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在放开自己的手脚去对付另一位东方的巫师——苏联。对苏联的做法显示出美国政策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华盛顿需要一个开放的欧洲。正如一位高级别官员后来所说明的，国务院希望所有“俄国边界以西的欧洲……建立一个合作的大陆体系，其主要的大国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一直在不断地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有权利控制东欧的大部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俄国的“地盘”将会作为抵御西方的战略缓冲地带，也可以在经济上对其加以利用，来帮助苏联快速重建经济。斯大林在追加阉割了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的条款之前，始终拒绝签署大西洋宪章，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 这样，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面临抉择：要么为一个开放的战后世界（至少要在俄罗斯边界周围）而战，要么同意盟友在东欧问题上的要求。如果他选择前者，俄美关系将很有可能会严重受损，以至于针对轴心国的团结努力会化为泡影。至少，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会作为敌人进入战后世界。（事实上，满腹狐疑的斯大林直到1943年年中还在秘密地考虑单独与希特勒媾和。）如果罗斯福选择后者，则美国对大西洋宪章原则得到贯彻的希望就会破灭，从而毁掉战后和平与美国繁荣的机会。倒不是说美国需要东欧市场，但是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绝对需要一个健康的欧洲。这意味着欧洲得是统一的：其东部提供食物，西部提供工业产品，两者互为市场、互相依存。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初告知罗斯福的，欧洲的稳定“有赖于在欧洲大陆的各个部分都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相当程度的繁荣”。此外，如果斯大林甩开美国在欧洲单搞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恶例，丘吉尔、戴高乐可能会试图重建他们的集团。 面对这恼人的两难困境，罗斯福首先建议苏联人应该由“四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来稳定战后的世界。苏联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计划意味着自己将会是管辖东欧的警察。但是，在1943年末之前，国务院的官员改变了罗斯福的想法。“四警察”构想和一个一体化的、开放的世界并不一致。一个警察管辖的区域区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大国控制的封闭区域。罗斯福开始搁置、然后修正这个构想。与此同时，红军在1944年开始席卷东欧。斯大林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他告诉他的党内同事：“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谁占领一块领土，他都会在所掌握的范围里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带到那里强制推行。” 丘吉尔也清楚。1944年10月，他没有采取罗斯福的搁置政策，转而飞往莫斯科去做交易。这位英国领导人已经闻知了罗斯福的立场：“限制（苏联人）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倾向”，这是四个月之前罗斯福给丘吉尔的信中写到的。丘吉尔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而且也知道红军已经准备好把东欧献给这位俄国独裁者了，于是他在莫斯科的会议上秘密地向斯大林许诺他将承认苏联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作为回报，斯大林同意英国可以控制希腊。这样，丘吉尔保护了英帝国在地中海上的生命线，同时承认了俄国在一些东欧国家的“优先发言权”（first say）。丘吉尔告诫斯大林这宗交易最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述，“而不能……用‘划分地盘’之类的说法，因为美国人可能会被吓到。”丘吉尔的话的确准确，但也不乏嘲讽意味。 然而当罗斯福知道这项交易时还是大为震惊。但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1945年2月，三巨头在俄国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会面，共同来塑造战后世界。在波兰的前途问题上，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整个1943到1944年，罗斯福已经表明他懂得俄国人的需要：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波兰政府（而不像战时波兰政府那样）。但他对于斯大林在1945年初的举动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苏联人已经承认了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斯大林允许这个政府中有亲西方的波兰人。三巨头最后达成一致：这个波兰政府必须“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予以重组”。 美国海军上将、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敏锐地看到，这个协定“弹性太大了，以至于俄国人不必在技术上破坏它就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路拉伸到华盛顿。”话虽如此，但是因为当时红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这已经是罗斯福所能到得到的最好结果了。罗斯福的确曾努力要达成弹性小一点的协定，为此倡议发布“被解放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该宣言规定三大国的每一方都要保证合作，在新近被解放的国家中施用民族自决原则。但俄罗斯人一再修订这个宣言，最后使它实际上毫无意义。罗斯福不得不再次接受残羹冷饭般的既成事实。 斯大林离开雅尔塔时，确信他的盟友们至少已经默许了他对于东欧的主宰。这对斯大林来说一定是如释重负，因为战争期间他的政策也被两个方向的力量拉扯。一方面，这位苏联独裁者坚持自己应该有势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很小心翼翼，并没有向盟友们解释俄国人对这些地盘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样做了就可能会惹恼盟国，使得美国延缓战争物资的运送，并且甚至可能会导致西方和德国单独缔约。（毕竟，斯大林怎么会指望资本主义比自己有更多的忌惮呢？）随着红军如此接近全面胜利，他决不想在最后一刻犯下任何拙劣的外交错误。雅尔塔似乎解除了这种危险。 但是斯大林误算了。雅尔塔会议休会后两周，苏联人又开始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罗马尼亚国王任命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然还记得，在1941年德国人入侵俄国时，罗马尼亚士兵曾经和纳粹并肩作战。此外，丘吉尔已经同意对罗马尼亚弃之不顾，以换取斯大林放过希腊。但是，美国宣称斯大林破坏了“被解放欧洲宣言”。美国人的道理很难驳斥，于是莫洛托夫撕毁了该宣言。但是，这并不是美苏双方简简单单的一场辩论，而控制东欧才是问题的关键。 另一场危机发生了：俄罗斯不允许超过三个以上亲西方的波兰人进入由八名成员组成的波兰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波兰变成了观测苏联意图的试验场。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认为，波兰——而不是罗马尼亚——才是“桶里的大苹果，我们应该盯紧它”。这个比喻很明显地显示出一个烂苹果可以毁了中欧和东欧所有其他的“苹果”。1945年4月1日，罗斯福严肃地警告斯大林，苏联的计划不可接受。4月5日，美国驻俄国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向罗斯福强调，绝不能允许斯大林在苏联占领的地区建立起“极权主义”，因为“除非我们准备好生活在一个由苏联统治的世界里，否则我们必需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援助那些天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第二天，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谈论这场危机，指出了另一个武器：“我们的军队很快就会在战争中处于一个有利位置，从而使得我们采取比迄今为止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的立场。” 不到一周，罗斯福就因严重的中风而去世。他的新任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已然离心离德的联盟。罗斯福并不曾就对外政策（以及别的方面）上的事情和他商量。杜鲁门私下里称自己为“政治太监”。但是他对俄罗斯的好感在1941年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早些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对雅尔塔的麻烦装作若无其事，之后记者询问杜鲁门的看法，他回答道：“这是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之后和记者们一起哄笑起来。 杜鲁门怀着高度的不安全感进入白宫。（他告诉记者说：“我感觉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冲我砸下来。”）他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中承担着责任最为重大的工作。杜鲁门试图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首先，他对自己的总统权极端敏感猜忌，生怕别人挑战自己权威。杜鲁门雷厉风行的决策风格不仅来自于他的个性，而且也是因为他决心要“乾纲独断”。不会像罗斯福最后几年那样，再有拖沓混乱的政府或者桀骜不驯的官员存在了。 第二，更危险的是，杜鲁门决心使其政策不被扣上“缓和”（appeasement）的帽子。他能有多强硬就有多强硬。进入白宫仅24小时，这位新总统就自信满满地告知国务卿，“我们必需针锋相对地对付俄国人”，并且表示“我们过去对他们太宽容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讨论对外政策时，杜鲁门打断了顾问们的话，断然宣称自己一定要采取“强硬”路线。 哈里曼、李海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等总统顾问敦促杜鲁门采取强硬路线，杜鲁门深以为是，这也增强了他的决心。哈里曼警告说苏联人会对“欧洲进行野蛮入侵”，宣称战后与苏联人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必需取决于他们同意开放波兰和东欧。在1945年4月23日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哈里曼展开辩论。史汀生声称决不能因波兰之类的问题威胁和平大局，因为在那里自由选举已然是不可能的了，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全面控制，而且斯大林“不太可能在根本问题上……退让”。史汀生并不是门外汉，他原为华尔街受人尊敬的律师，已有40年担任公职的杰出资历，包括做过一任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国务卿。 但是杜鲁门拒绝了史汀生，而采纳了哈里曼的建议。当天稍晚时，他“用极为简单明了的话”严厉指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破坏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协议。杜鲁门要求苏联人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而不仅仅是“重组的”）波兰政府。吃惊的莫洛托夫回答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杜鲁门反唇相讥道：“执行协议，就不会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 第二天，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的要求，指出这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这位独裁者表示，“波兰与苏联接壤，与英国和美国却非如此。”斯大林还说，毕竟苏联人并没有“宣称有权干涉”比利时和希腊，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两国做出决定时并没有和苏联人商量过。6月间，斯大林允许再多几位亲西方人士进入波兰政府，杜鲁门勉强地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美国人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承认波兰新政府，会使他们能够利用经济力量来使波兰开放门户，采取让各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获取方面皆有均等机会的政策”。但是，波兰人拒绝向美国人开放门户。史汀生说的是对的。杜鲁门的强硬只能是使俄国更加坚定了控制波兰的决心。 丘吉尔在1945年年中冲着斯大林脱口而出道，一道“铁栅栏”正在东欧周围落下。这位苏联领导人淡然回应道：“全都是无稽之谈。”其实这话不能算全错。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危机确实使这两个国家周围的“栅栏”抬高了，但在其他地方苏联的策略却有所不同。俄国在匈牙利主持的选举产生了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在保加利亚，由苏联操持的选举即便不合美国人的胃口，至少也让英国观察员感到满意。斯大林还同意在芬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只要芬兰人奉行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铁栅栏”绝对没有把整个东欧都围住。如果双方都想在其他区域避免对抗的话，此时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