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1909年，对于企业家张謇来说，实在是日理万机，不过大多忙的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事”——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立即行宪——基本不务正业。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大清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进修官场权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他与官场的互动成为经典的官商合作案例——既将他本人捧上云端，也在他进入云里雾里时突然抽手，冷眼看着他“飞流直下三千尺”，摔得粉身碎骨。 在1909年宣统新朝可劲儿忙乎的张謇，毕竟是状元下海，层次不同，他所忙乎的立宪政治，版本新，技术含量高。大多数企业家当然到不了如此票友的地步，无非停留在讲政治的初级阶段——多交几个“大盖帽”（大清的官帽是最为古典的大盖帽）朋友，自己也去弄顶大盖帽，无非是花点赞助银子，以免今后见着“大盖帽”心里就发怵，甚或也有机会在那些没大盖帽的平头百姓面前压人家一头，虽不至于玩把“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但至少也可以提高嗓门吆喝两声，过过干瘾。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 候补道、候选道5人， 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买卖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极度热爱，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大清企业家怎么会成为如此可爱、乖巧的人呢？ 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等于是全社会的盲肠，地位很低，多被忽略，且时时有被阉割去除的危险。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大盖帽”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帽”，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多是荣誉头衔，商人获得的无非是些基本待遇，比如上了公堂不至于扯了裤子打屁股，见了官员不至于扑通就下跪磕头。当皇家需要的时候，商人可以成为“爱国商人”，捐粮捐款；当皇家翻脸的时候，商人便随时可以被作为专政的对象，抄家罚没，乃至问斩。 在商人向权力主动投怀送抱的段子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明初的沈万山，向新政权效忠的幅度有点过度，马屁拍到马腿上，犯了朱大皇帝的忌讳，弄得倾家荡产，差点人头落地。正是因为商人在权力面前的“二奶”角色，更刺激了商人前赴后继地向权力靠拢，争取扶正。很少有商人希望子孙后代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被作为资助子孙后代远离商场、进入官场正道的台阶；这与妓女从良十分相似，总是想法跳槽，然后漂白自己的历史。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发现除了更为西化的买办们愿意将自己的职业当作传家宝，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看作旁门左道。 随着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商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连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1/3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以支援政府建设。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大清国施行“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上不断地对外赔款，造成了支出增长呈刚性上升。大清国在1909年之前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甚至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当然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别的名称即可。 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减轻被捏的力度、频度。 商人捐官再高一个层次的追求就是便于与官方沟通。有个级别在手，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路。成了圈内人士后，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等等。大清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民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的成果。 一个最有大清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营企业（后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带着公务员身份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调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起步时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身无分文，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给瓜分了，作价25万以官股投入，令自己的皮包公司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 晚清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到这些企业去，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到了1909年，大清国的能人们个个横跨官商两界，红门、黄门一起捞；或者是家族内部分工，有的当官，有的经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与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国实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或许，这还可以算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