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决策的那些人的眼界和控制能力可能大相径庭。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22对决策的评价和估计中的冒险不会经常失误，其后果有时，实际上常常不是他们原先预计的。决策者常常陷入对自己估计不足的泥沼，被他们自身的错误所蒙蔽。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小圈子做出决定或未能达成共识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在这两种场合，小圈子都是权力精英。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这样一个时刻；派兵朝鲜也是这样一个时刻；以及在越南奠边府（Dienbienphu）战役中的犹豫不决更是这样一个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美国参战也是这样一个时刻。难道我们时代的多数历史不正是由此类时刻构成的吗？当我们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重大决定的时代时，难道不正是指这种强大无比的集中化的权力吗？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打算搞清楚古希腊人信仰的永恒循环（eternal recurrence），或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再现，或人类的每一次进步的意义。尽管我们没有对此类事物作出反应，但我们却相信伯克哈特所说的我们不过是生活在各类连续事件中；彻底的连续性是惟一的历史原则。历史仅仅是一个事件紧挨着另一个事件；历史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任何构想和安排的最终结果。当然，我们的连续感，我们对时代历史的感受确实受到了危机影响。但我们很少能超越眼前的或即将面临的危机。我们既不相信宿命又不相信天意；虽然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想像着，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能够主导未来，身为个体的“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我们的行为赋予历史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事实是，尽管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人，但我们并不拥有平等的创造历史的权力。倘若我们非要如此不可，那是社会学的胡言乱语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之所以说它是胡言乱语，是因为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是实施过程中对权力的技巧和制度手段的限制；其次，并不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现存的权力手段，并且人们行使权力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23之所以说它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是因为它给任何想确定最终决策者责任的尝试造成了困惑，而正是这些最终决策者掌握着通往权力手段的渠道。 从对西方社会史的哪怕是最肤浅的观察中也能知道，决策者的权力首先要受到技术层次的约束，受特定社会内权力、暴力和组织手段的约束。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贯穿于全部西方历史的一条清楚线索：即压迫和剥削，暴力和毁灭，以及生产和重建的手段，都在一步步地扩张和渐渐地集中。 由于权力的制度化手段和沟通手段彼此融合，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效率，那些现在指挥着它们的人逐渐掌握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我们尚未到达其发展的顶峰。我们不能再依靠或者从往日的统治集团在历史的波动中得到些许安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Hegel）是对的：我们从无法学习的历史中学习。 我们必须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社会结构中找出精英权力问题的答案。人的目标常常仅仅是各式各样的希望，手段才是藏匿于掌握中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权力精英界定为权力的手段，即身居高位的那群人。今天美国精英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它的团结一致、它的权势，必须适当注意他们那些令人生畏的变化多端的权力手段。凯撒（Caesar）为罗马帝国奉献的要比拿破仑（Napoleon）奉献给法国的少；拿破仑对法国所能做的一切要少于列宁（Lenin）对俄国所能做的一切。但与变化中的苏俄内部圈子的权力或美国行政当局的权力相比较，凯撒处于巅峰状态时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这些圈子里的人能使大城市一夜之间荡然无存，能在几周内使各大陆成为热核反应后的废墟。权力的设施及手段已无限扩张并高度集中，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某些小集团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但是，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最高24层可以做出更多指导意义的决策，并不等于知道占据这些位置的精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姑且承认扩大了的和整合了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本身就是为允许指导位置的存在而建构的，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就像他们一贯如此的那样，“他们管理自己”，总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取决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必然性”，必然性大概就是他们所扮演的制度角色以及这些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里的位置。 是精英决定他们的角色，还是制度使这些极有用处的角色决定了精英的权力？一般的答案是，尽管没有一个回答是充分的，在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精英与他们充当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大：从精英的特性或历史的本质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同样如此，大多数男女所承担的角色允许他们或促使他们凭良心扮演自己预期的角色的话，这正好是精英们不屑做的事，通常他们也压根不会去做。他们反而可能会对社会结构，对他们在结构中的位置，或者对他们在该位置上的言行举止提出质疑。 没有人请求或允许拿破仑在雾月十八（18 Brumaire）把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Parlement）驱逐回家，然后使自己从执政官变为皇帝。 没有人请求或允许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兴登堡（Hindenburg）总统去世之日宣布自己为“领袖和总理”，并巧取豪夺地合并总统与总理职位。没有人请求或允许罗斯福（F. D. Roosevelt）做出导致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决定。决策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H. S. Truman）的人和另外几个人。失利的海军上将雷德福（Radford）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之前的轰炸建议，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某个小圈子的看法。当代精英们可能摧毁一种结构，重建另一种结构，然后他们在新的结构中扮演新的角色，早就远离了制度结构。事实上，运用一切权力手段摧毁和重建制度结构，当事态看上去进展顺利时，25正是所谓“伟大领袖”的作用；或者，当事态变得糟糕时，正是所谓“大独裁者”的暴政。 有些精英当然属于典型的被角色决定的人（roledetermined），还有一些精英是决定角色的人（roledetermining）。他们决定的，不仅仅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还包括数百万他人的角色。一旦社会结构发生时代转折，关键角色和他们的关键作用的产生多半是蓄势待发。显然，伴随与此一起成长的新的毁灭性手段、新的管制手段和新的精神奴役手段，美国朝着成为“两大霸权”之一的方向发展，使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面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折。 历史从未告诉我们，权力精英不能创造历史。的确，这种人的意愿总会有所限制，但这类限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泛，那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的权力手段。它使我们的局势如此不稳，使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和对美国精英的约束显得更为重要。如今，有关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问题，不过是对可靠的政府问题，以一种更现实的和更严肃的方式重提旧事。 七 大肆批评美国新的名流显贵的那些人，轻信了精英软弱无能的观点。如果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严肃的，他们应该，在其见解的基础上，对肩负美国决策重任的人说如下一番话： 很快有一天，你们会相信自己有机会投掷原子弹，或者有机会进一步与同样可能会投掷原子弹的盟国或者与俄国人交恶。但千万不要愚蠢到相信你们真会存在某种选择，你们既无选择也无机会。你们仅仅是整个复杂形势中一个起平衡作用的部分，是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因而是命中注定的。不如静静地站着，就像托尔斯泰（Tolstoy）概括的那样，顺其自然吧！纵然你有所作为，即使还有所预见，后果也始料不及。 然而，如果事态进展顺利，就佯装是你们早就决定的那样谈论它们。26因为此时人们已经有道德抉择和确定它们的权力，当然，这都是负责任的。 倘若事情搞砸了，就说你们没有参与真正的选择，你们当然不该对此负责任：是他们，是其他人，做出的选择，他们才该对此负责。你们可以开脱自己，尽管你们掌握了世界权力的一半，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炸弹和轰炸机。事实上，在时代的历史命运中你们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在行使道德责任之时真正随时留意公共关系的话，就会发现道德责任是虚无缥缈的，尽管它的用处很大。从所有这些宿命论见解中可以归纳出一点建议，即如果说财富或神的意志支配一切，那么，任何权力精英都不能被视为历史决策的源泉；此外，恪尽职守的领导者的观念，而非需求，是毫无价值的和不负责任的想法。很显然，软弱无能的精英、历史的玩偶，是无法承担重任的。如果我们时代的精英没权没势，他们就无法承担责任；作为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精英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美国人民被主宰一切的命运驱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精英，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后果命中注定地压垮。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很多人事实上已经做过的事情：完全放弃政治反思和政治活动，龟缩入物质上的安逸舒适和纯粹私人事务的一隅天地。 五 或许，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在内战以前，地方社会是美国仅有的“社会”。当然，同样真实的是，每一个小城镇都有本地的身份层级，每一个层级的最高层都有当地权力、财富和声望的精英。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从哪怕有很大数量的小小社区来研究上层集团，然后，像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倾向于做的那样，笼统概括它是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 对国家的后果。这个国家上层圈子的某些成员住在小镇里，尽管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此外，他们在那里偶尔保留一栋别墅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的活动范围仍然是全国性的。美国所有小城镇的上层社会阶级仅仅靠累计在一块儿是成不了全国性的上流阶层的；他们的势力圈仅仅靠叠加在一块也成不了全国性的权力精英。全美各地都存在上流家族，虽然各地存在一定的边际差异，但这些家族是十分相似的。然而全国性的阶级结构不仅仅是相当重要的地方环节的简单罗列。地方社会的阶级、地位和权力体系之间份量并不均衡；它们不是自治的。就像国家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一样，声望和权力体系不再由若干分散的小层级构成，如果说它们彼此之间还存在任何联系的话，那也是微弱而松散的联系。现在，存在于乡村和小城镇、小城镇与大都市、大都市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组成了范围上的全国性结构。此外，在直接46和间接的控制方式的影响下，在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地方层级的左右下，那些从本质上讲并不扎根于任何城镇或都市的既定势力，如今也在变化当中。 无论对《社会名流录》（the Social Register）和名流显贵们所居住的城市，还是对公司权力的所在地，抑或是对政治和军事决策的中心，地方社会看来确实如上所述。虽然有些老一辈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些城市、企业和权力的社会存在。新兴上流阶层的奋斗拼搏，全国性大企业管理精英的榜样，导致地方社会处处成为凌驾于它们头上的地位、阶级和权力体系的附属品。在社会层面上，哪个新英格兰小镇敢与波士顿媲美？在经济层面上，哪个地方工业敢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媲美？在政治层面上，哪个地方政治领导敢与国家的政治领袖媲美？ 五 那些在内战前就已经发迹了的富人成为美国最古老家族的奠基人，新贵们紧随其后。由他们组成的大都会上流阶层虽然尚未成为有着固定会员资格的世袭社会，但他们已构成了一个有着许多共性和强烈凝聚力的为社会所公认的上流社会阶层。如果新兴家族加入，他们始终是富裕阶层，无论新旧，他们的子女都在同样的高级中学读书，他们之间互相联姻。他们在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学府参加同样的社团，同时通过大都会俱乐部的城市网络，他们保持着社交和商业方面的联络。在全美的各大城市，他们彼此熟悉，就像那些有许多共通之处的人一样，尽管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伙伴。在一本又一本传记里，他们坦露自己的相同经历；在经纪人公司、银行和企业的财务位置上，他们认同全力以赴谋求利益。商业逐渐全国化，上流阶层的经济角色变得越来越相似甚至可以互换；政治也逐渐全国化，上流阶层的政治观和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69所有这一切力量使得地方联盟和不断扩张的公司转变为一个共同的国家，也使大都会四百强形成共同利益、功能和同盟。 上流社会阶层囊括了涉及权力关系网的各色人等，他们分享了俱乐部、家族血缘、公司企业和法律事务所的人员指标。权力成为聚会时餐桌上的讨论话题，家族成员和俱乐部会员常常在这种非正式场合探讨重大事件。共同成长，彼此信任，使得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发展为尊重每个成员的专长，把他看成是一个上等人，一个在自己的独特的权力和决策领域内的决策者。 他们分散于权力制度的若干指挥圈内。家族里前途一片光明的孩子步入仕途，没准儿在国务院任职（State Department）；他的堂兄被及时地提拔为某大企业领导层的高级行政主管；他的叔叔早已是海军司令；他的另一位堂兄即将担任某重点学院的院长。当然，还有一家家族法律事务所，其合伙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家族外围成员保持密切联系。 因而，在上流阶层的内部圈子里，最大最重要的制度中最非个人的问题与紧密而封闭的小群体的多愁善感融合在一起。这对于上流阶层家族和上流社会学校具有重要含义：“背景”是在紧密联系的基础上，上流阶层保持默契的途径。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这些圈子里，青年男女的情况完全暴露于在餐桌旁的决策者们面前，于是他们培养着孩子们的非正式的才艺，使之成为自己的骄傲；简言之，孩子们学会了所谓的“判断”。在不经意间，他们决心成为有志者。 在上流阶层的家族、企业和办公室内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着中学校友、预校同学、大学社团，以及后来的社交和政治俱乐部等联谊方式。在70所有这些家庭和组织内，有人在时机合适时将会成为现代社会上层圈子中的掌权人。 高级中学、俱乐部以及上流社会的手段并不高明，仅仅因为这个阶层是势利的。在塑造上流阶层的性格过程中，环境和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联系有助于把一个上流阶层和另一个上流阶层联系起来。 于是，法学院的优等生在预校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先是去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当一名普通办事员，然后到外交部待一段时间，最后再回到法律事务所。在每一个领域，他不断地结识志趣相投者。家族世交、中学密友、俱乐部晚宴、每年都会去避暑的度假胜地，则成为圈内生活的相关元素。从他所流动的这些圈子里，他获得并实践了运用自身的能力进行判断和决策的信心，凭借这种信心，有一条现成的通路支持他获得与他的社交伙伴一样的，在任何一个重要的机构和公共生活领域内的经验和感受。哪怕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也从不背弃那些被现有圈子认可的人。在美国的顶层社会，他是“入流”的，他的形象，就是社会地位的证书；他的语调和气质风度，贴着精心培养的标签；他的盟友，则作为表示其被接纳和具有典型洞察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