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现代性所引申出的两个问题，也同样重要。一个是历史性的，在当下的语境中主要与学术兴趣有关。除了在导论性的第一讲中略有提到，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这里，我指的是在全球现代性取代了欧洲现代性之后，如何理解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对欧洲现代性的描述长期以来将现代性视作欧洲史（从古希腊到今天）独立自主的创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看法不过是现代欧洲的一种发明。历史学家们已经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欧洲现代性（不是仅就“欧洲”而言）是全球互动的产物，其中也包括对美洲和澳洲的殖民。那么，这一现代性，是否只是上述互动中诸多现代性的一种？“多元”或者“替代性”的现代性是不是也源于欧亚大陆不同区域的互动，从而具有各自的特征，并且受到本土与全球互动的塑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这些替代性被一种崛起于欧亚大陆一隅的现代性所灭绝了？在此之后，这一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自身的驱动下又征服了世界的其余部分，并为现代性命名；最终，不管是功是过，又赋予了现代性以特定的价值。 当前的全球现代性或许也能在欧洲统治全球之前的历史中找到回应，但回声只能是微弱的，因为彼时的世界很快便被紧随其后的欧洲统治和霸权改造。霸权的消散使得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也看到了过去——那个一度被欧洲现代性标准排除在外的历史与价值。这并不是要否认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性，或否认它在建构现代世界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而是要坚持认为，我们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视角，必须将欧洲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物来加以考察。从这一视角看来，“欧洲”本身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发明物；它既是物质的，又具有意识形态性，在全球产生出多方面的变化，而“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便是用来理解这些变化的。 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世界中的霸权问题。在当前世界，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去中心化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而发生的，而试图寻求普世化价值的努力也已经失去了可信性。这可以被看作全球民主化的标记，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如此。只是如果我们无法在某些共同价值上达成共识，那么对民主的想象也会变得极为困难。换言之，共同价值指的是我们自愿认同于一套价值，而不是让任何政治力量或者阴谋权力集团成为这些价值的代言人。今天，我们的共同价值似乎正在文化特殊主义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普世价值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为权力服务时不断被滥用，而且因为它们受到复兴的文化特殊主义的挑战。文化特殊主义在与物质发展的纠缠中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物质发展的承诺已成为当下唯一的普世价值。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一个必然的事实是，（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不均衡发展，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下变得更加明显。将文化权利与声望平均分配，并不等于便实现了社会之间或者社会内部的平等。平等这一理念本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这样一来，我们只能真正或者假装承认文化平等。文化上的自负伴随着欧洲现代性的撤离（包括其最为重要的产物之一——革命的退场），或许是一种全球的普遍境况，但这并不能消除“历史复兴”（这个词在之前的讨论中不断地出现）在不同层面、深度和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某些复兴可能比其他复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对现代性的未来具有潜在影响，或者提供了某种启发；换句话说，它们可能成为新的霸权、被复制的样板和价值的资源库，它们来源于本土遗产与经验，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因而可以广泛地输出。 能够起到上述作用的候选文化只有不多的几个，至少它们自己和它们的支持者是这么认为的。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都是佼佼者。相关的争论纷至沓来。最为有力的论点来自乔万尼•阿瑞基最近的一部著作。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正在向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转移。日常生活经验让这一观点具有了极大的可信度。中国社会的活力与欧美发达经济体穷途未路式的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双重压力下岌岌可危：一面是国内政治机能的失调，另一面是对外政策上错误的独注一掷，绝望地以图挽回已经失落的霸权。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甚至不止于此），看看那些不断涌入中国城市的客户——从企业和网络高管、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时尚从业者，到演出公司、艺人、运动员，再到不同学术群体，还有学习语言、商业和武术的学生。说他们奔钱而去，那就更肯定了这一印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忙着国际化，忙碌地进口和出口各种文化商品。所谓的孔子学院，被公认为是中国“软实力”的载体，似乎也已遍布全球。甚至一些极端情况也非常成功，比如动员其支持者为中国民族主义服务——一个例子便是美国俄勒冈大学定于在中国国庆日（10月1日）举行当地孔子学院的开幕礼式。 这些迹象或许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我们需要加以审慎的解读，尤其要注意可能导致其他结论的证据。这么说也许并不过分，全球霸权的重构已不单单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看起来印度是下一个，还有同样雄心勃勃的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而且还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虽然美国仍然保持着军事强权以及各种胁迫的手段，但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尤其是在最近十年的挫败之后。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我们不确定其他国家是否能够或者将会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即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除非中国大陆自身更进一步地转型，否则将中国当下的状况称为“模式”并不合适。中国大陆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对现有发展范式的熟练甚至无情的利用之上。它并没有为现有的“中国模式”提供一个替代性方案。从目标来说，中国的发展是在现代化视野的界限之内发生的，而且是一个简化的视野，因为它天真盲目地崇拜科技。就政治与大众话语来说，中国的发展偏执于模仿并超越美国模式，或许更多地确认了美国模式而非中国模仿的有效性，即便1990年代在全球化符号下向现代化转向，让垂死的现代化话语重新获得了生命。就策略来说，中国大陆或许可以被视为在集权控制下的一种高效率、高效能的出口型发展模式，这一模式首先在周边的东亚国家发展完善。1980年代开始，它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的样板，并且通过东亚各国的投资（特别是来自这些国家华人的投资），启动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新权威主义”观念在1980年代末期盛行，这得益于萨缪尔•亨廷顿的现代化话语的影响，此观念成为中国发展策略的本质特征。中国发展最为重要而且不可忽略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中国一直致力于保障主权和独立自主，而其他国家却是在美国的监管与霸权下取得了发展。这也是中国发展吸引南半球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对于中国来说，美国霸权其实存在于另一个领域之中，那就是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大陆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表明的“市场依赖”。 中国真正重要的不同之处，也就是那些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东西，它们是中国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以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已经摒弃了革命历史，这些遗产仍然具有生命力。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发展成就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这些讨论推波助澜的，不仅是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陈词滥调，还有我之前讨论过的文化复兴。这些讨论表明，发展与本土文化实践及传统之间的关联，首先源于周边社会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功，而后才逐渐在中国大陆被接受，因为这一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是一种挑战，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论多不具有说服力，仍然定义着国家的性质。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危机当中，通向历史的大门被打开了。即便如此，对于回归过去的怀疑一直不曾消失。不过，相信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所谓的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文化主义的假设一直存在，因为它迎合了中国独特性的观念。当“发展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时，这一文化主义的观念便开始流行起来。一些审慎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其中一个后果便是用源远流长的文化抹杀了较近的历史，似乎古老的文化可以抵抗一切物质、社会与政治变迁。这一文化也轻易地将现代化归于技术与科学，并对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加以拒斥（比如那些让现代化变得有价值的政治与社会价值），因为这些价值与本土价值互相冲突，或者只能经过“中国特色”的改造，才可以被重新接纳。这体现了文化复兴具有的管制功能。 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这么认为，中国近来发展所显示出的鲜明特色，以及它成功的源泉，都是革命遗产的产物（正是这些让中国独一无二）：一个拥有深厚群众基础、高效的党国体制，成功地将自身从革命工具转化为发展的管理者；一个革命造就的、具有组织和意识形态整合性的、统一的国家；一个自晚清以来便致力于寻求政治变革的民族目标；一种对主权和独立（二者的根源都颇具现代性）的执着，在革命最高潮时表现为与世界的脱离；对（城镇及乡村）劳动力加以动员和训练，以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集体目标和国家发展；一个高度平均的社会，在鼓励追求平等的同时也激励了民众的参与；甚至一种企业家伦理，对其加以推动的是为谋取集体福利而必须面对的创新压力，它与稳定、僵化的官僚特权总是充满矛盾；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与组织，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它们必须要被转化为有效的发展机器。这些很容易被视为“后革命”式发展的特征。而或隐或现的革命遗产对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塑形作用。它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可见。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它不断尝试一种又一种的革命方法，以寻求民族统一、发展、革命正义，以及当下全球资本主义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主权和“中国道路”的名义来牵制世界，与走向世界和让世界走向中国一样，都是当前试验的一部分。 或许，在不追溯中国社会革命及其更遥远的历史遗产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一发展经验的某些方面加以复制。而复制的东西也必须满足其他地方的需求。自革命伊始，这一观念便是中国发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每个社会的发展必须要符合地方特征并满足当地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说来，“中国模式”如它所表现的那样，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启发性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可以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的模式。那么，问题便成为——中国模式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启发？ 中国经验因其斐然的发展成就而引人注目，这些成就包括消除贫困和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到全球资本主义中来。然而这些成就也伴随着这一过程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虽然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实力，但仍是一个问题深重的国家，它使用胁迫的手段来保持团结，饱受社会分化和斗争的折磨，并面临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于那些将发展视为一场经济赛马的人来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故然让人兴奋，但这无法掩盖另外一个事实，即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穷距离那些耀眼的“世界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只有一步之遥。启发中国选择这条发展路径的，不是本土条件或者历史经验所产生的价值观，而是执着于跟随并赶超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实体——美国。但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注定了它将成为“畸形发展”的典型。拥堵不堪的城市交通和令人窒息的空气并没有阻挡决策者们计划建设更多的“超级城市”。当笔者正在为“梁启超纪念讲座”撰写本文时，北京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导致人们开始议论迁都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在政府激励购车计划停止之前，或者政府开始严格限制汽车拥有量之前，人们又开始新一轮蜂拥抢购汽车。各级政府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腐败勾结驱使着农地征用、耕地破坏以及浪费的土地投机买卖。中国因在消除贫困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肯定，这毋庸置疑。但是也应注意，中国只用了三十年便从世界上最为平均的一个社会变成了最不平等、最反平均的社会之一。对“富强”的追求，是中国现代化的长久梦想，在不计社会和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这一梦想就这样确认了自己。 抛开外国的恭维（这让人联想起17世纪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其实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矛盾的社会。这正是我们整个讲座的主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固然充满了同质化的教条，但在其鼎盛之时，却将一种一致性引入到对当代中国及其历史的理解中。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文化共识已经轰然倒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20世纪初的状态，人们开始找寻一种适合新的民族与世界条件的文化。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语境，而非文化构成。新贵们在民族历史中找到一种新的自豪感，当过去只是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时，这一自豪感以前似乎并不存在。但同时，新的形势也带来新的压力，使得这一自豪感并不容易。正如当代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文化成为了消费主义的时尚陷阱，它制造着一波又一波快速更迭的“热潮”。中国人执着于找到一个“中国”身份，这或许可以在不一致的形势中重新获得某种一致性的标准，但这样做不过加深了“中国性”概念的模糊性，因为它力图将离散的元素统统纳入到同一种限制当中——“中国特色”——使得这一概念更具排他性和压迫性。其实，这种结果本可避免，我们应该把“中国特色”看作历史性的流动信号，而非某种固定的本质属性；同时，也应承认它在概括不同的世界经验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我们司空见惯的对于文化统一和同质性的迷恋，却无法容忍差异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将文化作为经济或政治商品，不仅削弱了任何严肃考问过去的努力，而且其表述方式便是孔子学院所宣扬的歌舞和武术，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学院同时教授商务汉语，这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同时，中国官方详细记录了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数，人们相信，它可以用作评定中国文化是否成功的标准，被冠以“软实力”之名，似乎与政治和经济的“硬实力”息息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让过去服务于明确的政治权力目的，反而会贬损这些遗产。比如，为了回应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匆忙设立了“孔子和平奖”，并颁发给一位台湾的国民党人（连战）。更严重的是，最近修订的高中历史课本并不能帮助中国寻求世界主义，因为它对人类过去的处理仅仅围绕着欧洲和中国文明。这准确反映了一种对“中国与西方”的强迫痴迷症，二者似乎是世界互相对应的两极，而两极之间或周边，空无一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官方认为应当推广那些过时的文明观念时，中国大多数人却被更广阔的世界所吸引；当然，这种吸引也是有选择的：中国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与世界接轨，年轻人更是活跃地参与到全球青年文化中。这不禁让人们怀疑，究竟谁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中国还存在一种固执的狭隘主义，以及文化政策所具有的管制功能。中国能否将发展的成功转化为某种霸权模式，并输出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还在试图寻找解决发展矛盾的方法，而每日的新闻中都可以看到不平等与腐败、对公共福利和绿色经济的投资，以及真正的“试验”(例如地方基层民主的试验，以及最近试图解决城乡问题的“重庆试验”)。不论如何，拒绝质疑发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简化的现代化话语，它也成为党和国家确立合法性（更不用说财富和权力）的关键，这反而加剧了上述试验试图解决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基于上述理由而成为新的霸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缺乏对于全球共同利益(global good)的共识，事实证据已经在支持这样的看法。人们时常说，中国倾向于撇开政治和文化问题，而只考虑经济活动和建立关系。在这个坚持文化差异、摒弃普世政治和文化标准的世界里，这或许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鸣。同样的，中国那些经常引来批判的压制性做法，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沆瀣一气的声援——为了捉拿逃亡的恐怖分子，国家对于人口的监视以及人们对国家机器入侵日常生活的默许，都更变本加厉了，这甚至也发生在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中。中国社会具有的社会和地缘的不平等也是世界趋势的一部分，使用胁迫方式控制群体反抗，最终导致人们失去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但绝不是文化权利）。甚至中国版本的多元文化主义也能够应对自由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问题，因为全球人口的流动也推动了一种本土性的应对方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当前所显示出来的“中国模式”会因为它的矛盾和缺点，从而不具备被复制的资格。虽然人们还在议论中国的问题，但很多证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取得文化以及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这些证据包括对中国的持续恭维；欢迎“软实力”机构，以扩大商业机会和文化旅游业；注重权威主义的儒家思想，因为它强调社会规范应优先于批判性思考。“功夫小子”（Karate Kid）已经取道香港，从日本来到中国。 然而，当下谈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如果中国发展本身有范式可言，那只不过是对全球现代性的矛盾加以范式化的表达，这些矛盾广泛分布于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有意思的是，由于具有霸权倾向的普遍主义仍然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欧美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更早的世界中心，仍然试图主张这样的普遍主义。虽然中国模式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却一直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事实上，我将阿瑞基的分析作为我论述的出发点，正是肯定美国霸权的衰落，而非相信一种新的中国中心的霸权正在崛起。总的来说，“世界体系决定论”相信世界经济的单一核心，或许并不是处理分裂中世界的最好方法。对那些国际关系的权威人士来说，当今的世界绝对是一场噩梦，因为它更让我们想起一种霸权不在场的无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