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开放”的神龛上，充当着小一辈的护身符、挡箭牌。 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8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是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十年动乱”，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加上全民的急躁与盲动，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老干部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作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张之洞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气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维和”，在大清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可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他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美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清改革来说，未必就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挡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的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还要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5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上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 一面高调地呆在风口浪尖，做出弄潮儿冲浪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总是穿着或明或暗的救生衣，避免任何可能的溺水，这就是张之洞金枪不倒的秘诀。这当然需要眼光、魄力和手段。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一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舞台剧色彩，改革成为展示他个人才艺的“星光大道”。 张之洞以“屠财”著称，与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并列清末“三屠”。《清史稿》说张香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的改革项目多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耗费巨大而收获甚微。著名的汉阳铁厂，从选址、引进设备到技术工艺，几乎步步出错，轰轰烈烈大炼钢铁，造就了一大堆劣质产品。整个项目实际上成为豆腐渣工程，最后自然是财政买单了账。 总是和钞票过不去的张之洞，有一点品质相当过硬——廉政——仅此一俊，便可遮尽百丑。在他的清廉外表下，那些危害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的面子工程，得到时人和后人的一概谅解，就当作“交学费”了嘛。甚至在他那些因管理缺位而贪污盛行的改革事业中，小鬼们的腐败也被阎王的清廉彻底漂白，无人问津。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张之洞的改革，表面看炉火烧得通红，内里其实冷静如冰。改革是道具和手段而已。张之洞能做到金枪不倒、举而弥坚，就是常年修炼此类冰火两重天的成果。张之洞晚年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勉，自号为“抱冰”，却不选择“握火”，其趋避之精明亦可见一斑。如果说李鸿章“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相当的棱角，甚至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张之洞是改革的出色票友，调门高，余音可绕梁，当岁月将他推上了改革神龛的崇高地位时，也为大清改革添加了更为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口号取代行动，炒作替换实干，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就是一场色彩灿烂的文艺汇演，剧终人散后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1909年10月，张之洞人生谢幕。令他在九泉之下郁闷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逝世似乎并不感兴趣，《纽约时报》连电头日期在内仅作了17个单词的简短报道，惜字如金，与李鸿章去世时的连篇累牍成天壤之别。 一个以戏子心态捭阖政坛的强人，最后的谢幕无人喝彩。这也暗示了大清国的改革在粉墨登场、自得其乐时，四下里却响起了“下课”和“退票”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