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茜卡 2007年9月 已经下午四点了，肯尼亚的太阳还在不知疲倦地炙烤着大地。我盯着手机，盼望有电话打来。我已经在这个临时公交车站等了快两个小时。这里有许多老旧的小巴士，当地人称之为马他图（matatu），车里总是塞满了人，吃力地行驶在路上。公交车破旧不堪，混乱无序，车上的保险杠要么已经变形得无法修复，要么几乎脱落。挤在车里的人们透过车窗盯着我，眼里带着不加掩饰的疑惑，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很扎眼，开始不自在起来。 他在哪儿？公共汽车和马他图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就是不见肯尼迪的影子。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来说，给他打好几次电话，算不算急切过头？我家里人一直说我太强势，太心急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又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还来不来。他说“马上就到”。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因为半小时以前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待着。之前我问一个老人，“亚当斯商场公交站”在哪儿，他一言不发，指了指一个没有标志的马路牙子。我的附近有一个加油站、一个叫“亚当斯商场”的购物中心、一个漆成鲜艳的可口可乐广告红色的报刊亭，还有公交车摇摇晃晃停靠的马路牙子。一辆马他图开过，尘土飞扬，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感觉毛孔里满是内罗毕的灰尘，真想马上梳洗一番。但除了站在这里等他，我什么都做不了。 ———————————————————— 这是我在非洲的第五天，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离开美国。当我告诉爸妈，我想去肯尼亚交换一学期，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在说火星语。肯尼亚？去欧洲不行吗，不算出国交换吗？那个讨厌野营、反感泥土、周末去爬山都要全副武装的女儿哪去了？我的爷爷奶奶警告爸妈，除非他们疯了才让我去肯尼亚。我父母当然希望能拦得住我，但是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一个一旦下定了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孩子。 我本来没打算出国交换。我从丹佛的一个公立高中毕业，申请上了卫斯理大学。在大学里，我发现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我一秒钟都不愿浪费。但是大三时，我最好的朋友达芙妮决定去意大利交换一学期，我不想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卫斯理。 ———————————————————— 达芙妮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希腊人。她明眸皓齿，身材高挑，活力四射。从小到大她一直四处旅行。她常常对我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时，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是在书中体会不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节奏轻快的外语听起来像唱歌，哪怕你听不懂，都能被它打动；还有夏末夜晚的偷吻。世界广袤无垠，她鼓动我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去想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做到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价值，因此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我害怕如果浪费了时间，就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无法成就“伟大”。七岁时，我爱上了戏剧，也给自己选了一条狭窄难行的道路。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专业演员，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要求自己一定要走在“成功之路”上。在卫斯理大学，我废寝忘食，每天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追求完美的愿望让我几乎对外界麻木不仁。我总是担心一旦享受生活，我就会偏离自己的路线。为了放松紧张的神经，我开始和乔约会，并且尽量让自己相信，我会爱上他。一天，我在学习时休息了一会儿，和乔一起坐在图书馆书库的台阶上聊天，而我那周密的日程安排里，甚至连这样的停歇时间都没有。乔看着我说：“我希望我能像你这样，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已经二十岁了，而我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七岁时订的计划。 我去了学校的外事办公室，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翻看学分可转换到卫斯理大学的交换项目的资料。这些陌生的地方勾起了我的好奇：一个戛纳的文化和音乐项目、一个俄罗斯的戏剧项目，还有一个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卫生和发展项目—幸亏我对卫生和发展一无所知。 我决定要去内罗毕后，从两个高中同学邦妮和贝卡那里听说了肯尼迪。她们在肯尼亚参加过世界社会论坛 ，这是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年轻人的大聚会。肯尼迪在论坛上发言，介绍了他创立的机构“为社区点亮希望（SHOFCO）”，组织成员还在大会上表演了一段戏剧。听说我要去肯尼亚交换，她们提议我和这个机构合作戏剧项目，并把他的电子邮箱给了我。整个夏天，我和肯尼迪一直邮件往来，他的邮件总是这样结尾：欢迎来到我的祖国，愿和平与你同在！肯尼迪身上流露出的自信和诚实，打消了我对他的戒备之心。我告诉他，我想和他的组织合作一个戏剧项目。他回复道：“在SHOFCO，我们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成就非凡，不过我们依然渴望学到更多东西。”他没有直接同意我加入，而是让我把简历发给他。我无比紧张，花了好几个小时检查和修改简历，希望肯尼迪能接受我去肯尼亚和他一起工作。 ———————————————————— 来肯尼亚之前我兴奋不已，未知的远方让我心驰神往，能够亲自去探索广阔的世界也让我心潮澎湃。而现在我独自站在这个公交车站，局促不安地等人，我开始觉得也许肯尼亚是有点太远了。在我的寄宿家庭，今天的早饭是一碗发酸的小米粥，我实在装不出享用的样子，逼着自己吞了几口。前两天，我的项目指导老师欧多给我们介绍了文化差异、安全问题以及他的期望。他是乌干达人，在伊迪·阿明的独裁统治时期逃离祖国。如今他已接近古稀之年，透着一股威严之气，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祥的智者，仍带着年轻人般的活力。 欧多说：“肯尼亚人总是对外国人说谎，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欺骗，只是把事实稍加修改嘛。”他提醒我们，“内罗毕的外号叫作‘耐抢劫’，在这里银行抢劫和汽车劫持很常见，不过发生这种事时，如果你们躲起来应该没什么大碍。还有，当地的男人约你出去，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会觉得其实 你是在答应他。”欧多认为，肯尼亚人发明的游戏规则是：厚脸皮者得胜。 欧多的妻子唐娜是美国人，已经在肯尼亚生活了40年，在欧多给我们讲解时，她经常插几句嘴。唐娜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白人，信仰过天主教。她身材高大、爽朗直率、雷厉风行、思维敏捷，常把自己罩在穆穆袍 里，身上仿佛带着大自然的力量。她是人类学家，她的学术论文研究的是马萨伊 珠饰品。除了写作和教学，她还搞艺术创作：画彩色的斑马，用纱线制作黑色的圣诞树天使，设计珠宝，最近又在试着做玻璃制品。 唐娜和欧多结婚有二十年了，我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看似极不般配，却又和睦相爱的夫妻。唐娜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说起话更是快人快语；而欧多走路时则是从容信步，沉思冥想，说话时慢条斯理，用词审慎。当他否认你的观点时，措辞就像外交官一般圆融，你几乎听不出来他是在否定你，同时，他的表达充满善意，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认同他的想法。 唐娜警告我们：“不要在这里结婚！每年总有一个交换生最后就在这儿结婚了，你可不要做那个学生。” 我笑着翻了个白眼。 欧多把话题从唐娜那里拉回来，他开始说起频繁发生的大学校园暴乱。在他年轻时，他是个大学暴乱的小头目。他还提到，几个月后肯尼亚将要举行总统竞选，举国民众都会热切参与其中。他警告我们到时候远离跟选举有关的任何公众集会或游行。 在我来肯尼亚仅仅几周前，一个叫作“门集克”的臭名昭著的地下帮派，在内罗毕的马赛里贫民窟砍头杀害了许多人。我爸爸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听到了这个新闻，我只好给他讲一些大道理：“一个暴力事件又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再说，媒体总是喜欢渲染这种故事，迎合西方人对暴力又混乱的非洲世界的老套看法。”我爸叫我把这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带到卫斯理的课堂里去讲。 ———————————————————— 又开来一辆公交车，这是一辆天蓝色的KBS 公交车，比马他图贵得多，车辆运营也更有秩序。他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肯尼迪·欧戴德。他没说什么问候语，直接对我说：“我们走吧。”他走得很快，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看着这混乱的交通和狭窄得算不上人行道的马路牙子，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在柏油路上。肯尼迪揽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内侧，他走在离马路更近的外侧，这样如果有横冲直撞的司机，也不会撞到我。 我们往西南方向走了一段时间，几英里外的内罗毕市区的摩天大楼渐渐模糊在视线里。我们穿过几个货物繁杂的市场，售卖的物品从鸡肉到一排排的椅子，应有尽有。突然，柏油路到头了，眼前的建筑好像都被压缩过，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我们走上一条土路，路上挤满了人，我得推开其他人才能往前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尽量保持平衡，避免摔倒在泥地上。所有人都昂首阔步地朝四面八方走去，混乱中我几乎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我们面前杂乱无序的一大片，就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基贝拉。基贝拉附近有一个低级中产阶级的住宅区，那里有稳定的水电供应。把基贝拉 和那个住宅区隔开的，是几条铁轨。基贝拉深刻地诠释了这句谚语“铁轨的另一边” 。在基贝拉，成千上万的波纹铁皮房和用回收品堆成的小屋几乎层层叠叠摞在一起。穿过街区的不是路，而是由垃圾围出的小道，而这里的地势高低不平，没有铺过的路面崎岖难行，走路时很难控制平衡。基贝拉里面有市场和小商店，像是一个城中城，只是贫民窟里既没有医院和正规学校，也没有自来水及合法的电力供应。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着多少人，在一个中央公园面积大小的地方，据估计生活着被完全边缘化的一百万人口。 我无法相信，离那些美丽整洁的住宅、道路、食品杂货店和商场咫尺的地方，竟然是这样。基贝拉贫民窟大得一眼望不到头，这极不宜生存的地方，却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面积。眼前的景象让我讶异到无法举步，我实在无法像走在寻常街道上那样镇定自若。我怎么都想象不到，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地方。 肯尼迪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停下了。我为自己过于明显的震惊而尴尬和脸红。肯尼迪走到我身边，我们站在一个坡上，用不同的眼光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我稍微平缓一些后，我们开始继续向前走。 路边的垃圾堆积成山，看起来像是从几年前一直堆到现在；散发恶臭的死水坑常常挡住我们的路；雷鬼音乐声飘浮在空中；路边蹲着一排女人，做着临时的生意：她们的大腿上摆着纸壳做的盘子，里面盛着她们做的饭。 我们身边走过一群小男孩，七八个人，看起来都不超过六岁。他们身穿破旧不堪的红色校服，刚刚从基贝拉不正规的私人学校放学回家。他们围着一个正在炸薯条的女人，一个小男孩自豪地把钱交给女人，给他的每个朋友都分了一根薯条，只给自己留了一根。我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帮小家伙，一口口享受着珍贵的美味，那个无私、慷慨的小男孩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我深深地感动。我想象着在美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场景。在这里，一个孩子有一点点宝贵的零花钱，他没有拿着钱只给自己买吃的，并在朋友们渴求的目光中把它吃完，而是带着大大的骄傲，给每个朋友都分了吃的。这群孩子们吃完东西，开始沿着拥挤的小路奔跑，不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就变成了一串红点。 每个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人都亲密地冲肯尼迪喊着：“市长！市长！”我略带揶揄地看着他，他没有向我解释，只是微笑着。我猜在基贝拉，他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尽管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是从这些兴高采烈的问候中可以看出，年仅二十三岁的肯尼迪唤起了这片绝望之地的热情。走在他身边，有点像和一个明星走在一起。 冲我，孩子们则用英语喊着：“你好吗？你好吗？”他们都知道，见到一个姆宗古（mzungu），一个白人，要用这句话打招呼。我们离开主路，跨过一条阴沟，小心翼翼地穿过几条狭窄的巷子，避免被变形的铁皮房子翘起的尖角划到，终于到达了肯尼迪的家。 他的房子长不超过三米，高不过一米八。墙上有一个糊着塑料纸的窗户，屋门是用木板改装的，根本关不严。屋子是用波纹铁皮和彩色牛奶纸盒共同围成的，房子中间挂着一条床单，把“客厅”、“厨房”和“卧室”隔开。客厅里有一张小桌子、一个破破烂烂的沙发，还有一把金属椅子。厨房就是屋子的一个角落，地上放着几个黄色塑料桶和一个小小的野营炉子。屋内没有电，角落里那几个破旧的黄色塑料桶，是这里的人们专门用来盛水的容器，里面盛的是家里唯一的水源。墙上挂着一幅马库斯·加维 的照片，他戴着一顶华丽的皮帽。照片旁边挂着一幅《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报，显得格格不入。这个屋子家徒四壁，书籍算是家里比较丰富的物品，有《流浪者之歌》、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以及《戴帽子的黑人：马库斯·加维跌宕起伏的一生》《希望的自白：马丁·路德·金著作及演讲集》。 他轻声说：“欢迎来到我家。”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书，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他平静地说：“有两种方式能让人逃离贫穷：一种是毒品和酒精，你可以暂时逃避其中；另一种是书籍，书中的世界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 我点点头，书籍也一直带给我庇护和慰藉。 他笑着问：“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迟到了？”他的眼里闪着淘气的光芒，语气从严肃转为打趣。他那欢快的笑声十分具有感染力。 我很想知道。 “我是走过去的！”他告诉我，如果他花十五分钱乘坐马他图，他就没有钱买晚饭了。他在市中心有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下班后，他步行了超过一小时来接我。当他快走到亚当斯商场站时，他说服了一位善良的售票员让他上车，只坐五分钟，这样来见我时，我便能看到他是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他自嘲地说，他可是带着付过钱的乘客的那种尊严下车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强大的独创力和自尊心令我惊讶，而他花十五分钱坐车，就没有钱吃饭，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想到今早我漫不经心放进口袋里的三十美元，如果他能拥有这笔钱，对他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一时间我百感交集。 我们静静地坐着。我无法对他的自嘲产生共鸣，他生活的窘况让我震惊和心酸，我无法像他那样对此哈哈大笑。我感觉到，我的沉默让他有些失落。此前，我们的聊天看似很轻松，而此刻的尴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还很陌生。 “你想去看看SHOFCO的办公室吗？”他转移话题，想要打破沉默的气氛。 “当然啦，我很想看。” 我们又穿行在基贝拉的小巷里，朝SHOFCO的铁皮房子办公室走去。这个东倒西歪的房子在贫民窟的边上，紧挨着铁轨。肯尼迪骄傲地告诉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屋就是SHOFCO成立的地方，他们仍在这里开会、排练话剧、召开社区论坛。我听到屋子里传出阵阵笑声。我不想打扰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直接去了SHOFCO在奥林匹克区租的几个房间，即他们的第二个办公室。奥林匹克区是一个低级中产阶级住宅区，那是与他们的第一个办公室就隔着几条铁轨。办公室里有一群年轻人，喝茶、用电脑，还有人在后院打扫小花园、喂鸡。我走进去的那一刻，就被这里的勃勃生机包围了。显而易见，这里的年轻人爱死了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地盘。肯尼迪的机构SHOFCO不仅仅是个戏剧组织，它还有一个覆盖整个基贝拉的卫生和清洁项目，一个帮助女性掌握命运的项目—他们走进学校，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并给女孩子们分发卫生巾。除此之外，SHOFCO还致力于推广体育运动，加强沟通交流，以及帮助人们增加收入。 肯尼迪向我介绍了安妮。安妮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她现在负责SHOFCO的女性项目SWEP。肯尼迪住着的那间屋子和周围的几间房子都是安妮家的，她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安妮有一本工作日记，里面记录了这周SWEP的妇女们制作的珠子手链的数量。她向我介绍，这些女性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通过制作手链，她们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此刻我才知道，肯尼迪在办SHOFCO之前，就开创了SWEP项目，那时他才十六岁。 “我不忍心看着这些无辜的女人受苦受难。以前我常常用自己挣的钱给她们买食物，可能就是从那时起，SWEP开始慢慢从无到有。” 安妮笑着说：“那些女人都叫肯尼迪‘老公’，因为他照顾她们！”她边笑边用胳膊肘揶揄地碰碰肯尼迪。 肯尼迪吃吃地笑着，开玩笑地反击说“Kuenda uko”，意思是“回去干你的活儿”。 接着，肯尼迪把约瑟夫·基巴拉介绍给我。他的外号是“椅子”，因为他刚刚在年度选举中被选为SHOFCO的主席 。 “椅子”最多二十六岁，不过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像一位尊贵的长者。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担任的重要职位感到自豪，坐在桌旁，边喝茶边开着小会。看到我出现，他慢慢地站起来，庄重地和我握了握手以示欢迎。另一位年轻人带着羞怯的微笑站起来，自我介绍他叫尼古拉斯·马斯伍，是这里的会计。我们打过招呼后，他们接着开会，兴奋地在一个大日历册上写着计划。 我们向后边的花园走去。他们在里面种菜，把卖菜的钱用于机构运营。我问肯尼迪：“如果他是主席，那你是什么？” “我是顾问。”他顽皮地一笑。 肯尼迪最好的朋友安东尼在旁边哈哈大笑：“别相信他。肯尼迪知道怎么让每一个人都觉得SHOFCO属于他们。他设置了各个部门，让大家投票选出部长。我是沟通部的部长，还有戏剧部、SWEP、卫生部、未成年少女权益部、足球部和经济部。” 肯尼迪喂了喂鸡，鸡蛋也是SHOFCO的另一项收入来源。我对这一切精心布置和设计的组织结构赞不绝口。 安东尼告诉我，肯尼迪已经帮助人们开展了一百多种小生意，他把这种哲学思想叫作“传递进步”。他把机构微薄的收入，拿出一部分借给人们，借款不要求接受者还给机构，而是在接受者挣到钱后，再借给另一个人同样数目的钱。这条“借款链”已经帮助人们开起了理发店、卖水摊、蔬菜摊，经营起其他各种小生意。 “是伟大的牙买加领袖马库斯·加维让我明白，人民想要站起来，就必须经济独立。他在国内开展了很多地下生意，我们受了他的启发，坚信SHOFCO和我们的社区必须自力更生。”肯尼迪坚定不移地说。 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推开门进来。肯尼迪像孩子般蹦得老高，激动地喊着：“教练！” 他们先握手，又对撞拳头，然后肯尼迪带着他朝我走来，介绍我们认识，“他的名字也叫肯尼迪，所以我们叫他教练。他给我们的足球队当教练，他带的球队可是所向披靡！” 我站在一旁，看着肯尼迪和SHOFCO里各种各样的年轻人聊天，怪不得人们唤他市长。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子走过来，自信地跟我介绍她自己，她负责卫生组和未成年少女权益组的事务。接着，她走向肯尼迪，大声跟他说起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窘样。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和这些年轻人成为朋友，加入到他们坚定的事业中。 突然，肯尼迪看到太阳落山了，他跳了起来。 他惊叫道：“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天黑之前我得把你送回你的寄宿家庭。” 我心想：不，我更想待在这儿。 接下来又是像来时那样，我一路小跑跟着肯尼迪。穿过一条拥挤的小路时，他拉住了我的手，直到我们安全通过后也没放开。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抬起头讶异地看着他，他迅速松开了手。 他大声说：“不好意思！在我们国家，拉手代表着尊重和友谊，拉着朋友的手是一种习俗。” 我们接着向前走，今天看到的所有人和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太阳的最后一缕光芒已经消失于地平线。 ———————————————————— 我回到伍德雷小区。这里植物茂盛，相对算是个中产阶级的社区。我的住宿家庭女主人罗斯妈妈就住在这里。难以想象的是，这里离基贝拉这么近，走路只需十五分钟。参观过基贝拉后再回到这里，天差地别的境况令人心情复杂，难以平静。罗斯妈妈的家是一个两层小楼，家里有水、电和电视。和基贝拉相比，她的家就是天堂。然而几天前，当我第一次到她家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身在“非洲”了。她的家面积不大，设施陈旧，家具像是七十年代的。在小区的黑色大门外，是一条土路，路边摆着很多小摊。沿着一条小路，可以走到一个更大的市场“泰（Toi）”，这个市场一直延伸到基贝拉里面一个叫马基他的地方。位于我的寄宿家庭这边的泰市场，人们叫它“姆宗古泰（mzungu Toi）”，因为这边的价格比贫民窟那边的泰里的贵很多，商品质量也更好，尽管两个市场相隔不过十几米。 在我来肯尼亚之前，我在邮件里问肯尼迪，除了在SHOFCO和他一起工作外，我能不能和他还有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基贝拉。我会付给他食宿费用，就像我的项目付给寄宿家庭费用一样，而且我绝对不会打扰他们。 他断然拒绝了我。不行，从来没有外国人住在基贝拉。没有水和电，他觉得我没法生活。 他写道：“你是个美国人，而我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 我回他：“我是一个朴素的美国人。如果你能住在那儿，我也能。” 一到肯尼亚，我就和我的指导老师欧多商量我的住宿问题，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想住进基贝拉。 他同意了，提醒我不要让学校外事办知道，项目管理人员肯定不会同意。后来，另一个交换生提出她想住在奥林匹克区，就是那个挨着基贝拉的住宅区。欧多说不行，临近选举，住在离基贝拉这么近的地方太危险。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用局势紧张来吓唬我，而是同意了我的请求，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殊。 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展现出固执的一面：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我越是想做，障碍阻拦不了我，只会激发我去克服它。“你不准这样做。”这句话的武断和绝对甚至让我感到惊讶。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我的父母回答小小的我：“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个理由当然不够充分，也无法令我信服。他们以为，随着我慢慢长大和成熟，这股倔强劲儿会逐渐减退，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没看到这个迹象。 夜里，我躺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可以隐约听到电视机的声音，这里和肯尼迪生活的地方简直有天壤之别。我要住进基贝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这是打破我和SHOFCO那群年轻人之间的隔阂的唯一方法。 ———————————————————— 几天后，我和肯尼迪在内罗毕的“爪哇屋”共进午餐。点菜时，他考虑了很久。我点了一个三明治、一个沙拉，他又一次看看菜单，点了和我一样的食物。吃饭时，他姿势笨拙，拿叉子的方法也不对。我们边吃边聊，讨论了戏剧项目的细节，如何吸引年轻人参加，以及排练的时间表。 最后，我提到夏天发邮件时跟他讨论过的问题。 他还是坚称，这真的是不可能的。白人在基贝拉贫民窟里住几个晚上就会受不了，硬要坚持，最多也就住个一两周。如果想离他们更近，他建议我住到奥林匹克区的那个办公室里。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他看到，我也可以住在贫民窟里，我们之间的差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