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 近年来，根据道德评价的性格类型来定义精英与大众的最流行的说法，可能是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1932）（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Mentor Edition， 1950），尤其是第91页及以下。 ⑦ 见下文第十四章“保守情绪”。 ⑧ “美国精英”是一个容易被混淆，同时又使人混淆的一系列形象，不过，当我们听说或者使用诸如“上流阶层”、“大亨”（Big Shot）、“要员”（Top Brass）、“富豪俱乐部”、“上等人”（The High）和“大人物”（The Mighty）之类的词汇时，我们至少大概晓得它们的含义，而且常常也的确如此。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些想像中的每一个与其他想像结合起来；在我们的脑海中把精英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则鲜有尝试。甚至当我们偶然打算从事这项工作时，我们通常会认为它确实不是一个“整体”；根据我们的设想，不是一个精英，而是一群精英，并且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关系。我们必须意识到，也许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可能不是一个整体，仅仅是缺少严格的分析和社会学想像的结果，直到我们真的开始尝试把精英视为一个整体。 界定精英的第一个概念是根据机构位置的社会学理论和机构形成的社会结构得出的；第二个概念来自于经由选择的价值的统计；第三个概念是从隶属于某个派系集团的成员情况中获得的；第四个概念根据特定人格类型的道德伦理归纳而来。大致来说，也许就是：他们带头做什么，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究竟是谁。 就像本书作为一个整体一样，在本章中我基本采纳了第一种观点，即按照机构的位置来界定精英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观点。精英的概念，照直了说，具有一个实践上的和两个理论上的优势。实践的优势在于，如果仅仅由于对此类圈子和机构的社会学反省或多或运用了大量的信息的话，它看上去似乎是洞察整个问题的最简单和最具体的方式。 然而理论上的优势要重要的多。首先，机构或结构的定义并未强求我们在尚未展开调查研究之前仅仅根据字面意义就先作出判断。比如，用道德意义建构的精英，就好比具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并非终极定义，因为除了具有道德上的随意性，它还导致我们立即质问，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与此相对应，我们应该直面悬而未决的性格类型问题，性格特征是精英成员实际上拥有的，而不是按照定义从一种或另一种性格类型中筛选他们。与此相似，我们不打算仅仅靠定义先入为主地推断精英是否是某个社会阶级的自觉成员。根据主要机构界定精英概念的另一个理论上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我们系统地将其他3种精英概念综合考虑：（1） 人一生中占据的机构位置决定了他们获得和掌握可选择的价值的机会。（2） 他们的心理状态多半取决于他们由此经历的价值和所扮演的角色。（3） 最后，无论他们是否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被挑选出来的社会阶级，无论他们是否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即将成为他们利益的东西行事，事态多半同样取决于他们的地位、他们拥有的可挑选的价值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关于这一点，我希望本书从整体上使之明确化了。 ⑨ 那些指控政府里有共产党代理人的人，并与此斗争的人，从未提出如下问题：“好吧，假设共产党人取得了高位，他们究竟有多少权力？”他们简单假设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或者甚至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影响他们的人，决定着重大事件。那些认为影响了忠诚的美国人失去忠诚的人，想当然地假设有人积极地或消极地或愚蠢地决定了这类事件。还有很多其他人，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代理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仍然坚信忠诚的美国决策者丧失了所有这一切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⑩ 正如我们在下文第十一章“平衡理论”中不时见到的那样，软弱无力的精英的观点，得到了自主经济理论的大力支持，在该理论中，经济精英通过否定自身的存在解决了权力问题。谁都没有足够的权力造成真正的差别；事件是无特色的平衡的结果。同样，对于政治精英而言，平衡模式解决了权力问题。与市场经济并行的，是无领导能力的民主制，在民主制中，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负责，每个人又都可以对每件事情负责；人的意志只有靠选举过程中非人为的工作体现。 有关这一点，在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理论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见《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New York: McGrawHill, 1939）。有关莫斯卡的尖锐分析，见马科斯（Fritz Morstein Marx），“官僚制国家”（The Bureaucratic State），《政治评论》（Review of Politics, vol. Ⅰ, 1939），第457页及以下。也可参见米尔斯（Mills），“论知识技能”（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1952年4月，（Mimeographed, Columbia College, February 1955）。 见洛维茨（Karl Lowith），《历史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第125页及以下。若干关于历史哲学的精辟而敏锐的论述。 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部分内容来自于格斯和米尔斯的《特征与社会结构》，第405页及以下。关于角色决定的人和决定角色的人，也可参见胡克（Sidney Hook）的讨论，《历史上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New York: John Day, 1943）。 希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国哲学家，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闻名，尤其是《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种革命性的阐释》（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1933年）。——译者注 我从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的有关伦理选择的著述中汲取了这一观点。见《人的尺度》（The Measure of Man）（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4），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