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都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而并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 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时作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至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会见情况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三天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话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大清国崩溃。 尽管日本人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但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起，尤其在开始于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力，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在大清国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也是当时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的必要前提。在立宪的高调之下，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没有多少人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国家实在需要伟大的领袖，但在私底下怀揣着 “彼可取而代之”梦想的项羽式人物并不在少数。无论康梁，还是孙黄，都身兼高唱宪政（或共和）的超级男声与不择手段的权谋大师的双重头衔，大清国的政治便成为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君子”们的大舞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痞子运动”的主旋律高亢入云。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