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主义对性别意义的论辩每每引起某种忧虑感，好像性别的不确定性最后可能将以女性主义的失败告终。或许麻烦并不一定是带着这样负面的价值意味。在我童年的主导话语里，捣乱是一件你想都不要想的事，因为那会给你惹上麻烦。叛逆的行为与对叛逆的训斥似乎陷在同样的框架里，这个现象使我对权力的微妙伎俩有了一些初步的批评见解：通行的法律以麻烦威吓人，甚至让人有身陷囹圄的麻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远离麻烦。因此，我的结论是麻烦是避免不了的，挑战在于如何最好地制造麻烦，什么是身处麻烦的最好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疑义出现在批评视野里。我注意到麻烦有时候是用来委婉地表示某些根本上的神秘问题，而这通常与所有阴性事物所谓的神秘性相关。我拜读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她解释说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文化框架里作女人，意味着作一个对男人来说是神秘的与不可知的源头，而这在我读萨特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证实：对萨特来说，所有的欲望--非常成问题地被假定为异性恋的、男性的--都被定义为麻烦。当一个女性"客体"莫名地回视了一记眼光、逆转凝视、挑战男性位置的职权与权威时，对那个男性欲望主体而言，这出乎意料的干扰、未预料到的能动性，使麻烦成了不光彩的丑事。男性主体对女性"他者"极度的依赖，立时暴露了他的独立自主的虚幻性。然而，这样辩证的权力逆转并没有特别抓住我的注意力--虽然我的确留意到了其他事。权力并不只是关于主体之间的交换，或是主体与一个他者之间经常性的倒置关系；事实上，权力的运作在于生产我们用以思考性别的那个二元框架本身。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权力设定建构了主体与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关系，以及这些词语内在的稳定性？什么样的限制在其中运作着？这些词语是不是只有遵从一个异性恋矩阵来设想性别和欲望，才不会造成困扰？当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识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被摘下，显示其实是它生产、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的时候，主体以及性别的稳定性又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如何能够对一个认识/本体体制予以质疑？什么是干扰那些支持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和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性别范畴的最好的方法？想想"妇女病"（female trouble）--历史上对女人没来由、时不时范小毛病的一种设想，这背后呼之欲出的观念是女人天生就是麻烦--的命运。尽管对女人身体的医疗是严肃的，但这词语也是可笑的；而能笑对严肃范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有自己的严肃游戏的形式。《女人的烦恼》（Female Trouble）(译者按：电影译名均参照IMDb中文网的资料)是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的一部由帝凡（Divine）领衔主演的电影的片名，而帝凡也是《变发》（Hairspray）的男/女主人公。他反串女人，隐含了性别是一种假冒为真的持久扮装的意义。她/他的表演使得自然与人为、深层与表面、内在与外在的区分--这些几乎都是性别话语所一向赖以运作的--变得不稳定。扮装是对性别的模仿，还是，它戏剧化了性别所由以建立的那些意指性的姿态动作？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或者，"自然性"是由那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话语限制的操演行为所建构的？尽管有帝凡的例子，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的性别实践经常在戏仿的语境里以"天生自然"为主旋律，凸显了原初的、真实的性别的操演性建构。我们还可以指出什么其他的基础性身份范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的二元架构，揭露它们其实是一些创造自然、原初、不可避免的事物等结果的生产机制？ 要想揭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等基础范畴是某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产生的结果，需要一种形式的批评探究方法，也就是福柯改造自尼采、定名为"系谱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方法拒绝追索那些受到压抑而深埋的性别的源头、女性欲望的内在真实、以及纯正或真正的性/别身份；相反地，系谱学探究的是，将那些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结果，有着多元、分散的起源的身份范畴，指定为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本书将围绕着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与强制性异性恋等这些定义性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去除它们的中心性地位。 正因为"女性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它的意义与"女人"一样地麻烦与不定。而且，由于两个词语只有在作为彼此相关的词语的时候才有麻烦的意指，这里的探讨以性别以及它所暗示的关系上的分析为重点。此外，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应该试图解决首要的身份问题，才能进一步开展其政治任务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再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相反地，我们该问的是：对身份范畴进行激进的批判，它所造成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政治上的可能性？当作为一个共同基础的身份不再限制女性主义政治话语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新的政治形式？而寻找一个共同的身份以作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的努力，这在何种程度上排除了对身份本身的政治建构和管控从根本上进行探究？ 本书分为三章，从非常不同的话语领域对性别范畴进行一种批判式的系谱学探究。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对"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以及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重新进行思考。强制性异性恋与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被理解为一种权力/话语体制，它们通常从非常不同的途径回应性别话语这个中心问题："语言如何建构生理性别范畴？"女性/阴性" （the feminine）是否抗拒语言中的再现？语言是不是被理解为阳具逻格斯中心的（吕丝·伊里格瑞的提问）？是否只有"女性"这一性是在一个混同了女性的（the female）与性的（the sexual）语言里被再现的（莫尼克·维蒂格的论点）？强制性异性恋和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在什么点上、如何有着交集？它们之间的分裂点又在哪里？语言又如何生产了支持这许多不同的权力体制的"生理性别"这个虚构的建构?在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语言里，什么样的连续性被认定是存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这些词语是截然不同的吗？什么性质的文化实践产生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的断裂与不一致，并质疑它们之间所谓的关联性？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选择性地检视了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关于乱伦禁忌的论点：也就是认为乱伦禁忌是试图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里，强制实行截然区分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的一种机制。在一些精神分析话语里，同性恋的问题总是与一些文化上无法理解的形式联系一起，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形里，又跟女性身体的去情欲化有关联。另一方面，琼·芮维尔和其他精神分析学者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身份、认同与伪装的分析，以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复杂的性别"身份"。当我们以福柯在《性史》里批判压抑假设的框架来思考乱伦禁忌，我们将看到那个禁制性的或司法性的结构，一方面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性/别经济里确立了强制性异性恋制度，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对那个经济提出关键性的挑战。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研究方法，它肯定某种性/别的复杂性，而这复杂性事实上解除了僵化的、等级化的性/别符码的管控？还是说，它仍然维持了某些未被察觉的关于身份基础的假定，而这些假定的运作对那些等级本身是有利的？ 最后一章"颠覆的身体行为"一开始先就克里斯特娃对母性身体的建构做了批判性的检视，以指出她的研究里所隐含的决定性别与性欲是否在文化上可被理解的一些规范。虽然福柯试图对克里斯特娃提出批判，但仔细检视他本身的一些著作，发现他对性差异所表现的漠视是很有问题的。然而，他对性别范畴的批判提供了某种洞见，让我们深入了解为了确立单义的性别而设计的当代医学虚构的管控实践。维蒂格的理论与小说提出对文化建制的身体进行某种"解体"，她认为形态学（morphology）本身是来自霸权概念系统的一个结果。这章的最后一节"身体的铭刻，操演的颠覆"援引玛丽·道格拉斯和克里斯特娃的研究成果，认为身体的疆界和表面是被政治地建构的。为了使身体范畴去自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我采取的策略是在一种性别行为操演的理论基础上，描述并推荐一套戏仿实践，这些戏仿实践打破身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并且超越二元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颠覆性的重新意指与增衍。 每个文本的源头似乎都超出了从它自己的框架内所能重建的。这些个源头确立并启发了文本的语言，其中来龙去脉要对文本本身做透彻的剖析才能了解，当然也不能保证这样的剖析有完结的时候。虽然我在这篇序文一开始提供了一个童年的故事，但它是一则寓言，不能简化为事实。事实上，此文一个大体的目的是探索性别寓言如何建立、并使自然事实这个错误命名得以流传。要寻回这些文章的起源，找出使本书得以竟成的各种不同的契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这些文章的集成是为了促使女性主义、男同志与女同志的性别观点、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之间能够有所交集。哲学是目前调动这个作者-主体（author-subject）的主导学术机制，虽然它即使有也极少脱离其他话语而单独存在。这篇研究试图对那些立足于学科领域的重要边界上的立场给予肯定。重点不在于保持边缘性，而是参与到从其他学科中心发展出来的各种网络或边缘地带；所有这些集结起来，构成了对那些权威的多元置换（displacement）。性别的复杂性需要一些跨学科的、后学科的话语，以便能抵抗学院对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驯化，并使女性主义批判的概念具有激进的特质。 这本书的写成是拜许多机构与个人的支持之所赐：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在1987年提供了一笔新获博士学位者奖学金；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87－1988学年年间，提供了奖学金、住房以及激励思考的论辩的机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师研究奖学金也于1987、1988年夏天资助我的研究；琼·斯科特在我文稿写作的不同阶段，一直担任了一位重要而敏锐的批评者。琼·斯科特在批判、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的预设框架上所做的不懈努力，给了我挑战、激发了我的灵感。由琼·斯科特所主导、于高级研究学院举办的"性别专题讨论会"上，经由我们集体思考的一些重要、具有挑战性的立场分歧，帮助我厘清并阐明了我的一些观点。为此，我感谢里拉·阿布-卢格霍德、叶斯敏·额尔格斯、堂娜·哈拉维、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多琳·侃朵、雷那·拉普、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博格和路易丝·提利。我在1985年、1986年分别于卫斯理恩和耶鲁大学开设的"性别、身份与欲望"研究生专题课的学生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总是不吝去想象一些另类的性别化的世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妇女研究研讨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人文研究中心、圣母院大学、堪萨斯大学、阿默斯特学院、以及耶鲁大学医学院发表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时候，得到了各种批评回应，对此我深表感谢。我也要对下列人士致谢：琳达·辛格，她所坚持的激进立场弥足珍贵；桑德拉·巴尔特奇，谢谢她的研究以及适时的鼓励；琳达·尼克尔森，她给了我一些编辑上的建议和批评意见；还有琳达·安德森，谢谢她敏锐的政治直觉。我也要一并感谢以下个人、朋友和同事，他们帮助我的思考成形并给予支持：埃勒维兹·摩尔·阿格尔、埃内斯·阿萨尔、彼得·寇斯、南希·寇特、凯西·纳塔森、洛伊斯·纳塔森、莫里斯·纳塔森、斯德西·派斯、乔希·沙皮洛、玛格丽特·索尔坦、罗伯特·斯通、理查德·凡和埃茨提·沃透。我感谢桑德拉·施密特，她细心地帮助我整理了本书的文稿，还有梅格·吉尔伯特的协助。我也谢谢莫琳·麦克葛罗根，她以幽默、耐性和杰出的编辑指导，鼓励了这项以及其他的写作计划。 一如既往，我感谢温迪·欧文：她无以伦比的想象力、犀利的批评、以及她的研究带给人的思想激励。 十年前我完成《性别麻烦》的稿子，送到路特里基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会有这么广大的读者，也不知道它会对女性主义理论构成具有挑衅意味的"介入"，以及被引为开创酷儿理论的文本之一。这本书的生命超出了我的意图，这当然部分是因为对它的接受的语境不断改变的结果。如同我曾经写的，我知道自己成为一些形式的女性主义攻击批评的对象，与之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即使我认为这文本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我是在一种内部批判的传统下书写，希望能够激发对它所属的思潮运动的基本词汇的批判性检视。过去和现在都有正当的理由从事这样模式的批评，而且我们要能够区别可以为这个运动带来更民主、更具有包容性的生命的愿景的自我批评，以及企图从根底破坏这个运动的批评。当然，总是有可能把前者误读为后者，但我希望《性别麻烦》不会是这样的情形。 1989那一年我最关注的是批判女性主义理论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异性恋假设。我试图对抗那些对性别的界限和性质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假定，并把性别限定于一般所接受的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观点。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任何以其实践的先决条件为由而限制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设立了排除性的性别规范，而且往往带有恐同症的后果。过去对我来说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特别是，我反对那些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以及原初自然的。重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以为本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能的典范。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强制规定什么形式的可能性应该被实现。也许有人会好奇"打开一些可能性"最终有什么用处，然而，没有一个了解在社会世界里，以一种"不可能的"、难以读懂的、无以实现的、不真实的和不合法的状况生活是什么滋味的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性别麻烦》试图揭露我们对性别化的生活有些什么可能性的思考本身，如何从一开始就被某些习以为常的、暴力的假定给扼杀了。本书也试图瓦解所有一切挥舞着真理话语的大旗、剥夺少数性别实践与性实践的合法性的的努力。这并不是说所有少数实践都要被容许或受褒扬，但我认为在对它们做任何性质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先要能够对它们做思考。最让我忧心的是，面对这些实践的恐慌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不可想的。打破比如说性别的二元框架，难道真的这么恐怖、这么吓人，因此必须从定义上把它当作是不可能的，而在意义的探索上把它从思考性别的一切努力中剔除？ 我们可以在当时所谓的"法国女性主义"中找到一些这样性质的假定，它们在文学研究学者以及一些社会理论家当中广受欢迎。即使我反对我认为是性差异原教旨主义核心的异性恋主义，我也援引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在《性别麻烦》里的研究，结果成为某种形式的文化翻译/番易（cultural translation）。后结构主义被拿来影响美国的性别理论，并改变女性主义的政治困境。即便后结构主义在它的一些表象里以形式主义的面目呈现，超然于社会语境和政治目的等问题，但在较晚近的美国方面对它的挪用上，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我的重点不是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而是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重新表述那些理论。尽管一些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辩护者对像《性别麻烦》之类的书里，后结构主义竟然被如此公然赋予"主题"倾向大表失望，但在文化左派内部对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批判，却对那些认为它的前提能够产生任何政治上进步的结果的主张表示强烈的怀疑。然而在这两种理论立场里，后结构主义都被当作是统一的、纯粹的以及铁板一块的。近年来，那个理论，或说那一套理论，已经演变为性别与性研究、后殖民与种族研究了。它失去了它早先发展的形式主义，在文化理论领域获得了新的、移植的生命。关于我的研究，或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盖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的研究，究竟属于文化研究还是批判理论仍有争论，但也许这样的问题只是显示了两个研究领域的严格区分已经打破。有一些理论家会宣称上述所有的理论都属于文化研究，也会有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不愿把自己界定在任何理论立场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之一--不在其列）。但是论辩的双方有时候忘记了理论的面貌正因为一些文化的挪用而有所改变。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场域，它必然是不纯粹的，从中理论于文化翻译/番易中浮现，而且就是文化翻译/番易事件本身。这不是以历史主义来取代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对理论进行历史化，以揭露它的一些概念化主张其实有着历史偶然性的局限。更确切地说，这是理论从不同文化地平线的交会之处浮现，在此翻译/番易的需求孔急，而它能成功与否并不确定。 《性别麻烦》根植于"法国女性主义"，而法国女性主义本身是一个奇异的美国建构。只有在美国一地，这么许多不同的理论被结合在一起，好像它们形成了某种统一的整体似的。虽然本书已经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德国对有关性别与政治的讨论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但它在法国的出现--如果最后成真的话--将比其他国家要晚得多。我提出这点是要强调这本书表面的法国中心主义，跟法国、以及法国实际的理论现实有着明显的距离。《性别麻烦》倾向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同时解读不同的法国知识分子（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克里斯特娃、维蒂格），而他们彼此之间少有联系。而且在法国他们各自的读者群，即使有也极少同时阅读另外几人的作品。事实上，本书知性上的杂混性恰恰标志了它的美国性，因此对一个法国的语境来说它是外来的。同样地，它对"性别"研究的英美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的强调，也与衍生自结构主义研究的"性差异"话语有极大的不同。如果本文在美国有被指控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在法国对于那些为数极少的、考虑过这个文稿的法国出版商来说，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美国化"理论的倾向。 当然，"法国理论"不是本书唯一的语言。它来自与女性主义理论，与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特质的论辩，与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与盖尔·鲁宾关于性别、性欲与亲属关系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与以斯帖·牛顿关于扮装的开创性研究、莫尼克·维蒂格杰出的理论与小说写作，以及与人文学科中的男同志和女同志观点的长期交流。许多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女同志主义与女性主义在女同志-女性主义（lesbian-feminism）里合流，然而《性别麻烦》却力图否定女同志实践例示了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观念，而在两个词语之间建立一个比较具有麻烦性的关系。本书里的女同志主义不代表回归到所谓作为一名女人最重要的特质；它并不神圣化女性特质，或者指向一个女性中心的世界。女同志主义并不是对一套政治信仰的情欲实现（性欲与信仰以远为复杂的形式彼此关联，而且两者经常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本书诘问的是：非规范的性实践如何使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稳定性受到质疑？某些性实践如何驱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如果性别不再被认为是通过规范性欲得到巩固，那么有没有某种性别危机是独属于酷儿语境的呢？ 性实践有能力使性别变得不稳定，是我从阅读鲁宾的《交易女人》所产生的想法，而我试图证明规范的性欲强化了规范的性别。扼要地说，根据这个架构，一个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在主导的异性恋框架里担任了女人的职责；而质疑这个框架，也许会使一个人丧失某种性别归属感。我把这看作是本书的第一个"性别麻烦"的表述。我试图去理解一些人因为"变成同性恋"而承受的一些恐惧和焦虑，以及害怕跟某个在外表上"同"性别的人发生关系后，会丧失自己的性别归属、或不知道自己将变成什么的忧虑。这构成了在性欲与语言两个层次上所经验到的某种本体的危机。当我们考虑到在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与变性性欲、女同志与男同志的抚育权、T（butch）与P（femme）新身份等主张下浮现的新的性别形式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比如说，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一些做了家长的T-女同志成为"爸爸"，而另一些却成为了"妈妈"？ 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提出的概念又如何呢？她说：变性人不能用名词"女人"或"男人"来描述，而必须以能彰显"作为"不断变化的新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彰显那使性别化身份的存有受到质疑的"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的主动动词来说明其意义。虽然有些女同志认为T跟"作男人"无关，但另一些人却坚持他/她们（译者按：在此代名词的性别成为问题）的T性不过是、或曾经是达到他/她们想望的男人身份的一条途径。这样的悖论在近几年无疑又增多了，提供了一些本书原来没有预期到的关于性别麻烦的例证。 那么我试图凸显的性别与性欲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当然，我无意宣称一些性实践形式生产了某些性别，而只想说明在规范异性恋的情境下，对性别的管控有时候是用来维护异性恋制度的一个方法。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对这个问题提出一套论述，跟我的论点不谋而合，但我认为我们之间也有关键性的、重大的不同之处。她写道： 静止下来作为人的一个属性，两性不平等表现为社会性别的形式；流动起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性欲的形式。社会性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被性化后的凝结形式。 根据这个观点，性别等级生产并巩固社会性别；生产、巩固社会性别的并不是异性恋规范，而是所谓支持异性恋关系的性别等级。如果性别等级生产并巩固社会性别，而且，如果性别等级预设了一种社会性别的运作概念，那么社会性别就成了社会性别产生的原因，这个论述最后成了套套逻辑。也许麦金农只是想概述性别等级的自我复制机制，但她表达出来的并非如此。 "性别等级"是否足以解释社会性别生产的条件？在何种程度上，性别等级为了一个或多或少是强制性的异性恋机制服务？而社会性别规范又如何经常地受到管控以支撑异性恋霸权？ 当代法律理论家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富有创意地运用了女性主义与酷儿观点，她指出麦金农在假定性别等级优先于社会性别生产的时候，她也接受了一个假定的异性恋模式来思考性欲。弗兰克提出不同于麦金农的一种性别歧视模式，有力地论证了性骚扰是性别生产的一种范式性寓言。不是所有的歧视都可以理解为骚扰；有一些骚扰行为的情况可能是有人被"打造" 为某个性别，但是还有其他强加性别的方法。因此就弗兰克而言，对性别歧视与性歧视的权宜区分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同性恋者也许会因为他们的"外表"无法符合一般所接受的社会性别规范而在职场上受到歧视；而对同性恋者的性骚扰之所以发生，很可能不是为了支持性别等级，而是为了推行社会性别规。 虽然麦金农对性骚扰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但她也建制了另一种形式的规则：拥有某个性别意味着已经进入了一种异性恋的臣服关系。在分析的层次上，她所做的等式与占主导地位的恐同论述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论述的其中一个观点是规定并批准以性来总领性别秩序，认为是真男人的男人就一定是直的（straight），是真女人的女人就一定是直的。而另外有一些观点，包括弗兰克的，批判的正是这种形式的性别管控。因此在性别与性欲的关系上，性别歧视者与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观点有所不同：性别歧视者宣称女人只有在异性恋性交行为里--在其中臣服成为她的快感--展现女人性（从女人被性化的臣服中散发并获得肯定的一种本质）；而女性主义观点则主张必须推翻、消灭性别，或者使它变成具有破坏力地暧昧，因为性别一直是女人的一个臣服的符号。后者承认前者的正统描述所具有的力量，承认前者的描述已经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运作着，但是试图与之对抗。 我不辞冗长说明这点，是因为一些酷儿理论家在分析上对性别与性欲做区分，拒绝接受它们之间有因果上或结构上的联系。从某个观点来说这很有些道理：如果这样的区分的用意在于表明异性恋规范不应该规定性别秩序，而且这样的秩序安排应该被反对，那么我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 但如果它的意思是（从叙述上来说）性别并没有受到性的管控，那么我想恐同症运作的一个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方面，没有被那些无疑是投入了最大的热忱与之战斗的人们所察觉。然而重要的是我也得承认：实行性别颠覆对性欲或性实践来说可能并不代表什么。性别可以变得暧昧，而丝毫不造成对规范性欲的干扰或使它有所调整。有时候性别暧昧正好可以起到抑制非规范的性实践或使之转向的作用，从而保持规范性欲不受到破坏。 因此，我们不能在比如说扮装、或是跨性别与性实践之间划上任何相应的关系，而我们也不能预先绘测出性别扭转或改变的历程里，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倾向的分布。 近几年我很多功夫都花在澄清和修改《性别麻烦》里所概述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理论上。 要说明操演性到底是什么是有难度的，这不仅是因为对"操演性"可能有什么含义，我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而改变--大多是为了回应一些杰出的评论 ，也因为许多人采用了这个概念并对它做出自己的阐述。我原先是从德里达对卡夫卡《在法律门前》的解读，得到如何理解性别的操演性的灵感。在小说中，等待法律的主人公坐在法律大门之前，赋予他所等待的法律一定的力量。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是那个权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期待召唤它的对象、使之成形。我怀疑对于性别，我们是不是也役于类似的期待，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而有朝一日也许会被揭露。这样的期待最后的结果是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因此首先，性别的操演性围绕着这样进一步转喻（metalepsis）的方式运作，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第二，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性持续存在 --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致它的结果。 针对这个学说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被提出，其中有个问题特别值得在此提起。认为性别是操演性的观点，试图指出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风格化而稳固下来的。这样看来，它显示了我们以为是自身的某种"内在"的特质，其实是我们期待并通过某些身体行为生产的；推到极至来说，它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一切有关心灵的"内在"的概念因而都被抽空，而那内在性是一个谬误的隐喻？《性别麻烦》在前面的部分对性别抑郁的讨论，明显引用了内在心灵的隐喻，但是这个重点并没有带入对操演性的思考本身。 《权力的心理生命》(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与我最近讨论精神分析主题的一些文章，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许多人认为本书前后几章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症结之所在。虽然我否认全部的心理内在世界只不过是一套程式/风格化的行为的结果，但我仍然认为把心理世界的"内在性"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错误。世界的某些特征，包括我们认识和失去的人们，的确成为自我的"内在"特征，但它们是通过那个内化（interiorization）的过程转化的，而那个内在世界--用克莱恩学派的说法--的建立，正是心理实行内化的结果。这表示完全可能有某种心理的操演理论在运作，需要我们做深入的探究。 虽然本书并没有回答身体的物质性是否完全是建构的这个问题，但我后来的许多研究都以此为焦点，而我希望这能为读者澄清一些问题。 操演理论是否能够移用到种族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 在此，我要强调一些种族的假定总是以某些方式支持性别话语，这点我们需要探究清楚。另外，我也要强调种族和性别不应该被简单地拿来类比。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不是操演理论是否可以移用到种族上，而是当它尝试处理种族问题时，这个理论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论辩大多集中于"建构"的特质上，探讨种族建构的方式是否与性别一样。我的观点是任何单一的建构论述都是不够的，这些范畴总是互为彼此的背景而运作，而且它们往往从彼此身上找到最强有力的表达。因此，种族的性别规范的性化（sexualization）需要同时从多副眼镜来解读，而这样的分析必定会使性别作为独一的分析范畴的局限无所遁形。 虽然我列举了激发此书写作的一些学术传统和论辩，但我无意在这短短的篇幅里提出一份完整的说明书。有关这本书的生产情境，有一个方面总是没有被人理解：它不仅是从学院里，也是从我参与其中、风云际会的各种社会运动里，并且是在美国东岸--在本书写成之前，我在那儿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女同志、男同志社群的语境里生产的。尽管这个文本身体力行了对主体中心位置的解构，这儿有个人在：我参加过许多会议，到过许多酒吧，参与许多游行抗议，看到许多种类的性别，了解到我自己徘徊在其中一些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在性欲的一些文化边缘上与之相遇。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试图在某个争取性/别认可和自由的重要运动里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成为那个运动的一份子，随着那个运动带来的希望与其内部的分歧而感到鼓舞和挫折。在我安身于学院的同时，我也在学院之墙外过着生活。虽然《性别麻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对我而言，它起自某个跨界的念头：发生在我坐在瑞合博斯海滩，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生活里不同的各个面向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想，我能以某种自传的模式来书写，并不是把我这个主体重新归回一个中心的位置，但是它也许给了读者某种安慰：有某一个人在这里（我暂且悬置了这个某人是产生于语言的这个问题）。 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持续在学院外流传，这是最令我感到鼓舞的经验之一。这本书被"酷儿国"（Queer Nation）组织所采用，而它关于酷儿自我呈现的戏剧性的反思，与"爱解"（Act Up）[译者按：1987年于纽约成立的爱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Act Up 为词首缩写]组织的策略互相呼应。同时，它也是促使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美国心理学会成员重新评价他们目前关于同性恋的规条的材料之一。操演性性别的问题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在视觉艺术里，其中包括惠特尼美术馆以及在洛杉矶欧特斯艺术学院的展出。本书关于"女人"的主体以及性欲与性别的关系的论述，也在维姬·舒尔茨（Vicki Schultz）、凯塞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和玛丽·乔·弗拉格（Mary Jo Frug）的著作中，进入了女性主义法学以及反歧视的法律学术研究范畴内。 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政治参与，我也被迫对《性别麻烦》里的一些立场作修正。在这本书里，我倾向以完全负面而且排除性的框架来理解"普遍性"的主张。然而，当我作为国际男同志与女同志人权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广泛的人权议题上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理事会成员之一，接着又成为该组织的理事长（1994－7），与一群杰出的活动家共事之后，我开始看到正因为这个词语是一个非实体、开放架构的范畴，它本身具有重要的策略使用价值。在那里我开始了解对普遍性的主张可以是预期性和操演性的，它召唤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让尚未相遇的文化地平线之间有交会的可能性。因此，我对普遍性有了第二种观点，我把它定义为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化翻译/番易工作。 最近，在与尔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齐泽克合写的一本书里，我必须把我的研究与政治理论、并且再度与普遍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本书讨论霸权理论以及它对理论上的行动主义左派所具有的义涵（预计于2000年由伏尔索出版）。 我的思考产生的另一个实践的维度与精神分析有关，是学术同时也是临床的一个工作计划。我目前与一群思想前进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共同策划一本新的杂志，《性别与性欲研究》（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试图使临床与学术的研究在性欲、性别与文化等问题上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性别麻烦》的评论者和读者朋友都注意到了它的文体非常艰涩。看到这样一本书，从学术标准来说不容易消化而难以"普及于大众"，的确会让人感到不解，也令一些人恼火。有人对此感到惊讶，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低估了阅读大众对阅读复杂的、挑战性的文本的能力与欲望，尤其是当那个复杂性不是毫无理由的，当那个挑战是为了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当对那些真理的想当然的态度的确带来压迫的时候。 我想文体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不是我们可以因着一些自觉想达成的目的而单方面选择或控制的。詹明信在他早期讨论萨特的书里对这点说明得很清楚。当然，一个人可以练习文体，但你所能用的文体不完全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此外，文法也好，文体也好，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学习那些决定什么是可理解的言语的规则，是一种反复灌输、引导到规范化的语言的一个过程，而拒绝遵守规则的代价是丧失了可理解性本身。如同在阿多诺（Adorno）的脉络下，杜拉希拉·科内尔（Drucilla Cornell）让我注意到的：常识是没有任何激进性的。如果认为一般所接受的文法是表达激进观点的最佳媒介，那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文法对思想，更确切地说，对什么是可想的本身强加了诸多限制。然而，一些扭曲了文法，或者对命题意义的主语-动词的要求隐含了质疑的表述，显然刺激了某些人。这样的表述为读者制造了额外的负担，有时候读者对这样的要求感到不快。那些感到不快的人是不是在做"说平实的语言"的正当要求？还是，他们的抱怨来自对知性生活的一种消费期待？是否也许有某种价值可以从这样艰涩的语言经验里获得？如果如莫尼克·维蒂格所论证的，性别本身通过文法规范而获得自然化，那么要在最根本的认识论层次上改造性别，其中一部分就要从挑战那使性别得以成形的文法来进行。 对清晰的要求，让人忘记了表面"清晰"的观点背后运作的伎俩。阿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记得那个时刻，尼克森望进全国人民的眼睛，说着："让我把一件事彻底说清楚"，然后开始说谎。在"清晰"的符号下暗渡的是什么？当清晰度已经宣告达成，而我们没能调动某种批判的怀疑精神，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谁设计了"清晰"的准则，这些准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服务？坚持透明度是所有沟通的必要条件，这样狭隘的标准排除了些什么？"透明"又隐蔽了什么？ 我成长的过程对性别规范的暴力有所体会：一位叔叔因为他解剖学上不正常的身体而受到监禁，被剥夺了亲人与朋友，在堪萨斯大草原上的一所"收容所"里度过余生；同性恋表亲因为他们的性倾向--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的--而被迫离家；我自己16岁那年的出柜风暴；以及后来成年生活里，遭遇失掉工作、爱人、家庭的景况。这些都让我遭受了严厉而足以带来创伤的谴责，所幸，它们并没能阻止我去追寻乐趣，以及坚持为自己的性/别生活寻求合法的承认。正因为性别在被暴力地管控的同时，它也如此地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要使这样的暴力进入大众的视野很困难。它不是被认定为生理性别的一个自然展现，就是被认定为一种文化上恒常不变的事物，没有人为的力量能够改变它。我对被排除的生命所承受的暴力也有所体会，这样的生命不能以"活着"名之，它的幽闭状态意味着某种生命的剥夺，或者某种持续的死刑。我想，这本书展现的顽强的使性别"去自然化"的努力，是来自一种强烈的欲望：对抗理想性别形态学（morphologies of sex）所意味的规范暴力，同时根除一般以及学术性欲话语所充斥的那些普遍存在的自然的、理当如是的异性恋假设。这个去自然化的书写，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臆测的那样，只是出自一种玩文字游戏、或是提出戏剧性的花招来取代"实质的"政治的欲望（就好像戏剧与政治总是截然区分的一样！）。它来自一个要生存下去，要让生命可能，以及重新思考这些可能性的欲望。如果我叔叔能够在有家人、朋友或者另外一些扩大意义上的亲属的陪伴下生活，世界会变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如何重新思考理想的身体形态学对人类加诸的各种限制，而使那些无法趋近标准的人不至于被宣判虽生犹死？ 有些读者问《性别麻烦》寻求拓展性别的可能性领域，是不是因为某个原因。他们问这样去设想新的性别设定为的是什么目的？我们应该要如何对它们做评价？这个问题通常是先有了一个前提，也就是，本书没有着墨于女性主义思想规范性（normative）或者规定性（prescriptive）的一面。在这个批评交战里，"规范"无疑有两层意义：我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主要是拿来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所行使的暴力。我通常把"规范性的"当作"与管理性别的规范有关的"的同义词使用。但是"规范性的"也与伦理的合理化有关：它是如何建立的，从这儿又产生了什么具体的结果？有一种对《性别麻烦》的批评诘问是：我们如何在此书提出的理论叙述的基础上，对性别应该如何被活出来进行判断？我们在反对"规范的"性别形式的同时，不可能不涉及某种关于性别化的世界应该如何的规范性观点。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本书即使有提出任何积极、规范性的见解，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规定性的形式："照我说的方法颠覆性别，生活就会变得美好。" 那些做出这样的规定，或者那些乐意去判定什么是颠覆性的、什么不是颠覆性的性别表达的人，他们的判断建立在某种描述的基础上：性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呈现，然后根据那些呈现于眼前的，对那些性别面貌做出规范性的判断。但是什么条件决定了性别面貌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有做以下区别的诱惑：对性别的描述性解释是对什么使性别可以被理解的一种思考，探究性别成为可能的条件；而规范性解释则试图解答哪些性别表达是可接受的、那些是不可接受的问题，并对区分这些表达提出让人信服的理由。然而，什么可以有资格成为"性别"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证实了广泛存在的规范性权力的运作--一种偷换概念的运作，在"事实是什么"的陈述说明下，暗转为"情况会是什么"的判断。因此，对性别领域的描述本身，决不是先于、或者是能够与它的规范性运作的问题分开的。 我没有兴趣对什么是颠覆性的，而什么不是颠覆性的做出一些判断。我不仅认为这样的判断不能脱离语境来做，也认为如此做出的判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语境"本身就是假定的一种整体，历经时间的流变而显露了其本质上的不统一）。就如同隐喻随着时间的流逝凝结为观念而丧失了其隐喻性，同样地，颠覆性的表演也由于一再的重复，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在商品文化--在其中"颠覆"具有市场价值--里的重复，一直有着变成僵死的陈腔滥调的危险。举出何谓颠覆的标准的努力终究都会失败，也应该要失败。那么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到底是着眼于什么？ 一直以来我最关注的是下列这样的问题：什么构成、什么又不构成一种可理解的生活？有关规范的性别与性欲的假定，如何事先决定了什么才可以是合格的"人"，以及"可以过"的生活？换句话说，规范性的性别假定如何运作，限定了我们用以描述人的领域本身？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限定性的权力？而我们用以改变它的手段又是什么？ 《性别麻烦》里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而对扮装所做的讨论，并非就是颠覆的一个范例。把它当作颠覆行动的范式，甚至是政治能动性的一个模范，将会是个错误。这其中的要义其实是很不同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作女人的穿着打扮，或者一个女人作男人的穿着打扮，那么他就会把这两个认知的第一个词都当作是性别的"真貌"；而通过这样的明喻修辞法引入的那个性别则不具"真实性"，被认为是一个虚假的表象。在这样的认知中，一个表面的真实与一个"非真实"并连在一起，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而把次要的那个性别面貌当作不过是幌子、游戏、谎言以及幻觉。但是，什么样的关于"性别真貌"的意识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解剖学上的特征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而且以前也的确没认识到过解剖学描述层次上存在的变异）。或者，我们从那个人的衣着，或是穿着的方式得到那个认识。这是自然化的认知，即使它是建立在一系列文化推论的基础上；而这些推论有一些是非常不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例子从扮装换成变性，我们就无法再从遮盖以及表达身体的衣着，得出稳定的解剖学的判断。那个身体可能是手术前的、转化中的、或是手术后的身体；即使"看到"了那个身体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因为我们用来观察的范畴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稳固的、习以为常的文化认知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能肯定地判读他看到的身体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不再确定他面对的身体是一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在范畴之间的犹疑难决，正是我们所讨论的身体所经历的经验。 当这样的范畴成为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性别的真实也陷入了危机：如何区别真实与非真实变得不再清晰。这也是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了解那些我们以为是"真实"者、我们援引为自然化的性别知识者，实际上是一种可变的、可修改的真实。管它叫颠覆的还是其他什么！虽然这个洞见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政治革命，但是如果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真实的，人的观念上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的话，是不可能有政治革命的。而有时候这样的改变的发生，来自于某些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楚论述的实践，它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范畴：性别是什么，它如何被生产、被复制，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在此，对积淀、物化的性别"真实"领域的理解是：它也许可以改头换面，而且还是以较不暴力的方式被改变。 本书的重点不在颂扬扮装，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模范的性别表达（即使对不时发生的贬低扮装的情形予以反抗是很重要的），而在说明自然化的性别认识对真实构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就性别规范（理想的二元形态、身体的异性恋互补性、有关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想和规则等，许多都得到种族纯粹的法规以及反对异族通婚的禁忌的支持）确立什么会是、什么不会是可理解的人的特质，而什么会、什么不会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建立了使身体可以得到合法表达的本体领域。如果《性别麻烦》有一个积极的规范性任务的话，那就是坚持把这个合法性拓展到那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不真实的、以及无法理解的身体上。扮装是一个例子，意在证明"真实"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揭露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我试图了解：假如不能跟它由以形成的那个权力动能（the dynamics of power）分离的话，那么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是什么？操演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可能性的条件。本书并没有从社会、心理、物质、以及时间性等方面对操演性做充分的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为了回应许多杰出的批评而持续做的澄清工作，主导了一大部分我后来发表的文章。 过去十年间也出现了对此书的其他关注，我已试图通过不同的发表文章一一解答。关于身体的物质性的特质，我在《事关紧要的身体》一书里对我的观点重新做了一些思考和修改。关于"妇女"的范畴对女性主义分析的必要性的问题，我在《偶然性的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一文里修改并拓展了我的观点，本文可在我与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合编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路特里基，1993），以及与多位作者合著的《女性主义争论》（Feminist Contentions）（路特里基，1995）里找到。 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导致自传性书写的终结，但它的确使人们注意到"我"这个主体以它所能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时遭遇的困难。你读到的这个"我"，部分是出自那个决定了语言可用的人称的文法的一个结果。我不在那个结构我的语言之外，但我也不全是由那使这个"我"成为可能的语言所决定的。就我所了解的，这是自我表达的困境，意思是：你永远无法脱离那个建立了我对你的可得性（availability）的文法来感受我。如果我把那文法当作是清透的，那么我就不能警醒人们注意到语言建立、同时又废除可理解性的这个方面；而这将使我在此对你所描述的、我致力于达成的研究计划面临挫败。我这里并非故作深奥，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注意到某种困境，而没有这个困境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我"的出现。 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时，这个困境呈现了独特的一个维度。我对探究语言中"我"的晦涩性的努力，在《性别麻烦》出版后愈来愈朝精神分析转向。一般对心理理论与权力理论的两极化，在我看来对其目的是适得其反之举，因为一些性别的社会形式所以会如此具有压迫性，部分来自它们造成的心理困境。我在《权力的心理生命》（史丹福，1997）里尝试探讨如何可以把福柯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思考。我也运用精神分析来抑制我的操演性观点偶尔出现的唯意志论倾向。《性别麻烦》有时候读起来像是性别不过是一种自我创造，或者，好像我们可以跳开某个性别呈现的表面而直接解读出它的心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假定都不得不做些修改。此外，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我现在认为这两者一直是互有关联，而且是彼此错落出现的。把言语行为重新设想为一种权力的例示，让我们无法不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可激动的语言》里，我试图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呈现给观众、接受诠释），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跟语言惯例隐含的关系，促成一套结果的发生。如果有人对言语行为这个语言理论如何与身体的姿态产生联系感到不解，他只要把言语本身想成一种带来特定语言结果的身体行为就行了。因此，言语不独独属于身体表现，也不独独属于语言，而它同时作为言语和行为的特质必然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性对出柜实践、对言语行为的造反力量、对同时作为身体诱惑与伤害威胁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语言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要在现在的情况下重写这本书，我将会加入对跨性别和双性人的讨论：理想的性别二元形态如何在这两种话语里运作；这些相关关注所支持的与手术介入（surgical intervention）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也会加入对种族化的性/欲的讨论，特别是，有关异族通婚的禁忌（以及对跨种族性交换的浪漫化）对性别所呈现的自然化以及去自然化的形式来说是如何重要。我持续期待性少数群体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能够超越简单的身份范畴，能够拒绝对双性情欲的抹除，能够对抗、消解限制性的身体规范所强加的暴力。我希望这样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性欲复杂性上，观照到它与各种话语和制度权力动能的牵涉；也希望不会有人急躁地把权力简化为等级，否定了它的一些生产性的政治维度。即使我认为在现今统治我们的法律、政治和语言话语里，寻求对性少数身份的承认是很艰困的一项工作，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求生存的一个必要之举。为了政治化的目的而调用身份范畴，总是面临身份将来可能成我们所对抗的那个权力的一个工具的危险。这不构成不去使用身份、以及被身份利用的理由。没有一个政治立场是纯粹而没有权力渗入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不纯粹性，才能产生具有打破、颠覆管控机制潜能的能动性。那些被认为"不真实"的人们仍然抓着真实不放，同声一气地紧抓，而那操演上出乎意料的情况产生了至关重大的不稳定性。此书的书写是一个集体奋斗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奋斗在为那些生活于、或者试图生活于性/别边缘的人们，扩展具有生活价值的生命的可能性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未来它也将持续这个成果 。 朱迪斯·巴特勒 伯克利，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