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策士梦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终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致电赵元任，请其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只回了短短五个字的电文："干不了。谢谢！" 此时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早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苦苦支撑。面对渐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况，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的小镇传来。 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蒋氏从这时起才算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出席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本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增。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作战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死一搏，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联络南洋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役，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军，于1944年4月在中国南北一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日军的死打硬拼，立即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却连连败绩。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原失守，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舆论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要求国民党从西北地区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对延安和共产党部队的包围与封锁。希望双方不要干戈相向，砍头斩腰地瞎折腾，应像抗战初期一样，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日军，否则国民党将全面崩盘，死无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号下，1944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正式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3】尽管大会代表对此"咸报以热烈掌声"，但被提名的几人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陶孟和在开完会后便躲到李庄社会学所不再露面，只有傅斯年在进退中犹豫不决，似乎有某种期待，并把此计划写信告诉了远在成都的陈寅恪。陈氏于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行祺。【4】 信中的林、范，指林伯渠与范文澜，从后来的情形看，傅斯年到达延安，的确找过范文澜等人并索取过部分书籍。而视察团的西北之行也确如陈寅恪所言，既无"陆贾之功"，也没有显示出"郦生之能"，可谓无功而返。不过，1944年这个纷乱的秋天，视察团并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达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1945年5月，随着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结局。与此同时，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沉，总之是要彻底摊牌的最后关头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策士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凭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丸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即可令各方诸侯伏首听命，实现国家和平。 民盟的策士们同时认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后应由三方共同执政。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复得！于是，诸儒生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5】，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中来。在民盟主要干将黄炎培的提议策动下，几位重要人物决定仿照战国时著名的苏秦、张仪等策士辩才，拉上几个无党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以"中间人"的面目施展捭阖、钩钳之术，合纵连横，为中断的国共和谈予以"转丸"。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6】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王声称这个样子的建议"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众儒生听罢，大感灰心，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无用之功云云。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7位参政员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与蒋介石相见，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后，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8】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哼了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