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发生在一个夜晚，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叛匪离卡玛托只有五十英里路，但我们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他们进了村，像是从天而降。 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人们正在做最后一次礼拜。领拜的伊玛目毫无警觉，等他们反应过来，为时已晚。伊玛目面朝东方站在众人之前，铿锵有力地诵读经文。诵经一旦开始，任何人不得讲与祷告无关的话。我那天晚上没去清真寺，卡洛科去了。他说大家一发现叛匪进村，立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清真寺，把领拜的伊玛目一个人留在那里。有人小声告诉他，但他不理睬。叛匪捉住他，要他说出人们藏在森林的哪个方位，伊玛目拒绝了。他们把他的手脚用铁丝捆住，绑在柱子上点了天灯。大火把他烧死了，但没烧成灰。烧剩下来的尸体扔在村里的场院上。卡洛科说他藏在附近的树林里看到了一切。 叛匪进村时，朱尼尔在露台的房间里。他们在里面睡觉，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台阶上。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回去找他，一个人跑进了森林，倚着树睡了一夜。早晨，我找到了卡洛科，两人一起回到村里。卡洛科所讲的伊玛目的尸体还在场院里。看到他狰狞的牙齿，可以想见当时他有多么痛苦。房屋全都化为灰烬。一点生命的气息也见不到。我们到森林中去找朱尼尔和朋友们，但哪里也找不到。我们碰上了熟悉的一家人，他们让我们藏到沼泽地旁边的矮树丛中，我们跟他们一起呆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漫长得像几个月。艰难度日的时候，我急切地想未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这种疯狂局面会有尽头吗？除了藏身在森林里，我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我想念朱尼尔、吉布里亚、塔洛伊和卡利鲁。他们躲过了这次进攻吗？亲人，朋友，所有人都离我而去。我还记得全家搬到莫格布维莫时，父亲搞了一个仪式，祝贺乔迁新居。他邀请了我们的新邻居。在仪式上，父亲站起来说："我祈求真主和祖先保佑我们全家人永不离弃。"他的目光扫过我们。母亲怀里抱着小弟弟，我和朱尼尔站在一边，嘴里含着太妃糖。 一位长者站起身，附和父亲的话："我祈求真主和祖先保佑你全家人永不离弃，即便有人进入冥界，也相守如一。真主保佑家庭和社区。"老人将双手摊开，伸向空中。父亲站到母亲身边，又招呼朱尼尔和我靠近些。我们靠在一起，父亲双臂搂着我们，众人鼓起掌来，摄影师抓拍了几张照片。 我用手捂住眼睛，止住泪水，祈望与家人能重新团聚。 每隔三天我们到卡玛托去一趟，看看人们是否已返回，但每次都扑空，连一点生命存在的迹象都没有。村子寂静得令人恐惧。风吹时，茅屋顶摇摇欲坠，令人惊悸，感觉好像我的灵魂在体外游荡。这里见不到任何活物的足迹。连蜥蜴都不敢爬过村子。鸟儿和蛐蛐也没了叫声。我的脚步声比心跳声还响。进村时我们带着扫帚，返回藏身处的时候就把脚印扫掉，以免被人跟踪。我和卡洛科最后一次回村的时候，看到野狗在撕咬伊玛目的尸体。一只狗叼着他的胳膊，另一只叼着脚。空中有秃鹫在盘旋，伺机俯冲下来分食尸肉。 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我感到很压抑。似乎整天都在等待死神到来，于是我决定离开，找个至少还算平安的地方。卡洛科害怕离开。他觉得离开了森林就意味着走向死亡。他决定待在沼泽地里。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口袋里装满橘子，系紧破运动鞋的带子，就算准备妥当了。跟众人告别后，我向西走去。一离开藏身处，我就觉得像是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刹时间到来的伤感让我忍不住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对未来的恐惧。我在路边坐了一会儿，等到眼泪干了，才继续赶路。 我走了一整天，路上没见到一个人，路过的村子里也没见有人。路上没有脚印，只能听到我的呼吸声和脚步声。 我从早走到晚，五天里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晚上，我睡在空无一人的村子里。每天早晨，我决定自己走哪条路，从而也决定自己的命运。我的想法是不走回头路。随身带的橘子第一天就吃完了，在住宿的村子里我又找到了更多的橘子。有时候，路过木薯地，我就挖些木薯，然后生吃。很多村里还能见到椰子树。我不知道怎么爬上去。我试过，但不成功。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村里，饥渴交加。那里除了椰子树，别无所有。椰子松松垮垮地吊在树上，像是在逗弄我，看我能不能摘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哧溜一下爬了上去。爬到树顶采椰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从未有过爬椰子树的经验。我又快速地爬下来，四处找东西把椰子砸开。运气不错，我找到一把旧刀，劈开了椰壳。吃完椰子，我找了个吊床，躺着休息了一会儿。 休息后站起来，我觉得自己体力充沛，就想再爬到树上去采几只椰子路上吃。但根本就不行。连树的一半都爬不到。我尝试多次，一次比一次爬得低。我好长时间没笑过了，但这一次却让我笑得止不住。这样的经历，真可以写一篇科研论文。 第六天，我终于见到了人。我刚刚离开昨晚睡觉的村子想再找另一个村子，这时听到前面有说话声。声音随风传来，忽高忽低。我离开小路，轻手轻脚慢慢走，以免踩到干树叶上发出响声。我躲在树丛中观察说话者。共有八个人，在坡下河边。四个男孩子，大约十二岁--正是我的年纪--两个女孩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正在游泳。看了一会儿，我确信他们不会伤害我，就走下去也想游个泳。为了不使他们受惊吓，我重新回到路上，朝他们走过去。 那个成年男人第一个看到了我。"喂，你好，先生！"我跟他们打招呼。 他打量着我的笑脸，一句话也不说。我想他可能不懂克里奥尔语，我又用曼迪语问候他。曼迪语是我的本族语。 "Bu-wah.Bi ga hum ye na."他仍然没回答。我脱掉衣服跳进河里。我从水里钻上来时，他们都不游了，但仍呆在水里。那个男人肯定是父亲，他问我："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是曼迪人，克里奥尔语他也会说。 "我是马特卢章镇的，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抹掉脸上的水，又说："你和家人要去哪里？"他装作没听见，没回答我的问题。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去邦特最近的路怎么走。邦特是塞拉利昂南方的一个岛，据说是那时候最安全的地方。他告诉我只要朝着大海的方向走，一定会碰到知道去邦特的路的人。从他说话的声调我听得出他不信任我，不喜欢我靠近他们。我看到几个孩子和那个女人脸上满是狐疑。见到这几张脸，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让我非常失望。战争破坏了人们交朋识友的快乐，连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都得不到信任。我爬上岸，谢过那个男人，朝着他给我指的通往大海的方向走去。 遗憾的是，在那段日子里，为我提供过食宿的村庄，大多数我都不知道名字。那里没有人可问，那个地区也没有写有村名的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