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毁于自杀，而非谋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 我有个故友叫乔治·艾博特（George Abbott），曾导演过很多音乐剧，比如《都市掠影》（On the Town）、《失魂记》（Damn Yankees）、《酒绿花红》（Pal Joey）。艾博特于1995年溘然长逝，享年107岁，当时他正在重排百老汇音乐剧《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艾博特已近期颐之年时不得不放弃打网球，因为他的老球友们一个接一个都驾鹤西归了。而现在的美国就跟艾博特一样，不管是在八国集团、北约组织还是欧盟峰会中，美国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昔日伙伴们都已经老而将死了。 21世纪初期最为关键的事实就是，除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国和地区的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老龄化程度都更高，老龄化的速度也更快。假如一个社会的出生率下降，小孩儿越来越少，而老人却越来越多，那么老龄化问题就会出现。为了维持人口稳定——也就是说，人口既不增也不减，1950年是100万人口，30年甚至60年后还是100万人口——生育率就需要维持在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胎，而现在的美国生育率正好是2.1左右。加拿大目前的生育率为1.48——突破了本国新低，加拿大人一贯因持枪率更低、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更多以及拥有公费医保等事迹而睥睨美国人，但貌似1.48的生育率才更能突显这个“北方雪国”与“大撒旦”——美国之间的差别吧。欧洲的生育率为1.38；日本为1.32；俄罗斯的生育率最低，为1.14。这些国家——或者，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人们——眼看着就要断子绝孙了。 老人本身并没有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假如能够选择一场晚会的音乐节目，比起最近流行的一些说唱歌手在台上无病呻吟，我更喜欢听多丽丝·戴（Doris Day）献上一曲；而比起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约会，我更愿意同黛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共进晚餐。但不妨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在美国北部的一座磨坊小镇里，工厂大门紧闭，街头凄凉万分，镇上的年轻人为了生计早已迁居别处；而在美国南部，一座新生的小镇正沐浴在阳光之下，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那里坐落着鳞次栉比的商店和餐馆，拥有比北方小镇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有更好的教育条件。现在，你觉得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人口增长，还是人口下降呢？光是想象一番这样的景象，我们就已经一目了然——年轻人的创造力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既然如此，假如比之南方小镇，一整个国家或者一整个欧洲的人口形势都与北方的磨坊小镇更加相似，那将是何其地触目惊心。 此外，如果你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千万别以为反正自己拥有“大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便不需要关注商业的创新与发展，更不需要在乎年轻人的数量有多少。须知，“大政府”是以比它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基础的：相比于加拿大和欧洲，美国算是“小政府”了，假设到2075年美国人口比现在增长30%，那么，美国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上从2017年起就要进入赤字时代了。你且想想，西班牙的人口总数每过35年就会减半，相比于纳税人口尚且在增长的美国，福利负担大得多的西班牙又会何时破产呢？激进派的左翼分子可以为“大政府”摇旗呐喊，也可以高举控制人口的大旗，但绝无可能做到两头兼顾。把两个相互排斥的政策硬绑在一起，只会让欧洲走向社会崩溃的边缘。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口下降的同时经济反而增长的先例，况且现在还多了个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重担——社会福利体系。 全世界的婴儿出生率都在下跌，到最后，全世界的每对夫妇都会像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平均在39岁时才生下第一个孩子。而这终归是一场要决出最后赢家的比赛。在人口困境中挣扎到最后一刻的种族将赢得最大的胜利，而到了那时，本来就指望着外来移民带动社会发展的国家早已经财殚力竭了。即便第三世界的人口出生率也在减少，看看自己更为惨淡的出生率，欧盟国家也没什么好高兴的：第三世界就是欧盟国家的育婴室，养育着欧盟国家不须费心照看的未来劳动力；当第三世界的出生率与欧盟国家一样下降时，比起给第三世界带来的麻烦，更头痛的应该是欧盟国家。除非欧洲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悬崖勒马，否则到了本世纪末，欧洲就会像经历了一场中子弹①爆炸一样：高楼大厦依然林立，但造楼的人却都死光光了。之后再过不到100年，所有德国人就可以下地狱去跟希特勒（Hitler）、希姆莱（Himmler）、戈培尔（Goebbels）和戈林②（Goering）等纳粹先驱们一起打扑克了。在马尔代夫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之前，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早都被埋在地平面以下六英尺了。不过安啦，这都不是事儿，还是继续操心您那“气候变暖”的鬼问题去吧。 直截了当地说吧，再过不到20年，欧洲就会半伊斯兰化，其原有的政治—文化特征将被彻底改变。 14世纪，黑死病曾带走欧洲1/3的人口；21世纪，远不止1/3的欧洲人口行将消失——但这一次并非被迫，而是缘于自我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无论怎样，文明的自我衰落已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若是讨论偏远落后的原始部落因为与现代社会的接触而土崩瓦解，你大概可以举出一大堆历史案例，但要说现代社会由于落后族群的兴起而走向没落，那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我们在回顾罗马衰亡史时都会唏嘘不已，殊不知未来的人类学家在面对我们的衰亡史时，一定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呢。 地图上的数学题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一个此前陌生的群体进入了我的视野，正是这一群人引发了我对人口问题的浓厚兴趣。他们并非开着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而是与那些恐怖分子有着共同信仰的伊斯兰同胞，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英国的约克郡、丹麦的哥本哈根，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为这次袭击而欢呼雀跃的活泼身影。然而又有几人知晓，在欧洲的西北角，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穆斯林人口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地增长，他们对自己的伊斯兰文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充满自信。 人口当然不能解释所有事情，但也足以解释90%了，其中有些事情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是由人口问题所致。比如，当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向法国呼吁在伊拉克战场上进行国际合作时，为什么法国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对其提议毫不买账：如果一国30%的城市人口都是穆斯林，青年失业率又居高不下，人民也为此怨声载道，那还谈什么派兵出征阿拉伯战场，还谈什么与大撒旦美国并肩作战呢？人，是一切问题的开端，随手往世界地图上那么一指，甭管远近你都会发现：比起何事、何地、何时、何因，何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本质原因。还记得1980年代的电视节目吗？那个时候，我们被“黄祸威胁论”的新闻狂轰乱炸，零售商都在说“黄祸”正吞噬着美国，甚至预言很快他们就不得不在商场中用日语跟顾客交流了。然而，这些预言并没有应验，而且也永远都不会应验。到了1990年代，专家们又说，由于坚持贸易保护主义，且任人唯亲、昏聩无能，日本已然日薄西山了。但这真的说得通吗？你大可以把这套原因搬到六七十年代，照样能解释为何日本当时的经济也不行。对比往昔，日本在1990年代发生的唯一一个结构性变化，其实就是“黄祸”的大幅萎缩，正如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弘毅教授（Yamada Masahiro）所言，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出生率大萧条”。这场大萧条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愚昧的经济学家由于对人口问题的过分忽视而引发的一场种族危机。日本社会已经老龄化了，而一个老龄化了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畏首畏尾、萎靡不振：因为老人总是倾向于把风险看得比收益更大。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能在21世纪崛起吗？问题是：中国将未富先老。 那波斯尼亚呢？为何自“二战”之始，它就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成为上演了一幕幕种族大屠杀的修罗场？答案是：因为“二战”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从43%降到了31%，而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在民选时代里，没有人能抵挡得了人口多寡的选票威力，除非爆发一场内战，以死相抗。而塞尔维亚人也发现，若不能超越敌人，唯有除之而后快。但现在，欧洲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波斯尼亚的人口问题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穆斯林人口猛增的事实也曾引发过一场“漫画圣战”的怪诞事件。2005年9月，一家丹麦报社发表了几位漫画家拿先知穆罕默德开涮的漫画，结果引发了持续数周的抗议、诉讼、威胁、暴乱、纵火、毁房以及暗杀等一连串事件，恐怖情绪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蔓延至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伊斯兰的怒火自英国的伦敦一路延烧到印尼的雅加达。回到2006年9月10日，没有几个人能预料得到再过几年将从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离奇的新闻头条：“丹麦漫画圣战中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9人。”死人的事固然不是闹着玩儿的，特别是看到死亡人数翻了一番又一番的时候，但我们竟能这么快就把危机四伏的人口问题深埋于心、不复重提，也真是让人醉了。与“9·11”事件后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场场小型恐怖袭击一样，“漫画圣战”事件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欧洲人口正日渐衰老，而穆斯林人口则正当年轻气盛。在一场文明的冲突中，恰似新主人在搬入新家之前要将厨房重新修葺一番，穆斯林也正在为他们在欧洲的新家设计更加适合自己的装修方案。在“漫画圣战”中，也许每个网络大V都会在原则上力挺勇气可嘉的丹麦报社员工，可是满打满算也就只有500万人写了博客，相比之下，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官方统计数据为200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你不妨自己算算。 鹿特丹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是多少？40%。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什么？“穆罕默德”。那瑞典的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呢？还是“穆罕默德”。截至2005年，“穆罕默德”已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即便如此，在“9·11”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马德里、巴黎和伦敦的恐怖袭击案之前，大部分欧洲人从未意识到主流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让我们从另一个最基本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今这般模样？为什么本书原版的写作语言来自于远离欧洲海岸的一个小岛呢？为什么英语成为了全球贸易、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通用语言？为什么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十几个国家，从拉丁美洲的伯利兹（Belize）到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从西非的尼日利亚（Nigeria）到西太平洋上的岛国瑙鲁（Nauru），都在说英语？为什么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同一个女王？为什么1/4的世界人口都来自英联邦，并且多多少少都受制于历史悠久的英国普通法和英国议会传统呢？ 因为在19世纪早期，英国成为了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在此之前，英国不列颠群岛上的景象和世界其他地方别无二至：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孩子，但大部分孩子在能为家庭和社会产生经济回报之前就已经夭折了。到了1820年，情况大有改观，医学的进步以及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15岁以下的青少年构成了英国人口的半壁江山。纵然单纯从数量来看，相比于中国的3.2亿人口，英国的280万人口只不过是北大西洋群岛上极不起眼的一小撮人，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人口基数，而是潜在的人口增长趋势。此后，英国凭借着富裕的人力，不仅占领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高度渗透了西印度群岛、非洲，乃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命脉。与此同时，让世界感到万分幸运的是，人口的转移也带去了英国文化，使得历史悠久的法律体系、财产权利观以及个人自由理念均由此传播至五洲四海。 试想一下，倘若第一个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并非像英国这般拥有崇尚个人自由的悠久传统——比如中国、日本、俄罗斯或者德国——那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模样？何事、何地、何时固然重要，但何人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假若你所归属的族群人口稀少，而你们自己又一天天地年华老去，那还谈何去改变世界呢？ 时至今日，谁的境况同19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呢？究竟在哪个国家15岁以下的青少年构成了全国人口的半壁江山？ 在西班牙和德国，15岁以下青少年的比例占14%，英国为18%，美国为21%——而沙特阿拉伯15岁以下青少年占全国人口的39%，巴基斯坦为40%，也门为47%。正是一个小小的也门，如同200年前小小的不列颠，即将通过各种途径把富余的年轻劳动力输往世界各地。对英国文明思想嗤之以鼻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着实应当考虑一下，当美国最高法院、印度国会以及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都开始按照也门的价值观运行，连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高等学府也都建立在也门的价值体系之上，世界将变成什么鬼模样？ “海平面升高”这种不是问题的鬼问题，毫无道理地使人们整日里担惊受怕，而对于真正是问题的人口问题我们却丝毫未加留意，这也从两个不同侧面印证了当今人类文明的可悲现状。作为以深挖新闻真相著称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总编辑，大名鼎鼎的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向广大读者宣称，地球“或将变成不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事实上，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在还未变得不宜居住之前，早就已经无人居住了。然而，我们的环保主义者最不关心的就是关于人口的政治——人，才是人们生存发展的最大资源。对不住了，热心环保的芭芭拉·史翠姗（Barbra Streisand），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环保主义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那样。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一个邻居忠告我：“好啦，你都有俩孩子了，可别再生了。”可见她是个多么开化又有责任感的人，毕竟具有进步思想的她一辈子都在为“人口过剩”操碎了心。这种人口过剩的观点实在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有人因为害怕“资源正日渐衰竭”而歇斯底里地奔走相告，相互劝诫少生孩子，以至于依靠人类最伟大的资源——我们自己——来解决资源危机的根本出路无人问津。然而也正因如此，日益衰竭的宝贵资源不是什么石油，而恰恰是我们自己。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不是什么斑点枭，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如今，在西方进步人士中，死亡崇拜的思想日益盛行，而“人口爆炸”更支持了这一荒诞无稽的意识形态。我们穷凶极恶、藏污纳垢，我们罄山采木、竭泽而渔，我们巧取豪夺、兴妖作祟，因此饱含罪恶的我们根本就不应该降生于世。休·布莱克摩尔（Sue Blackmore）博士（在英国《卫报》上）写了一篇关于生化危机的专栏文章，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字有多么幼稚可笑： 未来几十年内，数以亿计的人类很可能行将灭亡。我们被万般蹂躏而残破不堪的家园已无法再承载更多灾难⋯⋯假若我们抱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希望确保世上的每个人都安然无恙，其结果必将是引发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并继续对地球进行无情地蹂躏，直至所有人类都走向灭绝。 如果把地球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那人类本身就是地球的病原体。所以我们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类消失，这样其他物种才能得以存活，我们还应接受人类文明的崩塌以及一切人类成就的灰飞烟灭。 最后，人类可能意识到有些文明还是具有珍存价值的，但是也必须搞清楚哪些东西应当被保存下来，哪些人需要在锐减的人口中存活下来——比如，掂量一下科学家、音乐家等与政治家的存在价值，以便考量孰轻孰重、谁死谁活。 嗯，那就掂量掂量吧。一边儿是休·布莱克摩尔博士和酷玩乐队的那帮毛头小子，另一边儿是副总统迪克·切尼。究竟哪一方“应该存活下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关注全球变暖的环境学家阿尔·戈尔，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董事会成员，可能还有好莱坞女明星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她那时也许正穿着比基尼、划着独木舟在被大水淹没的曼哈顿里穿行，只为在曾经风靡一时的高档餐厅里摘些漂在水面上的菊苣充饥。 有趣的是，呼吁大幅缩减人口的环保主义者从未身先士卒，不论诺亚方舟多么狭小，他们的手里永远攥着头等舱的船票。不过也巧了，布莱克摩尔博士不必再发愁是否应该牺牲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以保住流行歌手斯汀（Sting）和天才乐手博诺（Bono）了。从欧洲、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直线下滑的出生率就可以看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解决全球变暖已经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势，甚至选择了走上一条自杀之路。事到如今，我们面临的危机已与“人口过剩”截然相反：发达国家非因战或因病死亡的人口缩减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迅猛。难道环保行动仅仅局限于保护黑犀牛和绿颊鹦鹉吗？难道人类就不是生态环境的一分子吗？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存亡危机就在眼前，单说一点，环保主义者就即将变得越来越稀少。21世纪末，急剧下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口必将无法填补当地绿色和平组织的空缺职位。比利时为气候变化而四处奔走的说客也将与喜马拉雅雪豹齐名，双双列入濒危物种名录。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中支持民主党的环保主义者们马上就会发现，那些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将会变得更加门庭冷落。 至于说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成就如何优于政治家，看看某些出生率仍在增长的国家吧，他们对于音乐的钟情倒可谓享誉世界，但其在科学领域的建树100年来却始终未见起色，而政治成就又偏向于产生新的独裁者、毛拉与核武器，等等。如此说来，之前想象的画面出了点差错，撕碎斯嘉丽·约翰逊镶着毛边的比基尼吧，应该让她穿上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浸湿了的穆斯林罩袍才对。 近20年几乎所有的预测（经济增长、全球变暖等）充其量只是些可笑的推测而已，绝大多数的末日预测也同样如此。兜售世界末日的言论贩子们屡屡失误，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人类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考虑在内：“我们没法保证全球粮食供给了！”末日贩子们叫嚣着。但是，人类却轻而易举地发明了更加高产的耕作技术。“公元2000年，石油就要枯竭了！”末日贩子们不断发出警告。然而，人类却发明了新的开采和提取工艺，事实证明如今石油仍然足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殊不知，人类创造性所依赖的恰是人类本身——人类才是当今世界正在日渐枯竭的宝贵资源，至少在一些自掘坟墓的发达国家中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