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斯玛与理性化 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注定了这是本冷僻的书。它所追溯的是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的学术形态一直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后者的存在依托于研究性大学，本书力图探究的重点就是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为此，本书将注意力放在“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这两个概念上——它们共同驱动了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进程。研究性大学属于现代秩序，在现代秩序中，视觉和理性因素战胜了口说与传统因素。不过，由于一些微妙的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在如今我们所激赏的理性化学术世界中，学术卡里斯玛日渐式微。 本书所覆盖的时间段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尤其关注1770-1830年间。研究性大学发端于新教德国各邦，到十九和二十世纪传遍全球。因此德国学术界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英国和耶稣会学术机构则可以提供些有趣的对比。本书将对学术实践进行微观分析，这不是为减轻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恐惧感而准备的小点心（我会作一些宏大叙事，尤其与新教伦理有关），而是出于一种认真的考虑。 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在其看来处于蒙昧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 如果一位新教德国的学者想得到任命，他就必须符合一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包括发表作品的数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不过，要取得真正的成功，他还必须博取名声、紧跟潮流，还要在著作中让人看到才华横溢，即表现出“原创性”。这成为一种新的卡里斯玛，它与以获得“掌声”和“认可”为目的的著述活动紧密相连。我认为，现代学术体制正是通过培育这种新型学术卡里斯玛而形成的。当然，尽管著述活动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传统的口说文化仍然有影响，仍然是建立学术声誉的重要方式之一。 关于历史时段划分，这里需要提一点。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代早期”，主要指从1450/1500年到1780/1800年的期间——包括文艺复兴、巴洛克和启蒙运动，而“现代”则始于法国大革命（1789年）和浪漫主义运动。本书所关注的，正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学术卡里斯玛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研究性大学逐渐发端的过程。其中，尤其关键的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770～1830）期间，也就是启蒙运动后期到浪漫主义时期，这是“现代”的开端。 我将使用“传统”和“现代”这一对概念，对两种学术体制或秩序进行对比。“现代”体制指的就是“研究性大学”，而“传统”体制则指在此之前发生、至今仍以某些方式在某些地区存留的制度。我使用这一对词语只是为了描述方便，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立。研究工作的现代学术体制仍然保留了传统学术实践中的一些因素，例如：大学教师的任命由投票决定，还有利用个人关系达成各种正当不正当的学术目的。 …… 学术卡里斯玛 卡里斯玛为理性化和祛魅化主题提供了一个对照物。卡里斯玛这一术语来自韦伯。我先作个大致介绍，然后以教授的卡里斯玛为例，说明本书所述卡里斯玛的内涵和外延。 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 韦伯从未就此撰写过专文，但这个概念出现在他很多的重要作品和关键场合中。这导致学者们对韦伯有关卡里斯玛的理论争论不休，是否有这样一个理论存在，还是不过是一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发展起来的互相矛盾观点的堆砌？因此我所提供的，只是韦伯关于卡里斯玛概念的一些明显和相关的方面，不做严格的学术考证，也不担心我的描述是否符合正统，也不关心以后的学者会怎样使用关于学术体制的“卡里斯玛”概念。 韦伯关于宗教的著作以及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著作是把握其卡里斯玛概念的两个主要文本来源。在宗教领域，对韦伯而言，卡里斯玛是魔法的显著标志。最早的卡里斯玛式宗教人物是术士，然后是祭司，尤其是先知，他们是新宗教的先驱。在学术领域，【14】有部分学术卡里斯玛的来源与此相同——教师被视为属灵或宗教领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初的卡里斯玛式人物是武士，后来是将军或国王。另有部分学术卡里斯玛来源于此——在中世纪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术知识的战斗、竞赛和辩论形式。 一个卡里斯玛人物具有至高的权力。在术士，他的权威来源于其据称拥有的控制自然和人类的能力。现代的科学家在大众文化中近乎“巫师”，所体现的无非也是这种卡里斯玛的痕迹。其它人物，例如运动员和演员，则表现出一种较为朦胧的卡里斯玛。但总而言之，一个人之所以表现出卡里斯玛，是因为他（或她）在宗教、军事或其他领域成功地成为了一位领袖、英雄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此，卡里斯玛来自于、并且存在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一群人将某些超凡能力或权威归于某一个人，这个人对于这个群体就有了卡里斯玛，群体成员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此人的信徒、追随者或崇拜者。 可能只有在韦伯对术士的分析中，才有一种从卡里斯玛到传统、再到理性化的历史轨迹。在这个分析中，卡里斯玛主要存在于魔法中，并且，人和物看起来好像都可以具有这种卡里斯玛。在此卡里斯玛类似于一种神物（fetish）。 不过，总体上看，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只能存在于人身上。当卡里斯玛凝结在物上时——比如教授座椅——该物并不构成神物，而只是一种转移卡里斯玛的方式，要由某个人或团体行使或释放。还有，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地区的任何社会，总是有一种交织了卡里斯玛式、传统和理性权威的混合结构。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来看，首要的权威来源不是卡里斯玛而是传统习惯。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这与动物的行为模式相仿：后代之所以有如此行为，是因为前代如此行。就与传统权威的关系而言，卡里斯玛和理性权威都代表着一种破坏性或革命性的力量。 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可能起而反抗甚或颠覆传统。一名犹太先知宣布新约 ，一个罗马将军率领部队向罗马进军 。因此，卡里斯玛式的权威面临着接班的困境。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方式，将卡里斯玛从领袖转移到他的门徒身上，那么就会不断发生革命。一旦发生革命，言辞、鲜血、称号和职位经常都可以转移卡里斯玛。为了保持稳定，卡里斯玛式权威就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变为一种传统权威，这反过来也证明，卡里斯玛式权威多少以传统权威为基础。 理性权威与传统权威一样具有稳定的好处。理性【15】权威或理性化——比如在国家官僚体制和管理资本主义中所包含的——具有改革或彻底颠覆传统社会秩序、同时又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能力。理性化用其他模式取代了简单的历史性、继承性和生物性的行为；但是，它可以通过诉诸理性而对这些传统因素进行理性化和合法化——与传统的方式不同，这样做更“有效率”、更“富有生产力”、或者更加“政治正确”或者只是更“理性”。 至少在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使理性权威不断扩张，而传统权威，甚或卡里斯玛权威都相应削弱。韦伯关于世界祛魅化的议题——因为自中世纪以后，开始统治世界是欧洲——正与理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议题相对照。此处的“祛魅”概念主要是指巫术的衰落。如果有人认为卡里斯玛是与巫术相联系，那么他就会下结论说，历史的发展导致卡里斯玛在现代社会衰退。但理性也可以成为一种卡里斯玛。启蒙运动自己总结道：“‘理性’的卡里斯玛式变相（罗伯斯庇尔对理性的神化就是对其性质最好的表达），就是卡里斯玛发展必由之路上的最后环节”。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卡里斯玛不是巫术性的。毋宁说它是平庸、普通、常规、单调、世俗的反面。就像前文中几次提到的那样，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具有并释放出某些超凡的东西。像希特勒（或罗伯斯庇尔）之类人物的出现，表明一个官僚制社会在摇摆中会很容易投向暴君或政治煽动家的怀抱。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将现代大学中出现的浪漫主义个人崇拜，包括学术或科学“天才”概念的兴起，视为韦伯所说的“理性的卡里斯玛变相”。 教授的卡里斯玛。 本书将详细叙述教授的卡里斯玛。研究性大学起源于德国大学系统，与其它系统——比如英国大学系统——截然不同。德国大学是教授治校的大学；而英国则是以学院团体为核心的大学，在该体系中教授地位低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在德国大学之前出现的牛津、剑桥，其他教职员——诸如学监（head of house）、学院导师（tutor）、院士（fellow）以及后来的高级教授（don）——比教授的地位高，因为学院制大学是以学院团体及其掌管者（master）为中心的。在本书中我们将从一般意义出发看待学术卡里斯玛。不过，由于德国的研究性大学是本书的【16】第二个重要主题，所以我们将对负责管理大学的特定教师给予更多关注。 在传统的大学中，正如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详细看到的，教授就代表了传统权威。比如，上文提到的，一个人获得教授职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某些委员会和选举团体的投票。投票不是一种理性的过程，而只是在某些社会中为了取得某一集团的同意并表达其意志的传统性过程。选举所体现的，更多是委员会和选举团体、而非被选者的意志。而被选中者则会延续团体并恪守传统。 在作为研究性大学发端形态的德国大学中，教授代表了理性权威。教授的任命由政府决定。政府决定的官方依据不是投票，而是以相关专家的建议和政府对该领域和候选学者的了解为基础。这样，教授所延续的就不是某一个团体，而首先是一种体制。 不过这还没到结尾。本书的目的，首先是阐明传统性大学所蕴含的卡里斯玛，更重要的是，阐明研究性大学所保留或新创造的卡里斯玛。这里的关键命题是，就像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性大学通过在更广的理性化界限内培植卡里斯玛式人物而实现了一种令人称奇的“动态平衡”（怀斯（M. Norton Wise）语）。如上所述，按官房主义者的设想，在一种官僚制上层建筑的内部构建起一个商业的活动领域，构成了这种动态平衡的一个方面。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先回到传统性大学。在传统性大学中，卡里斯玛式的个人是极受憎嫌的。卡里斯玛在整体上巩固传统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其自我实现的方式主要是日常化或结晶化的卡里斯玛，体现在穿着、教椅、书本、办公室、头衔及类似事物中。例如，在下文中我们也会看到，传统性大学中的教授和讲师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老师曾经用过的课本，而他们的老师所使用的又是自己老师所用的课本，向上追溯亦然。换句话说，课程设置的变化不大——至少从官方规定上看是这样。当诸如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笛卡尔这样的卡里斯玛人物出现、并对其提出质疑时，课程设置本身正典（canon） 一般的神圣性就表露无遗了。 就像礼拜仪式，学术或学者的正典也包含了结晶化或日常化的卡里斯玛。如果有人对这些正典展开攻击并战而胜之，他就会成为知识界的英雄、新正典的创立者。如前所述，一个卡里斯玛式人物只有找到一批创立出新传统或正典的门徒，才能获得成功。而攻击正典失败，则会把人变成一个学术上的异端分子，甚或真的被定异端。【17】 传统性大学通常毫不迟疑地对那些离经叛道（即背离正典）的先知和英雄报以敌视态度。上文所讨论的“司法-教会”体制也体现出了卡里斯玛。学位（如“医学博士”）、学术称号（如“历史学教授”）、学术职位（如“法学院院长”）都以一种类似教阶体系和骑士制度的框架结构向持有者传递卡里斯玛。上文关于物质材料的部分中提到了教授席及主教坐席。这把椅子就向其所有者传递了实实在在的卡里斯玛，因为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能合法地坐在这椅子上，并以一种官方认可的权威教授经典性（canonical）的文本。 简言之，在传统性大学中，卡里斯玛被赋予衣着、教材、摆设、头衔之类的事物，是为了通过将传统圣化，并将学者群体从社会一般群体中分离出来，从而维持其权威。传统性大学之所以如此抵制卡里斯玛式的个人，是为了维护和巩固集体性卡里斯玛。所以，一旦有一个奥卡姆或笛卡尔走上舞台，情形就与那些成功的先知和革命家相仿。而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力量，就在于将此类先知行为和革命行动加以理性化和常规化，实现动态平衡。 现代大学的政治-经济架构瓦解了大部分存在于司法-教会性制度和心态中的卡里斯玛。例如，到十八世纪，德国学者们就脱下了传统服装，换上了中产阶级的服装。而传统的学者服，只在极为隆重的仪式中，才会从尘封的壁橱中取出重见天日。有些学者认为课程的设置极具正统性，故此直到今日还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十八世纪，许多大学中的教师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随己意选择教材。随着时间推移，横在课程改革路上的障碍，就只剩下体制惰性了。在下文中我们将要考察学位和学术称号如何被保留下来，以及它们在现代学术体制内又意味着什么。某些职位，如院长（deanship），直到今日也还能够传递令人刮目的卡里斯玛。而许多学术事务则变成了具文，直到如今。 在来源于传统性大学的学术卡里斯玛沉舟侧畔，新型卡里斯玛千帆竞发,后文的许多章节会对此加以讨论。例如，在德国大学中，不再通过团体投票决定教授任命，却也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依照完全理性化的贤能治理方式通过公务员考试任命。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市场在现代学术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在任命方面，最后拍板的还是政府。政府采用的是一种“确认”的过程：由政府就相关职位确认“适当的人选”。这种【18】确认适当人选的概念在学术任命中基本上是个新观念，不过，比较一下当初确认卡里斯玛领袖继承人的过程，这本身也需要卡里斯玛才能达成。在类似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这种过程最终演变为不仅要选择一个“适当的人选”，而且可能还要选择世上“最好的人选”。 研究性大学中的学术卡里斯玛，在个人要多于集体、团体、学院组织——而在传统学术体制看来，这恰是研究性大学遭受诟病之处。一把教授座椅将许多传统性卡里斯玛传至今日。不过，如果是牛顿或者康德坐过的椅子，那么这位著名学者的灵魂或精神就浸润了这把椅子。今天对斯蒂芬•霍金的赞誉之中有一条就是，他享有“牛顿的教席”。还有，一名学者要强化其卡里斯玛，并不是通过集体或团体的方式，而是通过主持一家借以完成学术项目的研究所或者中心。在后文的许多章节，我们都有机会看到现代人对学者的个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