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将军 历史学家不断探究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吸引的强烈关注远远超过了1961年的柏林危机。所有的注意都投向了古巴。虽然如此，对于塑造一个时代——自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的这段岁月，在柏林发生的一切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正是由于1961年柏林墙的兴建，标定了冷战双方在其后又持续了三十年的敌对关系，并让我们生活在一些程式化的习惯、做法和疑虑之中。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之时，我们才得到解脱。 再者，这第一次危机带来了尤其强烈的紧张感。威廉·考夫曼是肯尼迪政府的战略专家，在五角大楼研究古巴和柏林。用他的话来说，“柏林是冷战中最危急的时刻。尽管我深度参与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我个人认为柏林有着更加危险的处境，尤其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坦克面对着面，炮口对着炮口，枪口对着枪口。而古巴导弹危机还在发展中我们就能清楚判断出，苏联不会跟美国动真格的”…… “你在柏林危机中感觉不到这一点。” 弗雷德里克·肯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他有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的记者的叙事技巧，他有政治学家的分析能力，他还有对美国、苏联和德国解密档案的历史学家的剖析，使他能够从独特的角度去洞察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在柏林墙事件背后的作用，而这堵墙象征着冷战双方的对垒。 可惜，历史没有另一种选择。不过，肯普这本重要的著作会督促读者反思有关柏林危机的重要问题，对美国总统的决策提出严重的质疑。 如果约翰·肯尼迪以另一种方式与赫鲁晓夫相处，冷战会不会提前结束？在肯尼迪刚刚上任时，赫鲁晓夫释放了俘获的美国飞行员，不带删减地在苏联报纸上全文发表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减少了苏联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之声的干扰，肯尼迪是否充分查觉出赫鲁晓夫的种种和解的姿态？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上，如果肯尼迪能以另一种态度应对赫鲁晓夫，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两个月后宣布关闭柏林边境之时会稍稍迟疑片刻吗？ 或者，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肯尼迪默许1961年8月共产党建立柏林墙，乃是危机中下策中的上策？肯尼迪有句名言，与其要一场战争，他宁可要一堵墙。他有理由相信，他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这些问题并非无关紧要。 肯普扣人心弦的叙述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西方会不会以一种比现在更为细致的眼光来回顾冷战。冷战不只是对意图称霸世界的苏联的平衡，而是起因于一系列对于对方意图的误会，并不断自我加强。看了美苏两方在1961年紧要关头的种种误会，人们会想，如果对于影响对手行为的国家、经济、政治因素了解得清楚一些，事情的结果也许会好一些。 这些只是猜想，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由《柏林1961》引发的问题，不但能帮我们梳理过去，也可为我们未来的道路助力。书中的篇章恰好为第一任期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提供了启示和警示。这位既年轻又相对缺乏经验的总指挥像肯尼迪一样，带着一份外交日程表，旨在如何更加巧妙地与对手周旋，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争端，从而找到化解之道。 在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打交道的年代，我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亲身经历过这些问题和挑战。 布什和里根这两任美国总统都需要对付戈尔巴乔夫。虽然他们两人迥然不同，却都懂得结束同苏联的冷战、而不是与苏联恋战放在第一位。 里根总统虽然给苏联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但仍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五次高峰会谈，一同制定出无数的具体协议，正是这些协议建立了两国彼此的信任。当1989年柏林墙倒下，我们致力于德国的统一时，老布什总统既不幸灾乐祸也不捶胸顿足。他不断传递出两方都会因冷战结束而获益的信息。在公开讲话中他保持中立，避免了将话柄授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敌，从而借机推翻他的政策，革除他的职位。 人们尽可以想象，在1961年的柏林，一个更加强悍或是更加温和的肯尼迪应当能改变历史。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那一年发生的事将冷战带回了寒冷的冰窟，而此前，赫鲁晓夫推翻了斯大林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冻的最初的机会。 《柏林1961》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我们重游历史，探索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本质属性、两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两国领导人的个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将所有因素编织进讲述这些因素如何在东德与西德发挥作用的故事中。 这本书引人入胜、引证丰富、发人深省。以多事的柏林为背景，捕捉时代的跌宕，在讲述冷战最重要的几年中挑战着常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