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回忆录 美国纽约市，一九九八年 我中学里的朋友怀疑我没有讲出自己的全部身世。 "你为什么要离开塞拉利昂？" "因为发生了战争。" "你亲眼见到过打仗吗？" "我们国家人人都见过。" "你真的看到人们端着枪互相射击了吗？" "是啊，常有的事。" "太酷了。" 我浅浅地一笑。 "有空你得给我们讲讲。" "好啊，是得讲讲。" 1 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沸沸扬扬，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直到有一天，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人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国家真实地发生了。那些从数百英里之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房子如何被烧毁。有人出于同情，要他们住下来，但大都被谢绝了。他们说，战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就会吓一大跳。来自交战区的孩子当中有几个成年人，与我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常常精神恍惚。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他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让他们精神受了刺激。那些事，即使他们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信。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我所知道的战争，不过是书中读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比如说《第一滴血》，以及BBC新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我那时才十岁，凭我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和哥哥朱尼尔、好友塔洛伊离开家，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的才艺展示。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来，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我八岁那年，我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说唱乐。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莫宾比是那家公司的外国人的居所。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看大彩电，还能看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有一天晚上，电视上播出的是一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我们四人坐在那里，被这支歌迷住了，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片子播完时，屏幕下方跳出了一行字，"糖山帮：《快乐的说唱者》"。朱尼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周的周末都到那个房子里去看电视，学唱那种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但印象却十分深刻。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那么有节奏。 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事情。假期里，他带来了磁带，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种舞叫"嘻哈"。我非常喜欢这种舞，更喜欢学说那些节奏明快的歌词，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有一天下午父亲回家时，我和朱尼尔，穆罕默德，塔洛伊正在学埃里克与拉金的《我知道你有心》。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哈哈笑着问道："你们说些什么，自己能听懂吗？"朱尼尔还没答腔，他就走开了。他坐在芒果树、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把收音机调到BBC新闻台。 "听，这才是标准英语。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他在院子里大声喊。 父亲在那里听新闻。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我们左右脚轮番踏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手臂、上身和头部也要同时移动。"这个动作叫'跑步者'，"朱尼尔说。我们模仿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家务活。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安息，孩子"，或者"我闪了"。屋子外，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 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一背包，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裤，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T恤衫和球衣。一般要穿三双袜子，袜筒卷起来，让运动鞋显得很膨大。白天天气太热时，就脱掉几件，搭在肩膀上，样子很时尚。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打算第二天就回来，我们跟谁也没有告别，也没有说要外出。没想到，这次一离开家，就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那是个明媚的夏日，太阳不是很毒，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开开玩笑，追追打打，路也不觉得很远了。我们带了弹弓，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的猴子。有几次遇到河流，还停下来游泳。有一条河上架着桥，我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我第一个出了水，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他俩以为在车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于是掉过头，撒腿往河里跑，刚跑到桥中间，车就追了上来。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笑，司机按响了喇叭。太好玩了。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但没有得逞。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卡巴提，我外婆的村子。人们管我外婆叫卡帕纳玛米。她个子高高的，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长长的脸型搭配得漂亮匀称。站着的时候，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就是抚在头上。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雪白的牙齿和脖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 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走最后六英里。外婆想留我们过夜，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 "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又充满了担心。 "你又不上学，去马特卢章干什么？怎么这么瘦啊？"她问个不停，但我们避而不答。她送我们到村口，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别了。右手代表好运气。 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见到了吉布里亚，卡洛科，卡利鲁等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博城公路，那里卖食品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我们买了些煮花生，一边吃一边讨论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先搞个排练。睡觉是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小床，我们四个人（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腿和脚耷拉到床下。因为我个子最小，身体基本能倦缩到床上。 第二天，我和朱尼尔、塔洛伊呆在卡利鲁家里，等候朋友们下午两点放学回来。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由我数数。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走到露台上，也加入了比赛。塔洛伊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问他们怎么回来了。吉布里亚解释说，老师说了，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布维莫了。学校停课，让大家听候通知。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那里。 据老师说，当天下午，叛匪攻进了矿区。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子，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校、河边、水塘寻找孩子。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父母却在满街跑着找孩子。枪声渐渐密集起来，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匆匆逃出了镇子。 "老师说了，这个镇子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吉布里亚从水泥地板上站起身来。我和朱尼尔、塔洛伊拿起背包和朋友们一起向码头走去。人们正在从矿区向这里聚集。有些人我们认识，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人在哪里。他们说进攻来得很突然，一片混乱，大家都不知所措，各自四散逃命去了。 我们在码头上呆了三个多小时，急切地盼着能见到家人，或者找到一个见过他们的人。但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过了一会儿之后，那些过河来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那天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太阳平静地穿过白白的云层，鸟儿在树上鸣唱，树在微风中摇曳。真无法相信战争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我觉得这不可能。我们头天离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叛匪就在附近。 "怎么办？"吉布里亚问道。没人答话。过了一会儿，塔洛伊打破了沉寂。"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家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朱尼尔和我点头同意。 仅仅三天之前，我还看到父亲踱着方步收工回来。他那顶安全帽夹在胳膊下，那张长脸在下午酷热的阳光下淌着汗。我就坐在露台上。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因为新来的继母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那天早晨，父亲上楼时对我笑了笑。他端详着我的脸，双唇嗫嚅着像要说点什么，这时继母出来了。他忙转过身去看继母，继母装作没看见我。他们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客厅。我强忍住眼泪离开露台，去和朱尼尔会合，在那里等卡车。我们要去三英里外的邻镇看望母亲。以前父亲出钱供我们上学，放假回家时在周末去看她。如今父亲拒绝给我们付学费，我们失学后每隔两三天就去看望她一次。那天下午我们在集市上找到了她，跟她一起买了些菜，好给我们做饭。那天见面时母亲脸上表情木然，但一和我们拥抱，立刻有了神采。她告诉我们，小弟弟易卜拉欣上学了，从集市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去接他放学。她拉着我们的手，一路上不停地回头看，好像怕我们走丢似的。 去小弟弟的学校的路上，母亲转过身对我们说，"这阵子还没有钱让你们复学，心里很难过。我正在想法子。"她停了停，又问，"你们父亲还好吗？" "他还好。我下午还看到他了呢，"我答道。朱尼尔一言不发。 母亲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他很爱你们。只不过没给你们找个好心肠的后妈。" 到学校时，小弟弟正在和伙伴们踢足球。他才八岁，球技已经相当不错。一看到我们，他就跑过来，扑到我们怀里。他跟我比了比个头，看看是不是长得比我高了。母亲笑起来。弟弟的小圆脸红扑扑的，汗水蓄在脖子上的皱折里，跟我母亲一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母亲的屋子。我握着小弟弟的手，他给我讲学校里的事情，还要晚上和我赛足球。我母亲还是单身一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照料易卜拉欣上。她说，小弟有时会问起父亲。我和朱尼尔在外上学时，她曾经带他去看过几次父亲。每次看到父亲拥抱易卜拉欣，她都要哭，因为父子俩见面都感到很高兴。母亲好像陷入了沉思，想到这些，她脸上洋溢着笑。 那次看望母亲之后又过了两天，我们就离开家了。我站在马特卢章的码头边，仿佛看到父亲手拿安全帽从工地跑回家。看到母亲哭着往小弟弟的学校跑。我一下子颓丧起来。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跳上一条小船，伤心地告别了好友。小船驶离了马特卢章的河岸。我们来到河对岸时，更多的人急匆匆地赶来。我们上了路，一个妇女把拖鞋顶在头上，也不看我们，自管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血流成河啊。连天神都逃走了。"她走远了。河边的树丛里，传出来女人尖厉的叫喊声："Nguwor gbor mu ma oo，"真主帮助我们，还叫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Yusufu，Jabu，Foday……"我们看到不少走失的孩子只穿着内衣，夹在人群里走，一路喊着"Nya nje oo，nya keke oo，"妈妈，爸爸。人群中间还有狗在跑。虽然已经远离了伤害，人们还是跑个不停。狗四处嗅着寻找主人。我的心情紧张起来。 走了六英里，我们来到了外婆的村子卡巴提，村里已经空无一人，沙滩上只留下一串通往村外密林的脚印。 天黑下来，在矿区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蛐蛐和鸟儿的夜鸣声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人的低语声，寻找父母走累了的孩子的哭泣声和饥饿的婴儿的痛哭声。我们坐在外婆家的露台上，一边听声音一边等待着。 "伙计们，我们回莫格布维莫去好不好？" 朱尼尔问。我们还没来得及答话，一辆大众牌汽车从远处轰隆隆地开过来，路上的行人飞快地躲进旁边的树丛。我们也跑了几步，但没跑远。我的心在咚咚地跳，呼吸急促。那辆车停在外婆家门前，从我们趴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车上没有人拿枪。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从树丛中钻出来，看到驾驶员座位上的那个人跑到路边吐了好多血。他的胳膊在流血。吐过后，他就哭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一个女人双臂搂着他，求他站起来。他这才站起身朝面包车走去。他打开驾驶员对面的车门，一个靠在车门上的女人滚落到地上，两耳冒血。人们连忙捂住自己孩子的眼睛。 面包车的后排座上还有三具尸体，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座位和车顶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我想远离见到的这一切，却挪不动脚。两脚麻木得没了知觉，整个身体都僵在那里。后来我们才得知，那个男人想带着全家一起逃脱，叛匪朝他的车一阵扫射，杀了他全家。那位搂着他的妇女安慰他，至少他还可以埋葬家人，这让他略微平静了一些。她说，他可以永远记住家人在何处长眠。她似乎比其他人对战争知道得稍多一点。 风停了下来，白天似乎很快地变成了夜。夕阳欲落时，经过村子的人更多了。一个男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儿子。他以为儿子还活着。儿子的血沾了他一身。他边跑边说："我要送你去医院，儿子，一切都会好的。"或许抱着这些虚幻的希望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让他逃离险境免受伤害。随后跑来的是一群中了流弹的男女。他们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上还滴着鲜血。有的人受了伤还不觉得，直到别人指点他们的伤口时才发现。有人晕倒，有人呕吐。我觉得一阵恶心、眩晕。我觉得地面在动，站在那里打着颤，人们的说话声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她背上背的是她儿子，血顺着衣服淌下来，在她身后流了一路。她狂奔逃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幸运的是，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她跑到我们站立的地方，坐在地上，把孩子放下来。原来是个女孩，两只眼睛大睁着，脸上还挂着嘎然而止的笑。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母亲俯在女孩身上，使劲摇晃着。她悲痛惊骇至极，欲哭无泪。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相对而视。我们知道，返回马特卢章已是必然，因为我们已亲眼看到，莫格布维莫已非家园，我们的父母也绝无可能留在那里。有几个受伤的人一再说，卡巴提是叛匪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可不想在叛匪来的时候呆在那儿。连那些走路不便的人都尽力远离卡巴提。在返回马特卢章的路上，那个妇女和她孩子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对路程没有感觉，喝水也不觉得解渴，尽管我知道自己很渴。我不想回到那个妇女来的地方去，连无知的婴儿也明白，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那是在你出生前十九年。"每当我问起塞拉利昂在一九六一年独立时是什么样子，我父亲就会这样讲。塞拉利昂自一八O八年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密尔顿·马尔盖爵士是第一任总理，在塞拉利昂人民党的政旗下执政，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继任的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阿尔伯特·马尔盖爵士，在位至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全国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史蒂文斯赢得选举，随后发生了军事政变。史蒂文斯于一九六八年再次掌权，数年之后宣布国家实行一党制，全国人民大会党为唯一合法党派。从此以后，我父亲所说的"腐败政治"开始了。我在想，对于这场我正在躲避的战争，父亲会有何感言呢？我从前听大人说，这是一场革命战争，目的是把人民从腐败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枪杀无辜百姓、小孩子、甚至小女孩的解放运动，这算是哪门子的解放？没有人来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头脑里装满了残酷的景象，沉重得无法忍受。一路上我变得恐惧起来，怕路，怕山，怕路两边的树丛。 深夜，我们走到了马特卢章。朱尼尔和塔洛伊跟朋友们讲述了路上的所见所闻，我默默无语，还在思忖着看到的是不是幻觉。那天夜里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梦见自己胸侧中了弹，身边跑过的人没人肯帮忙，因为他们都在逃命。我爬到灌木丛中安全的地方，但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人，端着枪站在我身上。他背着阳光，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那个人用枪对准我受伤的地方扣动了扳机。我醒过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腋下。我很害怕，因为我已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在马特卢章，我们每天早晨到码头去，希望得到家乡的消息。但过了一周，那边过来的难民流停止了，音讯完全断绝。马特卢章有政府军布防，码头等全镇各战略要地设有检查站。士兵们相信，叛匪如果来袭，必然从河上来。于是他们在河边架起重炮，并宣布晚七点起实行宵禁。这使得夜晚的气氛格外紧张，我们睡不着觉，又非得早早地回到屋里。白天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过来了。我们六个人坐在露台上讨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看这种疯狂局面不会持续很久，"朱尼尔低声说。他看着我，像是要让我放心，我们很快就能回家。 "可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时间。"塔洛伊的眼睛看着地板。 "听说军队已经在把叛匪赶出矿区了，"吉布里亚结结巴巴地说。我们一致认为，战争不过是个过渡阶段，不会超过三个月。我、朱尼尔和塔洛伊听起了说唱乐，背诵歌词，这样就不用去想眼前的那些事情了。有天生玩家，LL酷J，奔跑-D.M.C.，和哈维男孩；我们离家时只带了这几盒磁带，还有随身穿的衣服。我还记得坐在露台上一边听着哈维男孩唱的《我们找到了爱》，一边看着镇边的树木在微风中缓缓地摇曳，远处的棕榈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等待。我闭上眼睛，卡巴提的惨象又在脑海中闪现。我努力回想战争前卡巴提的景象，把那些惨景驱逐出去。 村边有一片浓密的森林，我外婆住在那里，村子的另一边是咖啡园。一条河从森林流向村边，从棕榈树中穿过，流入一片沼泽地。沼泽地上是一片香蕉园，一望无边。穿过卡巴提的一条主马路上坑坑洼洼，白天鸭子在里面戏水。房屋的后院里种着芒果树，树上栖息着喜鹊。 清晨，太阳从森林那边冉冉升起。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之后，公鸡和麻雀以嘹亮的叫声宣布白昼的到来，一轮金色的太阳站到了树冠上。晚上可以看到猴子在树之间跳来跳去，回巢安歇。咖啡园里，母鸡总是忙着把雏鸡护到翅膀下，以免被老鹰掠食。园子外，棕榈树随风摇曳。有时在黄昏时还可以看到采集棕榈酒的人爬上树。 夜晚在森林中树枝折断的声音和舂米的声音中到来。这些响声在村子里回荡，吓得鸟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不知所措。蛐蛐、青蛙、蛤蟆和猫头鹰唱着夜曲离开它们的栖息地。炊烟从茅屋顶上袅袅升起，人们从咖啡园陆续回家，有的提着灯，有的举着火把。 "做人要像月亮一样。"卡巴提的一位长者常对打他门前经过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人有去河边取水的，有去打猎的，有去采集棕榈酒的，还有去咖啡园的。记得我还问过外婆，那位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说，这句格言用来告诫人们要永远光明磊落，为人和气。她说，阳光炽烈，雨水泛滥，天气寒冷，都会惹人抱怨。但月辉泻地就没人会啰唆。人们喜爱月亮，各有原因。孩童在月光下玩耍，观察自己的影子；大人聚在月光下讲故事，或夤夜歌舞。月明之夜，总有不尽的欢乐。做人要像月亮一样，这是其中几个原因吧。 "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些木薯。"她说到这里停下来。 自从外婆给我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像月亮一样的道理，我就决定要仔细观察月亮。每当月亮挂在夜空，我就躺在外面的地上，静静地凝视着它。我想探个究竟，它为什么如此惹人爱怜，令人着迷。看到月亮里形态各异的影像，我迷恋不已。有时，我看到的是男人的头像。他留着半长的胡须，戴着水手帽。有时我看到一个男子手持斧头砍柴，有时候是一个女人给孩子哺乳。直到今天，当月亮出现时，我看到的还跟六岁时一样。我幼年的那段时光仍然深埋心中，令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