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被迫实行韬晦克制，恰恰是因为他勇敢无畏。他的胆识，在于敢于对现存的体制和秩序发出质疑，敢于探求新的体制和秩序。他将探索新的体制和秩序，比作探索未知的海洋和大陆，但是他指出，这两种探索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就体制和秩序而言，危险性毋宁说蕴涵于找到探索对象的一刻。危险的来源是人们的妒忌，是人们对发现新的体制和秩序的人所享有的光荣的妒忌。因此，真正危险的，与其说是对新的体制和35秩序的发现本身，不如说是这个发现的交流传播。马基雅维里置于《李维史论》全书卷首的这些说明，为帮助我们懂得新的体制和秩序的始作俑者所承担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未尽充分的概念。在《李维史论》将近终结的地方，马基雅维里宣称，一个人使自己成为涉及公众的新颖事物的领袖，这样做有多么危险，这个问题他将不会讨论：讨论这些危险，只会增加这些危险。相比之下，他在《君主论》中，更加乐于表露胸臆，因为在那里，他没有说他发现了新的体制和秩序，因此，这种发现所蕴涵的危险性质这个问题，就没有跟他本人直接联系起来。他在《君主论》里说，新的体制和秩序的反对者们，有法律可以倚仗，有法律的尊贵威严可以倚仗，有赋予法律以尊贵威严的那个尊贵威严的力量可以倚仗。创新者会触犯众怒；不可抗拒的大众，墨守成规，紧紧依附于现存的秩序。假如对于如何阐释既成法律没有分歧，或者，假如古旧事物的捍卫者们没有分裂成为对立的阵营，那么创新者的处境，就会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仍然以最大的勇气，表述那些对立阵营其中一方所能够容忍的观点，但是，当涉及完全不享有强势支持的观点时，他小心翼翼，不露圭角。更确切地说，他将自己与对立阵营其中一方观点部分一致的领域隐匿起来。他说，他所从事的事业困难艰巨，尽管如此，他仍将勉力为之，惟其方式在于，他会将抵达目的地之前的最后一小段路，留给他人去走完：马基雅维里不会自己去走到终点；最后一段路，必须由懂得作者之所未尽的是什么的读者，来加以完成。马基雅维里不会走到尽头；他不会揭示那个尽头；他不会 充分披露他的意图。 ○38 但是他有所提示。关于他所不能明言宣示的那部分内容，马基雅维里是如何提示的，我们必不可少地应该探讨一些例证。几乎到《李维史论》全书的终结（第3篇，第48章）时，他在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后说明道：“一个军队的统帅，对于敌人所犯的明显错误，绝对不能相信，因为其中永远必有欺诈；人们若轻信不慎到如此程度，实属有违理智。”在宣布了这条所谓普遍规则之后，他旋即引用一个例证，即本章的核心例证：一个敌人，铸成彰明较著的大错，而毫无诡诈骗局的迹象；这个例证事实上表明，有时候敌人确实会仅仅出于惶恐或懦弱，而犯下严重的错误。马基雅维里的普遍规则在该章内部的具体阐发与这个规则在该章标题里的表述，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照，而这个对照，则强调了这个普遍规则的荒谬性。该章标题郑重宣称，“当我们看到敌人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其中必有欺诈；”因为所谓“相信”，只不过是“权且假设”的意思。而且，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已经引用过那个至关重要的例证，以便说明“命运机遇有时候会蒙蔽人们的眼睛”：这里所涉及的那个彰明较著的大错，并不是被人处心积虑策划出来的，而是由于人的浑噩盲目而造成的。 ○39 而马基雅维里还在其它地方重复过这个规则，使之合情合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如果一个审慎36而强悍的敌人铸成昭然大错，那么其中永远必有诡诈骗局。 ○40 重要的是一个事实，即通过谈论昭然大错，马基雅维里自己却铸成了一个昭然大错。他做出了据他所说敌人有时候做出的事。假设他自己也是一个敌人，一个狡诈的敌人的话，那么，他的行动就不再荒谬了。而他确系敌人，这点我们难道能够怀疑吗?作为新的体制和秩序的朋友和创建者，他必然是旧的体制和秩序的敌人，从而也是他的读者的敌人，因为，假如这些读者不是旧的体制和秩序的支持者的话，他们本来就不需要以他为师了。马基雅维里的行动，是一种战争行动。他关于一般战争的战略所说的一些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在被我们称之为他的精神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他将敌人所犯的昭然大错作为暗中的欺诈来加以讨论，从而自己犯下一个昭然大错，而通过这样做，他使得我们理解到，在他自己所犯的昭然大错的背后，暗藏有某种骗局，或者说，他所犯的彰明较著的大错，系蓄意所为：这些大错，为我们提示他的意图。 我们得出这个解释所凭借的，是对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卷首所作的宣示，予以最为郑重其事的认真重视：他发现了新的体制和秩序；这种发现如予传播，就将很危险；尽管如此，他仍然要将他的发现传播出去。他关于他的意图所作的这个最清晰、最明确的?明，即便还是初步的和暂行的，也依然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引导到恰当把握他的意图的方向去，条件是我们能够据实推理或独立思考。于是，在以上讨论的那个例证中，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答案，把马基雅维里从铸成大错、蒙受耻辱之中解脱出来，否则犯那样的错误，连一个智力健全的中学生也会引以37为耻。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答案应予否定，因为它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道德感加以公正充分的考虑。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我们对马基雅维里的道德感，抱怀疑态度。对那些提出这个反对看法的读者，我们可以用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话来回答：“有的时候，我从来不把我的信念说出来，我也从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如果有时候我意识到，我说了真话，那么我就把它隐蔽在大量的假话之中，使它很难被发现到。” ○41 他的由衷真意究竟是什么，我们从他的著述中很难发现：然而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彰明较著的大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穿凿附会，隐瞒，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按照一般的审慎规则，我们应该“相信”，所有这些错误都是蓄意所为，并且针对每一个错误都提出问题，它背后的用意可能意味着什么。彰明较著的大错，最简单的情况，是作者自相矛盾，特别是发生在同一页上的自相矛盾。在《李维史论》第1篇第28章，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对他们自己的公民，不像古代雅典人那么不知感念?他的答案是以一系列先决假设为基础的，其中如下的一个先决假设，在目前的这个上下文关系里，尤为重要：雅典当其全盛时期，被庇西特拉图剥夺了它的自由，而罗马，在从驱逐诸王到马略和西勒的时代之间的整个时期，则从未被它的任何公民剥夺过它的自由。七个章节之后，他说，为制定法律而由罗马人自由投票所选举产生的十位公民，后来变成了罗马的僭主暴君。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下事实，即这个自相矛盾，使得马基雅维里对于罗马的感恩戴德与雅 典的忘恩负义所作的解释，成为牵强可疑。 ○42 我们只不过将马基雅维里陷入明显错误的这个最为明显的例证，作为程序性的初步问题提出来。暂时对罗马十大执政官的统治采取这种熟视无睹的态度，意味着暂时对罗马共和国的好的本质加以粉饰夸大；因为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长期而持续的自由，是一个巨大的好事。 ○43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马基雅维里究竟为什么要暂时夸大有利于罗马共和国的这个例子呢?我们观察到，在这同一个简短的章节（第1篇，第28章）里，他将庇西特拉图那个时期，称为雅典的“全盛时代”，然后在一页之后，又将它称为雅典的“初期时代，雅典成长壮大之前”。由此可见，他是在说，一个城邦的全盛时期，就是它成长壮大之前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它的初期或开端。这个看法，与他此前关于当一个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情况与其后的各个时期不同，“人们都是好人”这个说法，彼此和谐一致，也与他在第1章中对“在最为年湮代远的上古”当政的埃及诸王所作的推崇颂扬，和谐一致。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对于开端或起源所作的颂扬，与《李维史论》其它地方的说法彼此抵触；而这种颂扬，就是我们在把握马基雅维里故意对罗马共和国所作的夸大其辞的赞美的时候，所必须加以考虑的背景。他向现存的体制和秩序发出挑战，而这些现存的体制和秩序之所以受人崇拜所倚赖的首要基础，就在于它们的古老；这个基础不是首先诉诸38道德上的善本身；假如它不是首先乞灵于“最为年湮代远的上古”的话，它也是首先乞灵于一个更加古老的上古。因为，企冀开创新的体制和秩序的人，只要他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武力、不能够或不愿意仅仅只使用武力的话，他就不能不至少把古老的体制和秩序的少许蛛丝马迹，保留下来。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