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战争与和平、萧条与繁荣，现在已不再是“财富”或“命运”的问题，而是受人控制，这种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厉害，那么我们肯定会问：谁是控制者？答案必然是：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控制了大肆扩张的和高度集中的决策和权力手段的人。我们接着又会问：为什么不呢？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必须了解今日美国精英的前因后果及其特点。 那种把精英视为软弱无能的人的观点，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提出这一类问题，即目前政治人物可能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精英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代言人在公共场合使用的抽象的绝对的概念，如道歉或自夸，可是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或许可以从眼前的政治问题中寻找证据，这些政治问题现在已经凌驾于所有责任权力之上。 在我们的时代里，27“历史性质”里没有任何成分可以使人不考虑决策小集团的中枢功能。相反，现有结构的发展，已经使它成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引人注目的观点。 通过“人的心理”或社会行为，现代社会的指导位置在塑造和挑选合适的人，这其中同样没有任何东西使下述观点变得不合理，即人们面对选择，人们做出选择，或者人们在选择面前失败，从结果上看，都是在创造历史。 与此相应，政治人物现在完全有理由约束美国的权力精英，因为他们要对缔造今日历史的那些事件负根本责任。 目前，假设不存在任何权力精英，这是很流行的观点，就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认为统治阶级的恶棍是一切社会不公正和公众受压抑的根源一样流行。我应当避免臆测，某些单纯而片面的统治阶级肯定会被牢牢地锁定为美国社会的主要动力；正如我应该远离的另一种假设一样，即今天美国历史的所有变迁仅仅是一种非人为的随波逐流。 那种以为一切都是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的观点，基本上是个人宿命论感受的反馈，这种感受是衰弱乏力的，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积极且有原则的话，也可能是个人的赎罪感的体现。 认为那些很容易被指认的恶棍或英雄的出谋划策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观点，同样也是一种仓促的结论。该观点通过艰辛的努力，力图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为各路精英敞开了机会的大门，各路精英又如何运用或不能运用自身的优势。接受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即所有的历史都是策划的后果，或者全部历史都是潮流所趋，无异于松懈了理解权力真相和当权者行为方式的种种努力。 八 在我尝试辨别我们时代的权力精英的形态的过程中，以及试图赋予这些毫无特色的“他们”（与他们相对应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毫无特色的“我们”）以某种负责任的意义时，我应当从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上流元素入手，并对此做简明扼要的考察：他们是地方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the metropolitan 400）里的新兴与老派上流阶层。28然后我将勾勒出名流显贵们的大致轮廓，以此来展示目前已经首次纳入真正的全国性视野范围内的美国社会的声望体系；在身份地位的全国性体系中，这些微不足道却富有魅力的内容，往往倾向于凭借其更为权威的特征立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为那些常常秘而不宣的权势作辩解。 在研究大富翁和行政长官时，我将指出，“全美60家族”和“管理革命”都未能提供美国上流阶层的嬗变的充足理由，今天他们在有特权的公司富豪阶层中被组织起来。 对作为一种历史类型的美国政治人物进行一番描述之后，我将试图说明，改革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观察家称之为“隐形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的那种东西，如今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了；通常被看成是政治核心内容的东西，如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策略等，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下放给了权力中层了。 在探讨军方的支配权时，我想证实，将军们是如何牢牢掌握具有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的位置的，以及他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如何追逐与公司富豪和现政府的政治指导者之间的诸多共同利益的。 对这些以及其他的趋势作尽可能明晰的描述之后，我将回到权力精英的主题中去，以及开始从事有关大众社会的补充命题的研究。 我敢断言，在今天这个特殊时期，各种历史因素的交融导致了权力精英阶层的崛起；圈内人分别地以及共同地构成了精英阶层，他们做出各种重大决策，就好像决策原本就该这么做一样；此外，原本已经既定的扩张和集中了的权力手段，如今利用率更高，他们已经作出的和还没有作出的决策，为更多的人带来了更重大的后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可以断定，一种半组织化的对峙僵局在权力中层得到了发展，在权力底层则出现了大众社会。大众社会与想像中的社会几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在想像中的社会，自发的组织和一流的公众掌管着权力的钥匙。29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团结更有力度，底层则更松散，其实是更软弱无能，作出这种普遍假设的人，其注意力已经被权力中层吸引住了，权力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 【注释】 ① 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典历史学家，是现代历史写作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该学校具有文化导向，其经典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1860年）。——译者注 ② 伯克哈特：《力量与自由》（Force and Freedom）（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3），第303页及以下。 ③ 参见格斯（Hans Gerth）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特征与社会结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3），第457页及以下。 ④ 在现代社会，挑选出若干有价值的，并且把拥有最多这种价值的人称之为精英的统计学概念源自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他曾经这样论述其核心理念：“让我们假定，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给每个人都确立某种指标，作为展示其能力的符号，类似于学校里各门功课考试时给的分数。比如，最优秀的律师，将得到10分。一个当事人也没有的律师只能得1分（0分是留给白痴的）。挣钱百万以上的人，无论他挣钱的手段诚实与否，给他10分；能赚几千块的人得6分；只想满足基本温饱的人，得1分；0分留给……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阶层，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获得了最高分，这个阶层被命名为精英。帕雷托《心灵与社会》（The Mind and Societ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5）第2027节和第2031节。持该观点的人，最终得出的不是一个精英阶层，而是根据他们选择的量化价值所得出的一个数量级。就像许多相当抽象的推理模式一样，这种方法之所以非常有用，是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路清晰明了。至于该方法的使用技巧，见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著述，尤其是《政治：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New York： McGrawHill, 1936）；更系统的运用技巧，见拉斯韦尔和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权力与社会》（Power and Socie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⑤ 把精英当成最高社会阶层一员的观点，当然与有关阶层化的流行观点相吻合。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它更接近于“身份集团”（status Group）而不是“阶级”，关于这一点，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已有出色的论述，“伦理同质环境中的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 in an Ethically Homogeneous Environment），《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Inc., 1951），第133页及以下，尤其是第137—147页。也可参见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New York: Harper, 1950）第3版，第2部分。关于阶级与身份集团之间的差别，见《韦伯社会学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trans and ed. by Gerth and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关于对帕雷托的精英概念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精英概念的比较，以及法国的相关数据，见阿诺（Raymond Aron）的“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Social Structure and Ruling Class），《不列颠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I, nos. 1 and 2, 1950）。 【注释】 ①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以我对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的数十个中等城市的观察和评价为依据。该研究的部分成果已发表于下述论文里：《小生意和市民福利：就小型战时工厂问题写给研究美国小生意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报告》（Small Business and Civic Welfare, Report of the Smaller War Plants Corporation to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Study Problems of American Small Business ［With Melville J. Ulmer］, Senate Document No. 135, 79th Cong., 2nd Session, Washington, 1946）；《中等城市里的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es in Middlesized C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October 1946）；以及《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我还使用了1945年夏对伊利诺伊州一座6万人的小城市所做的有深度的调研笔记。除了专门注释的地方之外，本章所有引文均来自本人的研究。 我还草拟了一份由哈里斯（J. W. Harless）先生为我准备的备忘录，它有条不紊地记录了下列研究成果中出现的有关地方上流阶层的所有论述：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M. Lynd）的《中等城镇》（Middletow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9）、《变迁中的中等城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7）；安德森（Elin L. Anderson）的《我们美国人》（We American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帕沃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的《自由之后》（After Freedom）（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39）；多拉德（John Dollard）的《一个南方小镇的社群与阶层》（Caste and Class in a Southern Town, 2nd ed.）（New York: Harper, 1950）；沃纳（W. Lloyd Warner）和兰特（Paul S. Lunt）的《一个现代社区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volume I of the Yankee City Series）；戴维斯（Allison Davis）、伯利•加德纳（Burleigh B. Gardner）及玛丽•加德纳（Mary R. Gardner）的《南方深处》（Deep Sout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波普（Liston Pope）的《磨坊工与传教士》（Millhands and Preacher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2）；约翰•尤塞姆（John Useem）、谭金特（Pierre Tangent）和露丝•尤塞姆（Ruth Useem）的《伊州小镇的阶层化》（Stratification in a Prairie Tow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uly 1942）；韦斯特（James West）的《美国》（Plainville U.S.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考夫曼（Harold F. Kaufman）的《乡村社区中的声望》（Defining Prestige in a Rural Community）（New York: Beacon House, 1946）；沃格特（Evon Z. Vogt Jr.）的“中西部农村的社会阶层之结构分析”（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Rural Midwest: A Structural Analysis）（Rural Sociology, December 1947）；霍林斯黑德（August B. Hollingshead）的《艾姆城的年轻人》（Elmtowns Youth）（New York: John Wiley, 1949）；沃纳（W. Lloyd Warner）等人的《约翰斯威尔的民主》（Democracy in Jonesville）（New York: Harper, 1949）；希尔（M. C. Hill）和麦考尔（Bevode C. McCall）的“乔治亚城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Georgiatow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December 1950）；以及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的《生活、自由与财产》（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41）。 大多数对地方社会声望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经常出现的课题）仅仅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我们甚至不能说，由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人们的研究兴趣更浓，因为，方法学的进步只适用于地方社会的研究。 在观察美国的小城市时，小说家和社会学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类似的细节，得出相似的结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般说来，他们对身份比对权力更感兴趣。小说家更关注风俗习惯、小城生活的人际关系和性格的某种抑制作用；社会学家对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小城市尚未有足够重视，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全国权力体系的一个环节加以研究。事实证明他们描述结果的相似性，尽管社会学家保留了某些专业特征，但他们所作的大量的“社区研究”读起来常常像蹩脚的小说；而小说则朗朗上口，像一篇优秀的社会学论文。 ② 新兴上流阶层的妇女有着完全不同的想像：?常常把老派上流阶层的声望当成一种“文化”加以欣赏。她常常试图赋予昔日地位以某种“教育的”内涵：这一点在某些比较年轻的有旅行轿车的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的丈夫是专业人士，她们自己则毕业于某“名牌学院”。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钱有闲，足以组织社区文化事务，因此她们比她们的丈夫更尊重老派上流阶层生活方式中的“文化”成分。在肯定老派上流阶层的社交优势的同时，新兴上流阶层妇女强调这些东西同样也适用于她们。但是如今这些妇女充实了小城镇里老派上流阶层对身份地位要求的最可仰仗的赞助人队伍。总的来说，这些妇女会用势利的眼光评价中产阶级：“他们或许会对文化事务感兴趣，但他们不具备机遇、背景或教育方面的条件。他们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他们驾驭的底气不足。” ③ 见戴维斯等人的著述，前引文，第497页。 ④ 见下文第十四章“保守情绪”。 ⑤ 在这一部分我引用了亨特的第一手研究成果中的许多内容，见亨特《社区权力结构》（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3）。 ⑥ 前引书，第172—174页。 ⑦ 见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改革年代》（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 Knopf, 1955），第46页及以下。 ⑧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者注 ⑨ 见霍林斯黑德，前引书，第59页。关于南方的农场所有制，见戴维斯，前引书，第276页。 ⑩ 关于中西部某镇农村土地的城市所有权，见沃格特，前引书。 比起老派上流阶层，新兴上流阶层表现得更为急迫，他们成为真正上等人的标准不仅因为他们富有，而且他们正在冉冉升起，同时他们还与那些如日中天的大人物交往。在某个典型的小城市里，新兴上流阶级的英雄人物被描绘成：“一群极不安分的小伙子……他们同呼吸共进退，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从本城利益出发。他们在全国范围活动，举轻若重，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他们对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务不太积极，但他们是活跃分子。他们四处投资，不让钱财闲置。”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渐渐被人淡忘了，而活跃的新派家族崛起的故事却使人耳熟能详，这一切证明了“民主机制”（workings of democracy）以及“任何人只要精明强干就可能出人头地”。这类故事被用来矫饰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利用广为流传的正版传奇故事，并从中获益。此类故事的主旨就是“善于经营的人必然会成功”。老派上流阶级不屑于对此类故事津津乐道，至少不会对陌生人说，因为对他们而言，声望本来就真实存在，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实际上，就浸透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可是对于新兴上流阶级，似乎并不真正拥有声望，尽管他能在自己的生意和社会进程中对此游刃有余；他倾向于把老派上流阶级的社会地位视为“推销”某个项目或赚取更多财富的工具。“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他们——老派上流阶级，你就办不成任何事情。这些人位高权重……试想一下，如果你我想在这个城镇或其他任何市镇开展某个项目，就得先掌握这些名单，投资者、经营者们会观望，非得等我们把这些事情搞定为止。否则，即便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项目，它也会胎死腹中。” 关于小城镇和全国性大公司的比较，见米尔斯和乌尔姆（Ulmer），《小生意和市民福利》（Small Business and Civic Welfare），前引文。 把小城镇与整个国家混为一谈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见沃纳（W. Lloyd Warner），《美国生活：梦想与现实》（American Life: Dream and Real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注释】 ① 参见韦克特（Dixon Wecter）， 《美国社会传奇》（The Saga of American）（New York: Scribners, 1937），第199页及以下，该书是一部关于美国社会历史的典型作品。对具体大城市的作社会观察的最出色作品是爱默里（Cleveland Amory）的《纯种波士顿人》（The Proper Bostonians）（New York: E.P.Dutton,1947），以及鲍泽尔（Edward Digby Baltzell Jr.）的《美国大都会的精英和上流阶层：对费城阶层化的一项研究》（The Elite and the Upper Class in Metropolitan American: A Study of Stratification in Philadelphia）（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3），本书皆有引用。 ② 范•伦塞勒夫人（John King Van Rensselaer），《社会阶梯》（The Social Ladder）（New York: Henry Holt,1924），第30—32页。 ③ 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94—295页。 ④ 参见福特（J.L. Ford）, “七十年代的纽约”（New York of the Seventies），（Scribners Magazine, June 1923）,第744页。 ⑤ 范•伦塞勒，前引出处，第53—54页。 ⑥ 此处指20世纪。——译者注 ⑦ 米尔斯（W.J. Mills）, 《纽约社会》（New York Society），（Delineator, November 1904）。也可参见普利策（Ralph Pulitzer）, 《运转中的纽约社会》（New York Society at Work），（Harpers Bazaar, December 1909）。 ⑧ 参见欧康纳（Harvey OConnor）, 《阿斯特家族》（The Astors）（New York: Knopf,1941），第197页。 ⑨ 然而，不仅是瞬息万变的阶层机制混淆了视听，几乎所有瞬息万变的东西都在颠覆人间万象。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地方社会的声望至关重要，只有在阶级和地位关系一成不变的地方，传统习惯才会稳定。如果确实能墨守成规，服饰也就逐渐成为“道具”，习俗也就成了“传统”。祖先、长辈、遗产、古董、遗老遗少的威望，圈内人资格以及举止谈吐的派头，共同构成了稳定社会之特定圈子的身份的约定俗成。 当社会变迁迅速时，声望则趋于在年轻人和美女中间流行，尽管他们容易遭人谴责；声望还趋于在标新立异者和“赶新潮的人”之间流行，尽管他们粗俗不堪。旧服饰逐渐“过时”了，最重要的是“时髦”。一幢住宅的外部价值，乃至一个人的风格、形象，渐渐地从属于时尚了。总之，时髦象征着知名度。在这种情形之下，金钱轻而易举地确定了谁能跟得上潮流，以及众人在服装、汽车、住宅、运动、嗜好、俱乐部等方面消费模式上的差异。当然，这是针对此类现象的，而不是针对凡伯伦(Veblen)界定的所谓稳定的有闲阶级的，有闲阶级是“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浪费”。对美国人而言，以及凡伯伦所描述的第二代美国人，这基本上是正确的。 ⑩ 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09—210页。 同上所引，第212、 214页。 同上所引，第215页。 详见第五章“大富翁”及其注释。 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32—233页。 见加德纳（Mona Gardner）， 《社会名流录之蓝调》（Social Register Blues），《矿工》杂志（Colliers），1946年12月14日；以及霍兰（G.Holland）的《社会名流录》（Social Register）， （American Mercury, June 1932）。有关1925年以前出版的《社会名流录》各卷情况，见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33页。 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34页。 关于1940年的情况，参见鲍泽尔，前引书，表2。 同上所引，表14，第89页及以下。 韦克特，前引出处，第235、 234页。 幸运的是，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仍然具有可读性，可读并不是说他对美国上流阶层的批评仍然十分中肯，而是由于他的风格使他的观点看上去仍有一定的道理，即使人们对凡氏的批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尽管他所描述的事实并未涵盖我们时代的所有现象和特征。凡氏的理论之所以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们对凡氏未涉及到的我们自己时代的特点没有新的建树，所以只好沿袭他的观点。他的偏见是美国社会分析文献中最富成果的一个，这个事实极具意义。然而，所有的批评都是极端的；总的说来，凡伯伦的观点已不再是对美国声望体系最中肯的理论。 《有闲阶级论》并不是针对有闲阶级的一项专门理论，它是关于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时期内上流阶级的某一特殊组成部分的一种理论。它是对新贵与旧富之间身份地位之争的观察分析，尤其是对暴发户的研究。在凡伯伦建构理论的年代，暴发户层出不穷，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是范德比尔特、古尔德和哈里曼们的黄金时代，是萨拉托加温泉疗养地(Saratoga Springs)和纽波特的鼎盛期，是遍地黄金的大好时光。 《有闲阶级论》是对上流阶层的分析，该阶层通过把财富转化为身份符号而爬上了社会高层，然而在阶层社会，身份符号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凡伯伦剧本的观众不是传统而保守的人，也不是世袭社会结构(如封建社会)下的演员。与此相应，消费模式仅仅是为身份地位之荣誉而竞争的一种手段。凡伯伦没有分析以旧贵族或王室家族为主导的社会，那时，佞臣和逢迎者的生活方式才是成功的。 在描述美国生活方式中的上等人时，就像他笔下的那些角色一样，凡伯伦似乎混淆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质。甚至在一两处地方，他竟然如此直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美德，也就是说具有破坏性的和金钱至上的品质，应当主要从上流阶级身上去找……”参见凡伯伦《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Mentor Edition, 1953)，第162页。也可参见我在这一版的导言中对凡伯伦理论的比较中肯的批评。人们只要注意观察小生意人的品味，便会知道这当然不是真的。 凡伯伦所描绘的“炫耀性消费”，并不局限于上流阶层。不过，我应当说，今天它在新兴上流阶层的某些人那里尤其盛行，诸如属于新公司特权阶层的暴发户；他们一掷千金，享有企业的各项特权，甚至对舞台、屏幕、广播和电视业的职业名流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影响更为深远。当然，他们更是把新近发迹的比较老土的暴发户塑造成了“德州的百万富翁”。 20世纪中叶的情形与凡伯伦观察到的19世纪末的情形存在着惊人地连续统：“如今男高音歌唱家兰札(Mario Lanza)有一辆超长的、内饰金质控制板的、传统工艺的白色凯迪拉克(Cadillac)轿车……餐饮大王罗曼诺夫(Mike Romanoff)把他的丝绸衬衫用飞机空运到曼哈顿的苏尔加(Sulka)洗涤……建筑大亨海斯(Tycoon Hal Hayes)……在他的凯迪拉克车内设了一个酒吧，附加龙头将家中的苏格兰威士忌、波旁、香槟及啤酒搬了进来……”见《时代》杂志，1953年10月26日报导。但是对于已经确立了地位的地方上流社会的第4、5代人而言，他们繁华似锦却又不事声张；事实上，他们在消费时往往有意销声匿迹：在朴素的农场别墅和避暑山庄，过着宁静的乡间生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豪华而俗气的炫耀。 凡伯伦的理论对于刻画今天已站稳脚跟的上流阶级是不够的。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下文第4章将要见到的那样，作为描述美国身份体系的一种理论，凡伯伦的著述没有充分考虑到制度精英的崛起或者名流显贵的世界。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他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意识到真正影响到全国范围的“职业名流”的身份体系，这些人是伴随着大众传媒和娱乐业崛起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他能预见明星魅力的轰动效应，初涉社交圈的少女被影视明星取代，地方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被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经理人——即“权力精英”所取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刻正在庆贺自己的加冕。 甚至早在1933年，大约有50位纽约富豪在波士顿的马鞍俱乐部（Somerset Club）保持着预付全额会费的习惯。参见《波士顿》（Boston），《财富》杂志（Fortune， February 1933），第27页。 《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5 June 1954），第92—93页。 出自于私人估算。参见鲍泽尔，前引书，第178页。 参见上引出处，第172页，注释5。 工业领袖、高级专家的女儿必须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茁壮成长，使之不费吹灰之力便培养出女人惯有的美德：温柔、善良、热情和虔诚。不过男人们务必按照同类人的“惯例”，把女儿送到能够造就此类品质的少数几个机构中去学习……美国1200多家私立女校中，足以令人好奇的只是分数抑或更多其他什么……使一所学校扬名而使另一所学校沉沦的事情是暂时的，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捉摸。参见《柴平小姐学校、沃克小姐学校、福克斯克洛夫特和法明顿》（Miss Chapins, Miss Walkers, Foxcroft, Farmington），《财富》杂志（Fortune， August 1931），第38页。 见《私立学校手册》（A Handbook of Private School 25th ed.）（Boston: Porter Sargent 1941）；《男校》（Schools for Boys），《财富》杂志（Fortune， May 1944），第165页及以下；《圣保罗学校、圣马克学校、哥顿学校和安多弗学校等等》（St. Pauls, St. Marks, Groton, Andover,et al），《财富》杂志（Fortune， September 1931），第76页及以下。《女校》（Schools for Girls），《财富》杂志（Fortune， August 1931），《全美十二所顶尖学校》（Twelve of The Best American Schools），《财富》杂志（Fortune， January 1936），第48页及以下。 《财富》杂志的编辑写道：“男校数量如此之巨，与在校学生人数相比实在不成比例。目前（1944年），全美有700多万男孩女孩接受中等教育，其中有46万人在私立学校。这其中又有36万多在教会学校读书（这是1941年的数字，至今仍然有效），1万多人在军校，其用意非常明显。剩下的，女校有3万多人，她们的职责也有明确分工。还有4万多人在男女混合学校就读，大多数是走读制学校。有2万人在男校，这一类人尤其需要自我表白。”《男校》（Schools for Boys），出处同上，第165页；还可参见《男子预备学校》（Boys Prep Schools），《生活》杂志（life， 1 March 1954），内容涉及霍奇基斯学校；还可对照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送她的小儿子上哥顿学校时的感受，参见《我记得》，（This I Remember）（New York: Harper,1949），第43页。” 参见阿什伯恩（Frank D. Ashburn），《哥顿学校的皮伯蒂》，（Peabody of Groton） （New York: Coward McCann,1949），第30页，第67—68页。 《圣保罗学校、圣马克学校、哥顿学校和安多弗学校等等》（St. Pauls, St. Marks, Groton, Andover,et al），出处同前，第76页。 参见希利（Allan Heely），《为何私立学校当道？》，（Why the Private School?）（New York: Harper,1951）。 参见马昆德（John P. Marquand），《保罗汉姆先生》，（H. M. Pulham Esquire）（New York: Bantam Edition,1950），第76页、第60页。以及斯贝克曼（W. M. Spackman），《鼎盛时期》，（Heyday）（New York: Ballantine Edition,1950），第12页。 参见鲍泽尔，前引书，第218—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