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动笔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三十几岁的法学教授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能拿来写成传记？我究竟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所以，写作这本书时，我给了自己几个特殊的理由。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至今已经30年了。而我在美国法律界和司法教育界的工作，很意外地为我打开了与我出生的国家——韩国相互联系的机会。在我有幸执教的几所大学里，哈佛大学是我开始学业，以及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地方。我成为第一个被哈佛法学院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的韩裔美国人。 哈佛大学在韩国人的移民文化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我获得终身教授荣誉的消息引起了很多韩国人的关注，鼓舞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这是通常做学术的人不太会经历的。2011年秋，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美国的时候，我有幸应邀参加了一些接待活动。当时在纽约的皮埃尔大酒店门前，有上百名韩裔团体成员欢迎总统的到来。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在人群中，总统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但他竟然认识我。当我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会遇到来哈佛旅行的年轻人来找我索要签名。我的邮箱里更是收到不计其数的感人信件，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亚洲甚至欧洲的。 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很感动地发现，在这一场移民美国的旅程中，尽管我在此的成就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它对韩国人来说却有着很大的意义。我所收到的来自韩国各界慷慨的赞扬，与其说是对我所获得成就的证明，不如说是韩国社会的价值体现——一个学者能让一个社会为之自豪。这些价值，对我而言超越了教育和学习方面的赞扬，塑造了我的人生。 我并不是自成一格的，如果没有文化习俗、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塑造了在美韩裔人群的生活，我的人生也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所以，我不能继续尴尬地接受这些对我的过分关注，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韩国人在海外奋斗的故事——因为这与他们息息相关。写作这本书是为了纪念这种联系，我是为所有的大韩人民写作这本书。 我要提醒读者的是，接下来我所讲述的一系列事实并不完美。首先，我意识到我开始回忆很多童年时经历的事情，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很多事情更多的只是一种印象，而非发生的事实本身。 其次，这是我的故事，但我并不是故事中的唯一角色。我一直对把我的家人和朋友写进来这件事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只是因为我选择了他们。因此，我在选择他们的时候非常小心，而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我所讲述的故事。如果你们发现这本书里似乎遗漏了某些我人生重要的部分，这就是原因所在。 最后，这并不是我人生全部的故事。我只是试图强调一些经常被问及的问题，关于我是如何长大的，关于我所走过的路。我尝试着捕捉回忆中重要且有意义的部分。当然，成年后的我或多或少地会对这些故事做一些阐释和过滤。 结果，这本书不仅试图诚实地讲述我所经历的人生，还有我所拥抱的生活方式和渴望，这些东西都不是由我的出生和成长背景所必然产生的。之所以决定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常常被问起，我的成长和我现在的生活、工作之间的关系。尽管在这本书里，我会花很多篇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还是会用下面的总结性原则来阐述： 寻找你热爱的工作；像玩耍一样对待工作；永远要尝试新鲜事物并敢于冒险；常常用休息和小憩来奖励自己；培养真挚的友谊并努力维持；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创造和制作事物中，无论事情大小；指导别人，并虚心接受指导；在教别人的过程中学习；时刻保持乐趣。 我是韩国的女儿，是美国的公民，是一个具有世界思想的学生。我所享受的这巨大的福分都是我父母辛勤培养的结果，他们从过去以来对我付出的努力，无论怎么感激都不夸张。是他们给予了我一份自由的礼物。我的人生无论有任何的福分，都源于他们。我要在这里首先表达我的感谢。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妹妹们或许对我童年的记忆和我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写作和回忆的宽容。 拉尼•吉尼尔（Lani Guinier）多年来一直鼓励我用第一人称写作。我很感激自己在进入哈佛法学院读书之前的那个夏天读了她的回忆录，也非常感激从那之后她出现在我人生中，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感谢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对我的信任，长大之后的人生真的难以言喻。 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总是鼓舞着我，时刻提醒着我对未来怀有伟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