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1-2性学调查 在基于访谈的性研究中，金赛和他的合作者从事的性行为研究是最为雄心勃勃的探究。即使在40年后，不论是在规模上、内容的详尽程度及社会效果上，他们都保持着无法赶超的地位。 作为访谈者，金赛和他的同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都受过极好的训练，依靠一套标准问题，获得可比较的结果；给受试者提供包括交叉检查（如比较丈夫和妻子的答案）在内的成百套问题，以确保回答的可靠性。这些研究人员也记住他们的密码，并且把结果直接用密码记录下来，以便有更大的精确性和保密性。 在1938年至1950年间，这些研究者访谈了16，000多人。金赛得到了7000个性史记录，在10年中平均一天获得两个。在这些报告中，基本样本由5940名女性和5300名男性美国公民组成。 金赛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人群中获得随机样本参加他的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常有许多人拒绝参加，这损害了群体的代表性。他转而采用一种"小组样本选择"法，选择差别很大的小组（如神父、犯人、大学生），然后说服每人都参与会谈。在1/4的这种小组中，他努力获得"百分之百的样本"，使这些群体（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说出自己的性史。这些小组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11，240人的群体中，性史的研究包括了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地理分布、宗教信仰等方面。所有这些小组都有足够的成员作为代表来进行比较，所以金赛的样本是分层次的（stratified）。不过它不是有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调查，因为抽样的群体中，每一小组的大小和美国总人口中群体的构成是不成比例的。受教育水平低的和乡村的小组中，样本很少，几乎没有代表。有些小组，事实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所有提供过性史的受试者都是白人（金赛收集过黑人的性史，但不够进行统计分析）。3/4的妇女是大学毕业生，许多低阶层的男性则犯有前科。这样他的受试者主要只代表了白人、都市居民、新教徒、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东北部人群。金赛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样选择造成的问题，对一些批评也不予置评。他称他的性行为研究只是在一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不是针对所有文化和所有人种的性行为研究（Kinsayetal.，1948；1953）。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花花公子》基金会（thePlayboyFoundation）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性调查，是由一个独立的行为研究和市场调查组织主持的。研究的样本是从美国24个城市的电话簿上随机选择的2026名成年人。样本中的982名男性和l044名女性，在年龄的分布上与美国18岁以上人口的年龄分布相似。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出现在电话簿上，所以这些样本也不能说具有代表性，特别从80％联系到的人拒绝参加研究这一事实看，更不能说是有代表性。 这些资料是通过高度自我回答的方式收集到的。另外有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被莫顿·亨特（MortonHunt）和他的妻子伯尼斯·科恩（BerniceKohn）选来进行更深入的访谈。这二位均是职业作家。亨特曾就这项调查研究写过报告，所以这里我们称这种研究为"亨特调查"（1974）。该法尽管难以与金赛调查法媲美，但亨特调查在用来与几十年前的金赛报告做比较时还是很有用的。 20世纪70年代末雪儿·海蒂（ShereHite）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女性的性，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1976）。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妇女团体来获得回应者，为了扩大研究范围，他们还通过几种杂志［如《阁楼》（Penthouse）］和时事通信来征募受试者。在做了大量努力之后，在100，000拿到问卷的人中，只有3000人回应，回应率只有3％。另外还做了一个针对8000名男性（回应率只有6％）的类似的研究（Hite，1981）。1987年海蒂关于女人和爱情的研究是基于一个有大约4500位女性参与的样本，这项研究一共联系了10万人，故其回应率是4.5%。 海蒂的报告受到批评，因其样本不具代表性，作者具有辩论风格以及政治目的。但海蒂研究中的个人经验使其具有很高的阅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说的是和其他人所想所感一致的，所以她的书才得以畅销。 最后，大量收集问答资料的方法是杂志常用的调查法。通过在杂志上印上问卷来让杂志读者来回答，回答问题的人构成研究的样本。因为杂志具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所以即使只有1％的回应率，也还可以得到数以千计的回答。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甚至不能推广到其他读者身上，因为它本身难以代表大量的群体。这种性调查法已被引进到《今日心理学》（Athanasiouetal.，1970）、《红皮书》（Redbook）（Tavris和Sadd，1977）、《女士之家杂志》（LadiesHomeJournal）（Schultz，1980）、《大都会》（Cosmopolitan）（Wolfe，1981）和《花花公子》（Petersonetal.，1983）杂志，如果不计它们的局限性，这些信息还是有趣的。许多调查对象更为有限的性调查已被实施。大学生通常是这些研究的调查对象。 虽然已过去了约40年，但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研究仍是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最综合最系统的信息来源。金赛之后也有人搞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能与金赛的工作相媲美。 金赛建立的性研究所［InstituteforSexResearch，最近更名为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KinseyInstituteforResearchinSex，Gender，andReproduction）］一直致力于其他更广泛的性行为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性犯罪与同性爱者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馆收藏有60，000册书籍，3700部电影，大量的图片材料以及人工制品，当然都是与性有关的，因此兼具资料馆与教育的功能。 金赛的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公众如此大的注意，除了因为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模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使这些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他之后，无论是别的调查者、记者，还是性用品商人，都在不断地刺激大众探讨自己的性生活，性调查成了通用的工具。谈论性的大众书的出版发行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尽管这类书对于性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并不会作出多少实际的贡献。 性研究的下一个飞跃是人类性生理的实验室研究。金赛早就期待着直接观察性活动，但是实现从会谈到观察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是在妇科专家马斯特斯（WilliamMasters，1915~2001）和他的女助手约翰逊（VirginiaJohnson，1925~）的工作中完成的。 在694名志愿者（18～89岁）的配合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观察、监测、拍摄了通过手淫或性交达到的10，000次高潮时的身体反应。他们的工作至少建立了性生理学的初步基础，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生理学家和性学家忽略的。他们随后的工作，即性功能失调的治疗和研究，开辟了性治疗的新纪元（Brecher，1969；Robinson，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