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民主的起源

第一章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1 民主，与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种理想和制度一样，既包含着短暂的因素，也包含着某些始终具有有效性（valid）的因素。民主，从一方面说，是资产阶级文明所特有的一个果实；从另外一方面说，它是一种始终有价值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民主的状态下，自由与秩序可以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冲突。 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表达了中产阶级的独特观点，在欧洲文明此前三、四个世纪的历程中，这一阶级逐渐掌握了权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民主的诸多理想，大多是商业阶层手中的武器，他们与封建-中世纪的教会的统治者和贵族的统治者(1)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平等的理想，在希腊城邦的民主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它部分地源自于基督教传统，部分地源自于斯多葛传统，赋予资产阶级各阶层以一种自尊感，鼓舞他们去战胜中世纪贵族阶级的自命不凡和封建君主的傲慢无礼。通过强调经济自由，中产阶级打败了商业主义（mercantalism）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合；借助于政治自由的原则，他们在经济权力逐渐增加的同时，又获得了选举这一政治权力。民主文明所隐含的假定，以及它所公开宣称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生存方式结出的果实。例如，民主生活在社会上和历史上所呈现出的乐观主义，就代表着一个方兴未艾的阶级所持有的一种典型的幻觉，它把其自身的进步误认为是世界的进步。 资产阶级文明产生于16、17世纪，在19世纪达到其鼎盛时期，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还不至于僵死（rigor mortis），无疑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危险。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主无疑也面临着死亡的厄运。（2） 但事实上，民主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维度和更为深广的有效性，而不仅仅只具有中产阶级的品格，如若不然，我们则只能平静地接受其消亡的命运。理想的状况是，民主是一种能够永远有效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生存的这两个维度：人的精神境界（spirirual stature）和人的历史性；能够充分认识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多样性，也能够充分认识所有人的共同的必然性需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在颂扬个体价值（the individual）的同时往往以牺牲共同体之价值为代价；但是，它对自由的强调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因而超越了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共同体和个体同样都需要自由（liberty），而个体对于共同体的需要则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预期。因此，不可以把民主等同于自由（freedom）。一种理想的民主秩序，必定是在自由（ freedom）的制约条件下寻求统一性；在秩序的框架内维护自由。 人在其社会组织中需要自由，因为他“从根本上”是自由的，这即是说（虽然尚未得以确证），人具有超越自然之过程和局限的潜能（capacity）。这种自由使得人能够创造历史，并以无限的多样性、无边的广度和规模来发挥其群体组织(3)方面的才能。人也需要共同体，因为，从其本性上说，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生活不能够在自身之内完成，而必须通过与他人建立负责任的、相互的关系而完成。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由主要是个体的一种需要。共同体和秩序之所以是必要的，仅仅是因为许多个体存在于一个狭小的世界上，因而需要有最低限度的约束存在，以便避免混乱的状态。实际上，共同体对于自由的需要与个体无异；个体也与共同体一样，也需要秩序。 个体和共同体都需要有自由，为的是避免群体的或历史的约束条件抑制人的潜能，使其流产，而这种潜能内在于人的根本性自由之中，既会以集体的方式，也会以个体的方式表现其自身。诚然，个体通常是新的洞见的酝酿者，是新方法的提出者。然而，集体性的势力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往往不是诸个体刻意追求和设计的结果。无论如何，社会与个体一样，都是自由的受益者。在自由的社会中，新的势力可能加入（4）与旧势力的竞争，并逐渐确立其地位。在传统的或专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新的势力或者被镇压，或者以社会震动和动荡为代价而确立其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共同体的秩序，对于共同体和个体，都是有益的。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体，无法成就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同样，他的生活也无法局限在“自然”以最小的力量凝聚起来的像家庭和聚居群落（herd）这样一些共同体之内。他的自由超越了自然的限度，于是，他使得越来越大的社会单位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恰恰是因为人的根本性自由，人才要求在其所属的共同体之内努力营造出一种秩序。 因此，民主的理想，与资产阶级文明所描绘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和个人至上主义（individualistic）的理想相比，来得更为有效。由于资产阶级所描绘的民主已经被当代历史证明是虚假的，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文明已经无可否认地处在解体的过程中，因此，就极有必要对民主秩序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把暂时有效的元素和始终有效的元素区分开来。 民主若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更为（5）合适的文化基础，从而替代在资产阶级世界建设中所贯彻的哲学。民主试验所依赖的预设不合适，并非仅仅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中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争取公民权利的战争，而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则借机联合起来，用无节制的集体主义来对抗中产阶级生活中奉行的错误的个人主义。这一公民间的冲突，加重了资产阶级文明在遭受残暴之行径（barbarism）的危险困扰时所暴露出的弱点。不论是上述的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未能正确地对待人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于是，一知半解与另外一种一知半解之间的冲突，使得文明世界分崩离析，结果让残暴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在这场公民的战争先俘获一方，再俘获另外一方，让双方都充当了他们的临时盟友。 然而，在民主文明的社会哲学中，存在着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集体主义更为深刻的错误。（6）这便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想家们所表现出来的过度信心，他们认为，自我利益和普遍（general）利益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完全有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与天主教哲学家和中世纪问题专家所普遍宣称的不同，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不是对于普世性规律（universal law）的反叛，也不是对于具有普世性的正义标准的蔑视，更不是针对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旨在达成并维护某种普遍的社会和国际和谐的制度而发动的战争。与宗教理想主义者通常所断言的不同，现代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并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或集体的自我利益的文饰行为（rationalization）。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可能趋向无节制，破坏个体与共同体的有机关系；但其初衷并不是要破坏国家或国际秩序。恰好相反，指引我们民主文明的社会理想主义，坚持着一种令人鼓舞的信仰，它坚信自我利益和各个层面的普遍福祉之间，有可能达成某种朴素的（simple）和谐。 与天主教护教主义者所断言的不同，纳粹主义并不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时产生的道德犬儒主义的最终结果。纳粹残暴行径的确是某种道德犬儒主义的最终结果，（7）但在现代时期的文化生活中，这种犬儒主义只是一个次要的音符，而且，直到最近，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现代文明的确试图给予个体在国家共同体中更大的自由，而这超出了传统的封建秩序所能够做到的；而且，现代文明还试图使各国从跨国的教会施加给他们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而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现代文明从来没有乖戾地以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为借口而蔑视普遍的利益。就此而言，现代文明在国家的层面比在个体的层面上倒更危险一些。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笔下不讲道德是非的“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意愿和权力，不再承认别的规律，不得不全部承受天主教针对现代世界发起的激烈争辩这一重负。必须承认，在国际关系领域内，马基雅维利是一长串道德犬儒主义者中的第一位。但是，这种道德的犬儒主义只是影响了，却并没有消除现代自由理想主义所发出的普遍的强调普世性的弦外之音。在国内政治的领域内，这可能导致不加制约的利益之战，但是，这显然并不是中产阶级之个体们的初衷。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不是各国的初衷。各国的确要求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但是他们相信，（8）一旦旧的宗教-政治秩序中的那些被认为无关的制约条件被消除，在他们之间就可能达成一种不加干预的和谐。恰好在这一观点上他们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犯赞美自我利益这样简单的错误，而是过于依赖那些不适当的管制和制约。
时代周刊上的 尼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