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尼尔曾教过我怎样打水漂。有一次去取水，他说新学了一项绝技，能让石头在水面上走。他斜着身子扔了几块石头，一块比一块走得远。他让我试试，但我没学会。他说以后一定会教我。头顶水桶回家的时候，我滑了一跤，水洒光了。朱尼尔把他的那桶水给我，又拿起空桶去了河边。回到家，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问我有没有摔伤。我说没伤着，他还是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膝盖和肘部。看完后又挠我痒痒。现在，坐在一个陌生的村庄的露台上，我真希望他能问问我有没有不舒服。 吉布里亚、塔洛伊、卡洛科和卡利鲁都盯着遮盖了村庄的森林。吉布里亚坐在那里，下巴顶在膝盖上，鼻翼翕动。他呼气时，整个身体都跟着动。Tailoi的脚不断地踏着地板，像是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让自己想眼下的事情。卡洛科坐立不安，不停地变换姿势，连声叹气。卡利鲁默默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像丢了魂似的。我很想知道朱尼尔的感受，但那个晚上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打破沉寂。真后悔没开口问他。 第二天一早，村里来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女人认识吉布里亚。她说他姨妈在离这里大约三十英里的一个村子里，给我们指了路。我们找了些没熟的橘子装满口袋。这些橘子又酸又涩没法吃，但是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这东西了。我们又上路了。 卡玛托离叛匪控制的马特卢章很远。村民设了岗哨，而且随时准备撤离。为换取食宿，我们六人被派作岗哨。离村子三英里有一座山。从山顶上可以看清通往村里长约一英里的小路。我们在山顶上放哨，从一大早呆到天黑。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我们对叛匪颇有了解，不敢懈怠。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还是放松了警惕。 播种季节到了。头场雨下过，泥土松软湿润。鸟儿开始在芒果树上筑巢。每天早晨，露水打湿了树叶，浸润了土壤。中午时泥土的芬芳最强烈，我真想在地上打滚儿。我的一个舅舅常开玩笑说，他最好想死在这个季节。太阳比平时升起得早，在万里晴空之中，阳光显得格外灿烂。路边的小草半枯半绿。蚂蚁在地上搬运食物入穴。村民们相信，叛匪不会来了。尽管我们竭力说服他们改变看法，还是被命令离开哨位，回到地里干活。那可是件苦差事。 对于农活，我一直是个旁观者。因此直到一九九三年，我不得不在卡玛托村帮忙干了几个月农活之后，才意识到耕种是多么艰辛。村里人都是农民，我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战争之前，收获季节我到外婆家去，她让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农场周围的地里洒酒以示收割开始。这个仪式意在感谢祖先和真主赐予我们丰饶的土地、茁壮的稻米和丰收的年景。 我们接受的第一件活儿是清理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地。看到地上长的要割除的灌木丛，我就知道苦日子有的过了。树丛茂密，还长着许多棕榈树。每棵棕榈树周围都有树木环绕，树枝纠缠在一起，很难走到树边把它们砍倒。地面上覆盖着腐烂的树叶，土壤变成了黑色。白蚁在烂树叶下穿梭往来。我们每天都在树丛中弓着腰，挥舞长刀短斧砍伐树木和棕榈。这些树从贴近地面处砍断后，就不会很快发出芽来影响即将播种的庄稼。有时候，举起沉重的刀斧砍下去，自己都会被甩出去。我们在树丛中躺一会儿，揉揉生痛的肩膀。吉布里亚的姨父连连摇头，说："你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啊，真够懒的。"清理树丛的第一天早晨，吉布里亚的姨父派给我们每个人一块地。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完成各自的任务。而他只用了三个小时。 当我手持大砍刀开始砍树丛的时候，吉布里亚的姨父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他教我怎样正确握刀。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挥舞砍刀砍上好一会儿，也不抵他砍一刀。 前两个星期过得非常痛苦。我背痛，肌肉也痛。最难受的是我手掌上脱了一层皮，肿起来，又起了水泡。我的手还不习惯使用刀斧。清理出来的树枝扔在地上晒干，晒干以后点火焚烧。滚滚浓烟径直冲上夏季的蓝天。 下一步就该种木薯了。下种前，要用锄头在地里挖出一些小坑。干这活儿要连续几个小时弯着腰。中间休息时，我们就拿来些木薯杆，截成小段儿，插到小坑里。劳动中只能听到老庄稼把式哼小调，以及偶尔飞过的鸟儿扇动翅膀，附近树林里树枝折断，邻里上工或返家时互道问候的声音。一天的活干完，我有时会坐在村场院里的一根圆木上看小孩子们玩摔跤。有一个七岁上下的男孩总爱找茬跟人打架，他母亲会扭着他的耳朵把他提溜回去。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是个爱惹事的主儿，总爱在学校和河边打架。有时打不过人家，就扔石块砸。因为家里没妈，我和朱尼尔是社区里的另类。父母的离异给我们留下的印记连镇里最小的孩子都看得见。我们成了别人夜晚的谈资。 "可怜的孩子，"有的人说。 "他们不会受到全面良好的教育，"我们走过时，另一些人不无担心地说。 这些人表达同情的那种方式令我愤怒，有时候我在学校里会踢他们的孩子的屁股，特别是带有那种眼神的孩子，他们仿佛在说，我爸妈可说了你们不少闲话。 我们在卡玛托干了三个月的农活，我一直也没习惯。让我喜欢的只有下午歇息时下河游泳。在河里，我坐在清凉的沙子上，任凭水流把我带到下游，然后从水里上来，穿上脏衣服，返回农场。这段繁重劳动中最悲哀的是，最终叛匪还是来了，一切努力都归于灾难。所有的人都逃走了，农田抛荒，任野草丛生，任动物吞食。 叛匪进攻卡玛托村时，我和朋友跑散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哥哥朱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