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掌握这些不同之处的涵义，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下，马基雅维里关于谈论实际上在位的君主，是怎么明言阐述的。“关于民众，每一个人都不带顾忌，无拘无束地发表不以为然的意见，即使是在他们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时，也是这样：关于君主，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从来都是谈虎色变，诚惶诚恐。”在涉及实际上在位的君主时，那些有能力窥见此道之中严酷真理的少数人，不会敢于对抗那些无力发现这个真理的多数人的观点；因此，在谈到一位当代君主的极端轻诺寡信的时候，马基雅维里遂避免 提到他的名字：“提及他的名字，实属不智。” ○16 谈论在位的君主，这样做是妥贴恰当的，在向在位的君主进言的时候，就更加妥贴恰当了；而假如这个在位君主，同时又是自己畏之如虎的主人的话，那么在向他进言的时候，这么做就尤为千真万确。另一方面，与朋友们抵足而谈，则毫无疑问，意味着坦诚相见。所以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很可能三缄其口，隐约其辞，在《李维史论》中，则可能直抒己见，无所讳言。 ○17 缄默含蓄，常常意味着简明扼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处理他所通晓的一切，都精练简洁。由于缄默含蓄意味着遵循常规，恪守传统，所以《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相比，更为符合常规，更为符合传统。《君主论》作为君主们的现实写照，承袭一个常规的或传统的文学风格流派。这本书的卷首，就宛如一本寻常的学术论著或学院论著。正如马基雅维里在“献辞”中所说，他的意图是要为君主政体加以规范，或者制定规则，也就是说要承袭政治哲学的传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 ○18 《君主论》的书名，可能是用经院与教会的语言拉丁文写的；各章的标题，肯定是用拉丁文写的；甚至连“献辞”，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有别于一般学院论著的是，《君主论》确实用意大利文援引了一首爱国诗篇，作为全书的终24结。但是，意大利爱国诗歌，同样也带有深厚的传统性质：《君主论》介于学院论著与爱国诗篇之间，也就是说，介于两种传统的文学流派之间。《君主论》的第一个字，是“总是”（Sogliono）。可是《李维史论》的第一个字，却是“我”（Io）：马基雅维里作为个人现身出场。在《君主论》的“献辞”里，马基雅维里说明，他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惯常的做法：他没有像多数恳求恩惠的人们那样，向君主呈献与其高位相称的装饰礼品，可是他献上了《君主论》；此外，在这本书里，他也没有使用华丽辞章加以修饰。然而在《李维史论》的“献辞”里，他却对把书献给君主的惯常做法，表示蔑视，尽管这个做法，恰恰就是他自己在《君主论》中所遵循沿用的。《李维史论》的主体，开门见山，向传统发出挑战，并且为马基雅维里所从事的事业，明确宣布标新立异。而这个宣示在《君主论》里的相应部分，却悄然隐匿在全书中间的某个地方。《君主论》各章的标题，没有流露任何新异的思想或引起争议的思想，而《李维史论》一些章节的标题，却是在这样做；在《李维史论》两章的标题中，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向传统观点发出质疑。 ○19 在《李维史论》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九处地方，明确无误地提及现代的著作；而在《君主论》中，我们只能找到一处。 ○20 在《君主论》中，所有古典作家的论述，都是用拉丁文来援引的；而在《李维史论》中，古典作家的论述，则有时是用意大利文来援引25的。 ○21 我们几乎用不着指出，《李维史论》的书名、各章标题以及“献辞”，都是用通俗的口语写作的。《李维史论》的形式，即政治专著与关于李维原著的某种训诫布道的混合体，肯定不是常规性质的，尽管它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常规。 以上这些话并不是要否认，《君主论》是一部“革命性”的书，尽管这些话是要否认，《君主论》比《李维史论》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是要强调，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意图，《君主论》最为外在的或最为表面的特征，比《李维史论》的表面特征，带有更多的传统性，而且我们还要强调，按照作者的意图，一部书的表面，就像它的实体内容一样，属于这部书的实质。就实体内容而言，《君主论》同《李维史论》一样，其生命力，来源于对古代世界的仰慕，其存在本身，获益于对古代世界所作的研究。 ○22 我们已经暂且得出一个结论，《君主论》比《李维史论》更为缄默含蓄。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屡次三番地避免提到一些重要的事实，一些与该书主题密切相关的事实，而他在《李维史论》中，则提到了这些事实。我们在《李维史论》中，找到一些声明，它们实际上是在说，共和国比君主国优越；我们在《君主论》中，找不到一处声明，实际上是在说，君主国比共和国优越（或者共和国比君主国优越），尽管《君主论》的第一句话，与《李维史论》的第一句话不同，它提醒我们注意共和国与君主国之间的根本区别?君主统治是否比大众统治优越，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是如此，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而他在《李维史论》中对这个问题不假踌躇，作出了十分坦率、十分清晰的回答：在缔造国家方面，君主比民众优越，在保存国家方面，民众比君主优越；他在《君主论》里所回答的问题仅仅限于，缔造国家需要何种君主，以及保存国家以何种君主为适宜。 ○23 在《君主论》中，他确实谈到了世袭君主国针对世袭君主的优越性；但是对于世袭君主国的本质缺陷，他却避免讨论，而留待《李维史论》去探讨。他在《君主论》中，仅仅含蓄地暗示到如下事实，即保存世袭君主国，既不需要德行才干，又不需要优异品第：他对两位不同的费拉拉公爵的处理，就好像他们甚至在数量方面都是伯仲之间，或者是完全没有差别。 ○24 他在两部书中，都对罗马诸皇帝，作了连贯一致的论述。在《李维史论》里，为了揭示世袭的缺陷，他强调两类皇帝之间的区别，一类是先皇的直系子嗣，另一类是先皇的养子；然而在《君主论》里，他只不过暗示了这个区别。他在《李维史论》中明言指出，在所提到的二十六个皇帝之中，有十六位被人谋杀，只有十位得以善终，而他在《君主论》中，却迫使读者自行计算，以便领悟到，在所提到的十个皇帝之中，只有两位得以善终，八位死于非命。在《李维史论》中，他将罗马皇帝的人数加以扩展，囊括了从内尔瓦持续到马可•奥勒留的整个黄金时代，而在《君主论》中，他所罗列的皇帝们，在马可•奥勒留那里才开始：他把探讨的重点，秘而不宣地，而且只是秘26而不宣地加以偷换，转移到那些暴戾恣睢的皇帝身上。 ○25 在《李维史论》里，他坚持君主国王与僭主暴君之间的根本区别；而在《君主论》里，他不声不响地放弃了这个区别：在《李维史论》中被称为暴君的人，在《君主论》中被称为君主； ○26 所谓“暴君”这个概念，在《君主论》中根本没有出现；“暴君”这个词，过于严厉刺耳，在君主耳目所及的地方，不宜使用。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里有时候无所顾忌，公开地为僭主暴君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27 在《君主论》中，他只是暗中这样行事。正如他在《君主论》里从未提及国王与暴君的区别，他在该书中同样也从未提及共同福祉 ○28 ，因而也从未提及道德良知。在讨论各种不同的君主国的时候，他在涉及以罪恶手段取得的君主国的那个惟一章节，使用动词过去时态：当代君主的王位与名誉，绝对不能质疑。事实上，明言用于探讨阿谀逢迎问题的一章，主要是用于探讨顾问侍臣问题的。他在《君主论》中谈论阿加索克利斯的伟大与成功，而对于他的可悲下场，却甚至没有暗示；他谈到纳毕斯的丰功伟绩，这些丰功伟绩要归功于他那些受到民众拥护的政策，然 而却没有暗示到，都是在一场阴谋中失败的。 ○29 在《君主论》关于阴谋问题的讨论中，他明确无误地只提到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当然不是发生在佛罗伦萨；这个例证紧跟在关于没有人敢于策划阴谋反对一位享有民众支持的君主的断言的后面；可是这个例证本身，却在默默无语地悄然证明，这个断言其实是不正确的。他赞扬法兰西的法律，说它们是“国王的自由与安全”的源头，或者是“国王与王国的安全”的源头：对于王国的自由，区别于国王的自由，他保持沉默。 ○30 在《君主论》里，他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将可能不适宜当着一位君主的面谈论的一切，概略不提。他把《君主论》呈献给一位君主，因为他渴望赏识器重，延揽入幕，得到显赫的任用；所以这本书显示，并意在显示，它的作者是孤臣孽子，是骨鲠之臣。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为斯宾诺莎和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所持有的看法，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按照这个看法，《君主论》是针对君主们的一部讽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