滑雪组刚刚成立不久，能够达到我这种成绩的年轻运动员经常有幸入选参加正式比赛。我对这一运动项目信心十足，为了增加体重而大量进食，以便参加速滑比赛。在波兰，体育运动是少数几种可以满足个人主义欲望的行当之一。通过入选国家队，人们可以指望出国参赛，参观西方迷人的世界。但同时，国家又对体育实行严格控制。当时，国家对全国各地的体育俱乐部进行改组，目的是使这些体育俱乐部高度集中并尽可能多地取消它们在地方上的分支机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波兰的政治气候。克拉科夫体育俱乐部也是集中的对象，它后来变成了纺织工人体育俱乐部克拉科夫分部。 苏联的电影、戏剧和文学被用来为波兰完全从属于苏联"老大哥"服务。每次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剧院看戏。剧院里上演的苏联戏剧大都是宣传味十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剧目。整车整车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被拉到剧院接受教育。不过，有些到波兰巡回演出的苏联剧团上演的古典作品的确精彩纷呈。当时波兰剧团上演的节目主要是根据哥尔多尼、高尔基、契诃夫等大师的作品改编的戏剧，但偶尔也上演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我曾看过一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我十分欣赏剧中男主角扮演者青年演员塔德乌什·沃姆尼茨基的精湛演技。他的出场、他创造性的表演以及他小精灵般的大笑征服了我。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观看一位伟大的演员演戏。塔德乌什·沃姆尼茨基体形矮小，自身条件如此之差却能够表演得这样出色，这更激发了我的热情，成为激励我不断进取的力量源泉。从那天起，我暗暗地研究他，羡慕他的才华和成功。 我们这一代青年经常收听"美国之音"以及美军广播网播出的大量爵士音乐。我们的穿着也具有挑逗性。人们用"小流氓"三个字来形容我们。保守的克拉科夫市民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痞子"。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痞子"，必须整天在跳蚤市场上倒买倒卖，而且要花钱如流水，决不能在消费面前低头退缩。 "痞子"的鞋比身上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最抢手的鞋是不用线缝的皮鞋。黑色皮鞋最为普遍，但蓝色麂皮鞋更受青睐。我们穿的裤子是紧身的；穿的衣服是苏格兰羊毛或丝绒的，肩膀垫得很高如同宝塔一样。衬衫的领子要小但开口要大，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把领尖往里折，有幸者可以让自己的姐妹或母亲把领尖朝里缝起来，目的是为了模仿法国摄政王时期的放荡者。这种装束还要配上一根刺眼的领带，而且领带的结要打得特别巨大。我拥有一条加宽的可以打大花结的美国领带，黄、紫两种色彩搭配，中间印有一朵用单线条勾勒的玫瑰花。我为有这样一条领带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们的发型也异常特别，脑门上的头发高高卷起，喷上大量发胶向后梳理，形状很像"鸭屁股"。真正地道的"痞子"还要在这种发型上戴一顶粗呢帽，而且要斜戴，里面再垫上几团废报纸使帽子的后半部分能充分鼓起。在进入经常光顾的场所之前，我们习惯于往自己手里吐些唾液，然后认真地抹在头发上，使头发易于向后梳理并且光亮整齐。"痞子"们一旦在咖啡馆里打架斗殴，咖啡馆的地上便到处可见从他们的帽子里掉出来的一团团废报纸。 我在认识了亚当·菲乌特之后也学着当上了一个所谓的"痞子"。亚当·菲乌特是附近一帮"痞子"的头领，他父亲是开殡仪馆的，当时这家殡仪馆还没有被收归国有。亚当长相英俊，但冷酷无情，是个使父母失望的"小流氓"。他听了我的建议，对戏剧和电影产生了兴趣；作为交换我又听了他的劝说，穿上了"痞子"装。我常去一些可以领略西方风采的场所，我和我的朋友们感到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比当时的波兰更具有诱惑力。在这些场所中有一个所谓克拉科夫图书与报刊俱乐部，那是一个图书馆兼阅览室，人们可以在这里要一杯咖啡，还可以浏览一些政治上能够被波兰当局接受的外国出版物，比如：《人道报》、《法国文学研究》，以及《赛跑》等体育杂志，上面还印有赛车高手路易松·博贝和雨果·科布莱特的大幅照片。 我一直在寻找一所可以帮助我补上被耽误的学业、又能使我获得报考戏剧艺术学校不可缺少的中学毕业文凭的学校。我在寻找这样一所学校过程中，结识了一个经常光顾图书与报刊俱乐部的美术学校的学生。我曾考虑过到这所学校去碰碰运气，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认为这纯属自不量力。这所学校以培养尖子闻名，我怀疑自己具有报考这所学校的能力。然而刚刚结识的这位朋友却说服我去大胆一试。 一九五零年夏天，我在研究解剖学和建筑学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我拿着自己画的一大夹子图画来到美术学校，把它交给了校长弗拉齐米茨·奥迪斯。那天我尽了一番努力，把自己打扮得严肃整洁。我站在校长办公室外等待他的决定。我发现在一间工作室内，一位棕发高个子学生正在用石膏复制一个公牛头，而公牛头的模子是用粘土制成的。他一边忙碌，一边低声哼着苏联红军的战斗歌曲。这位学生在如此著名的学校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自如。我被他的尊严征服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推动我闯入他的工作室。 --这些俄国人，他们真会谱写歌曲。 我说。 我担心这位学生会傲慢地对我不屑一顾，谁知他朝我一笑，说： --可以这么说。 这便是我与这位名叫让·蒂斯莱尔的同学第一次见面谈话的全部内容。很快我又被叫进校长办公室，在这里获悉自己已被该校录取，并将直接升入二年级。 被美术学校录取使我端正了对学习的态度。我感到自己应该尽善尽美地完成学业。我每天很早赶到学校，对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几乎都感兴趣。我还发现自己过于谦虚，过低估计了自己的绘画才能。我不仅与同班同学一样优秀，而且在某些方面明显地超过了他们。 我学习态度的转变大部分应归功于奥迪斯校长的影响。他讲授的艺术史课程极其令人兴奋，他的课促使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艺术主体方面的书籍。奥迪斯在当时的波兰是个例外，他像个专制者一样统治着自己的学校，把这里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他讲课时不仅声音高亢、抑扬顿挫，而且外地口音浓重，这使得他的讲课声音独具特色。尽管他没有结婚，还在家里收养了几个得意门生，我们却几乎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我们嘲笑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因此耳濡目染。但是奥迪斯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他的弱点和对男同学的偏爱，能够影响他的正常教学。 我从注册那天起就同三年级学生让·蒂斯莱尔攀谈，并很快成为他的知心朋友。蒂斯莱尔出生在弗罗茨瓦夫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母亲是个寡妇。奥迪斯校长给他一份数目不大的奖学金，还允许他住在一家小客栈里。这家小客栈通常只接待克拉科夫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尽管不在同一年级，但我们两人很快建立了密切联系。我极其惊讶并且非常高兴地发现，他同我一样对电影和摄影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我们经常白天照相，晚上进行冲洗和放大。 在战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能够通过审查的外国影片非常罕见。我们渴望看到外国片，就如同想喝到一口来自遥远国度的醉人的葡萄酒一样。在这些罕见的进口影片中，有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法国轻喜剧《没有留下地址》。影片是在战后巴黎塞纳河左岸实地拍摄的，它是我和蒂斯莱尔最喜欢的影片之一。由朱丽叶特·葛雷柯演唱的主题歌《魔术师的未婚妻》在影片中重复多遍。这首歌整天挂在我们的嘴边，成为一种似乎可以唤起所有魅力的音乐符号，而这种魅力正是我们目前生活中所缺乏的。我们不停地用口哨吹这支歌。 蒂斯莱尔还帮助我升入他的班里。他曾不停地对我说，我以前失去了不少时间，因此有必要请求奥迪斯校长为我晋升一级。一想到要求升入高班，我心里就开始发慌。然而蒂斯莱尔却一点儿都不担心。一天，我在楼梯上堵住奥迪斯校长，我对他说我确信自己有能力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而不需要按部就班地升级。校长当即表示同意。这个决定符合奥迪斯的性格。这是一种善良的暴君的行为，他的话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无需征求他人的意见。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看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它将永远改变我的认识和我的思想。 在当时，波兰政府只允许波兰学校教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而在这所美术学校，一些教员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政治。在他们的推荐下，我阅读了贡布罗维奇的作品，之后我阅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如果说我们的课程不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文艺流派，那么老师就想方设法避开校方的限制，积极介绍这些流派。这个时候，我竟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印象派的存在。我们的老师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扔掉一本印有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画册。这本画册当时因找不到正式出版号而不能印刷。画册中的作品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很快从这本诱人的禁书中找到了各自的研究方向。 我们当时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作品，我们感到作品的构思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几乎是违反常理的。看了这些作品后我们认为：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乐趣而毫不犹豫地扭曲了现实。 我们所在的美术学校既招男生也收女生。当时在波兰这样男女混合的学校不多。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我开始与一位名叫安卡·罗姆尼斯卡的一年级女生经常外出约会。她的魅力并不在于她是我十分敬佩的演员塔德乌什·沃姆尼茨基的妹妹。她的举止充满了女性美，她那金发有些散乱，蓝色的眼珠外包着一层厚重的眼皮，这些使她与哥哥塔德乌什十分相像。 我与安卡的关系开始时是融洽的、纯洁的，没有任何摩擦。我们曾一起去看电影，参加诗歌朗诵会，参观博物馆。我们还常常相互调情。我对她很有好感，尽管她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未能取代克丽佳--真的，每次与安卡外出约会，我都感到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心中的克丽佳--但实际上我同安卡已经成为一对恋人。我们两人在一起不仅是我们欢快的源泉，而且对我们来说这也是自然的和不言而喻的。 如果有房子，我们很可能住在一起。我已离开塞尔玛克太太令人沮丧的住宅，搬进一个受监视较少的住所。但我不能带安卡去我新的住地，更不能和她在那里过夜。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卡的母亲不同意我们两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我几乎没有可能到她家去看望她。后来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去了华沙而且要在那里住上几天，现在家里就只剩她一人了。她说要为我准备一顿晚饭。在那个时代的少年当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含蓄地邀请我去与她共度良宵。但是，当我赶到她家，她却改变了主意并拒绝我与她呆在一起。我对女人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感到愤慨和失望。我丢下她，转身离去。这是个脸面攸关的问题，我决定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她避而不见。当我们有一次不期而遇时，我对她说我们以后最好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她听后泪眼汪汪。然而我的态度十分坚决，没有让步。后来，安卡成为威诺乌斯基的女友。 我和威诺乌斯基升入不同的学校，见面的次数也减少了。他经我介绍才认识了安卡。当安卡开始与他外出约会，我同他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雷纳克·诺瓦克是个有名的快嘴，他告诉我威诺乌斯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安卡。雷纳克·诺瓦克不无恶毒地补充道，安卡的母亲为女儿同威诺乌斯基的这种关系而高兴，却为女儿以前同我的关系大为不满。我已经清楚地感到，威诺乌斯基同我这位前女友外出幽会理所当然地感到不自在，他开始毫不犹豫地躲避我了。 但有一天，我看到威诺乌斯基在美术学校门口等着我。他特意来告诉我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她母亲死于肥胖症和肝硬化。我们两人当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沿街并排走着。他忽然发出一阵大笑。这声音决不是出于一种厚颜无耻或某种无动于衷。不，这是他对生活的荒唐和不公正发自内心的反应。在一个公正和合理的世界上，母亲是不会放弃身无分文的儿子撒手人寰的。 --我的邻居是不会耽误一分钟的。你可以相信，他们会在我母亲尸骨未寒的时候占据她的房间。趁现在，我们找个地方小聚一下吧。 威诺乌斯基家昔日的家产凡是留下来的现在全都堆在一起，杂乱无章。只有雷纳克·诺瓦克才能使我发现那架我们曾梦想搬到大街上的钢琴不见了。母亲死后，威诺乌斯基作为爱的信物把这架钢琴送给了安卡。当时安卡正在学习音乐，苦于没有钢琴。出于年轻人强烈的害羞意识，我和威诺乌斯基后来都未曾提起这架钢琴。 我同安卡断绝了关系，但是我女朋友的圈子却在不断扩大。雷纳克·诺瓦克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她曾看到我在舞台上的表演并希望能够与我相识。她只有十四岁，雷纳克·诺瓦克说结识这位姑娘是一笔"好买卖"。 我比她大三岁，但看不出来。我曾为自己一直未能改变童贞的身份而深深地失望。在我心中，我认为只有作爱才是使自己达到正常身高的唯一办法。但同时我又确信，由于我的身材低矮，没有一个姑娘会瞥我一眼。我无法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为此痛苦不堪。 有幸的是，我新结识的这位姑娘与安卡大不相同，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似乎更加富于魅力。种种迹象表明，她认为我合乎她的口味。还从未有过一个女孩子向我发出这样大胆、内行而又毫不含糊的秋波。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谈话的内容也许平淡无奇，但我们彼此都十分清楚，如果当时我们的年龄稍微大一些或自我克制稍微少一些，我们一定会在彼此明显的互相吸引面前投降，进而偷食禁果。我当时仍较拘束，我认为陪伴我第一次上床的应该是一位真正令我爱恋的姑娘。这个姑娘吸引着我，不过我感到自己的感情并不十分投入。但是我已作出了决定，不能永远在等待中度过自己的时间。我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五·一"行动计划。 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我们见面后，我没有按照事先说定的和她一起去看庆祝游行，而是请她陪我去我的住处。她同意了。没有辜负我的童子军生涯，我早已作好了准备。我的口袋里装着威诺乌斯基家的房门钥匙。我们一进公寓，便直接来到威诺乌斯基母亲的房间。 姑娘觉得房间里温度太高。 --脱衣服吧。 我直截了当地说。 姑娘如此痛快地接受并执行我的命令使我目瞪口呆。她就要宽衣解带了，我心里想：她为什么要这样爽快地卖弄自己呢？我一生中第一次单独与一位裸体姑娘呆在一起。她的头发是棕色的，长相异常美丽。与她热烈拥抱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一只眼珠是蓝色的，另一只却是褐色的。 我把姑娘抱到床上，然后开始脱衣。我的避孕套已经准备好了，它们在我的钱包中已经存放了很长时间。姑娘显得很有经验，她把我引到自己的身上。忽然，我眼前浮现出威诺乌斯基太太几天前在这张床上咽气的情景。一想到威诺乌斯基太太肥胖的躯体、刺眼的化妆和涂了白粉的大面颊，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你怎么了？ 姑娘问道。 --你想知道原因吗？我们到地上来试试吧？！ 我失去了第一个回合，她一定会认为我有某种缺陷。我无意中从一个被虫蛀坏的、已露出弹簧的沙发上拉下一块陈旧的格子垫布铺在地上。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带金框的镜子。我面对着镜子在这块垫布上从零开始，很快与这位十四岁的姑娘完成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性体验。巨大的镜子中反映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切。 她大概感觉到我缺乏经验。 --是第一次吧？ 事后她问。 我傻笑了一下以回避这个尴尬的问题，但她客气地说了一句令我羞愧万分的话： --太遗憾了，我还以为…… 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回合。这次我有幸圆满成功了。与我班里的许多同学相反，我没有在一个肥胖的老妓女手里失去童贞，而是与一个性经验比我丰富的年轻姑娘--一个因为对我感兴趣，也因为喜欢作爱才与我同床的姑娘--开始了我的性爱旅程。 我们穿上衣服下楼了。我虽然喜出望外，但仍然感到自己的感情始终没有完全投入。无论如何，我更想一个人呆着。在有轨电车上，姑娘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种亲密的姿态使我不知所措。圣·玛丽钟楼敲响了报时的钟声。 --我的上帝！天已经晚了，我该回去了。 我喊道。 我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跳下有轨电车。 我漫步街上，回味着刚才各种各样的感觉。我的好奇得到了满足，但期望并没有完全被满足。当我回到自己的住所，欢乐已经被醒悟所取代。我来到镜子前观察自己，看着在自己身上是否已经有了发生了某种变化的痕迹。如果说我身上存在这种痕迹，那么我是看不出来的。不过，我用一双已经有过性爱经历的人的眼睛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后来，我和这位姑娘又多次见面。每次见面我们都要作爱，但地方不限，在我们可以找到的任何安静角落，在公园里或者在灌木丛中；我们没有什么讲究，也几乎不说话。渐渐地，我开始同其他姑娘外出幽会了，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姑娘，到了今天我连她的姓名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她的两个眼珠颜色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