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商量的余地毕竟有限。斯大林的信条，以及他的那种决不能使俄国再从西边被侵略的决心，都大大地限制了其外交选择余地。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也容不得他做别的打算。要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现快速重建需要安全，就必须得到东欧和中欧的资源，就必须对俄罗斯民众持续施加严密控制。战争的体验是不可磨灭的。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讲，俄罗斯人看待他们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极为惨痛的二战经历”出发的。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城镇和7000个村庄，造成2500万人无家可归。有2000到3000万人死亡；仅列宁格勒一处的围城就造成60万人饿死。 在这些血雨腥风的年月里，斯大林老奸巨猾地改变策略，不再号召他的同胞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自我（虽然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曾有几百万人在30年代被斯大林处死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而是为了“俄罗斯母亲”。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出斯大林悄悄地改换了他那种特殊牌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这一点是关键的，因为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用这种教义来标榜他们的政策。无论是在决定对外政策时，还是在佐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或者是在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时，他们都要动用马列主义教义。所以，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主义”就是风向标。官员作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引经据典，拿某种适合的主义来标榜已经决定了的政策，而主义的变化也显示出政策的变化。 1945年春天的斯大林的政治教义和他在1939年所说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观点相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战时联盟明显并没有使他的看法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西方开放东欧门户的企图又再次引发了斯大林以前的那种担心。1945年4月，斯大林告诉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另一场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警告说，德国人“会恢复过来，而且很快”。“给他们12到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的团结是如此重要！” 在1945年中，红军的胜利和东欧日益紧张的局势促使斯大林加紧对苏联国内的控制。苏联建起一些特别的学校来教授这位独裁者的学说，“俄罗斯母亲”让位给了“光辉的斯大林”。红军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在中欧领略了腐化的“资产阶级”风气；而且红军规模扩充很快，以至于斯大林难以对其施加严密的政治控制。他擢升他的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首脑——为红军的元帅，而且还给自己加授大元帅衔（generalissimo）。唯一有能力挑战斯大林权威的军队高官也都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到1945年夏天之前，斯大林的权威已然不可质疑。 一些学者研究了斯大林从1928到1945年的行为，宣称这些行为都是斯大林“妄想狂”的产物。他们并且得出结论结论说美国没有机会避免冷战，因为是在和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打交道。这种解释刻意绕开冷战爆发的复杂原因，但其本身又无力说明这些原因。不管斯大林在国内用什么方法进行极权统治，但他在1941到1946年的外交政策中展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一种对实力的谨慎算计，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而任何关于他是“妄想狂”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和其他苏联人的确对西方深怀猜疑，这也是现实使然，而不是出于妄想。因为在1917到1920年，西方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涌入俄国；在30年代，西方拒绝与苏联合作；1938年，西方试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引向斯大林；西方多次在第二战场问题上食言；1945年，西方还试图进入那些斯大林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 经常见到斯大林的美国外交官理解这种背景。1945年1月，哈里曼告诉国务院：“苏联对外政策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对莫斯科所理解的‘安全’的专注。”问题是美国人并不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安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安全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一个开放的东欧。并没有哪位西方外交官在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里曾宣称斯大林显示出精神疾病的迹象。实际上，倒是一些人说是政治局中的强硬派迫使斯大林采取对西方更强硬的政策，而其本人并不想这么强硬。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是斯大林制定的政策，而且他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变化的只是时机和策略而已。 在处理与别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斯大林的优先考虑不是世界革命，而仍旧是把俄国的安全和他本人的权力放在首位。1943年，他做出了一个善意的姿态，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从莫斯科总部指挥外国共产党的组织）。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因为斯大林从未改变基于自身目的控制别国共产党的决心。1944年到1945年，他给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发出指令，要他们与西方的盟国合作，而不要去夺取政权。斯大林在法国共产党人变得过分嚣张之前就约束他们，目的首先在于换取英美默许其在东欧行动。 同样的情况是，一位法国共产党领袖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1945年春天猛烈抨击美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和“新政”走得太近了，并且指示他们要树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但是随后他就建议要在美国政治系统里活动。杜洛克指出：“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一国共产党采取它自己的选举策略来适应特定政治形势的要求。”但国务院告知杜鲁门，鉴于杜洛克的这种建议，美国政府必须“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潜在的第五纵队”。美国传统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又加剧了杜鲁门政府对斯大林在东欧行动的厌恶。其实这种恐惧在美国国内很难成立。占美国共产党政治协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Association）成员总数一半的5万名成员在1946年之前就脱离了这个组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人开始在国内搜寻共产党人的同时，美国共产党也不得不开始寻觅其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