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我军已进抵1939年划归我国的那条西部边界，此地原为波兰东部疆域，居住着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已分别划归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共和国。起初在这一带作战的是白俄罗斯第一（如果从北往南看的话）方面军。1944年司令员是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参谋长则为马利宁。我驱车去见他们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1944年2~11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以后直至1945年6月，方面军司令员为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方面军参谋长则仍为米·谢·马利宁上将。。为什么呢？ 这个方面军的编制中有波兰部队第一集团军З伯林中将（1896~1980）早在中校军衔时即已担任弗·安德斯将军的波兰军集团的基地长官。1942年春该部退入伊朗后，他留在苏联。1943~1944年伯林上校任科斯丘什科旅旅长。升为少将后任波兰第一军军长，随后在苏联任波兰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7月任波兰部队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10~12月该集团军由В.科尔奇茨中将任司令。其后由斯·吉·波普拉夫斯基中将接任。，其司令员为伯林将军。他给斯大林上书，抱怨乌克兰人对他不好，并在电话交谈中相当尖锐地对我说，乌克兰人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对波兰军队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我决定去见这位将军，与他本人谈谈。我原先即与他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我对伯林说我已与斯大林通过电话。伯林表示歉意："我无意给您添麻烦。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回答说："我这一方也会采取措施。" 我与他做了交谈，事后对斯大林说（但并非告状），曾经发生过波兰士兵随意乱拿干草或者将牲口放进庄稼地里的事情，也因此出现冲突。总之，任何战争都得由农民付出代价。看来有些波兰军人本身对乌克兰居民的态度不好，居民们反过来也以牙还牙。总之，我和伯林相当客气地结束了会谈，此后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直至这位将军在集团军司令员任上的最后时日。 在我看来，战后他所受到的对待是不妥当的：他被排挤一边，甚至遭到蔑视。他多次给我来信，诉说自己的感觉和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他曾是波兰部队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如今却不公道地被视作了不支持波兰新生事物的人З.伯林自1944年秋起在苏联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1948~1953年任波兰部队总参谋长，其后则担任非军事职务。。诚然，他是个老派的人，1939年波兰武装力量瓦解后仿佛作为遗留人员归附我们。当时他被我军俘获，关在某地的战俘营里。被任命为司令员后，他也并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波兰表示认同，依旧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旧制度的立场。然而时代在前进，我认为，后来他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一般而言，我经常会见来基辅的波兰同志。其中有些人越过战线，径直到基辅投奔我们。后来我们组建了波兰部队第二集团军，我认识该集团军的许多人。司令员为斯维尔切夫斯基卡·斯维尔切夫斯基以中将军衔于1944年7~9月任波兰部队第2集团军司令员，随后该集团军由斯·吉·波普拉夫斯基中将任司令员，而自1944年12月起则再次由斯维尔切夫斯基接任。。其他的人中，我会见过贝鲁特博·贝鲁特（1892~1956）于1944~1947年担任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会议的主席。，完全像会见别的波兰人一样。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万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女作家万·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曾任团政委，随后为红军上校，在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并担任《人民乌克兰》报主编。1943~1945年任《自由波兰》报总编辑。曾任旅苏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就住在基辅。波兰部队在意识形态方面服从于该联盟。这样一来，基辅俨然成了政府的抑或波兰各集团军的领导中心，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们在军事上要听命于所属方面军的司令员。 与伯林谈话后，我顺便去司令部见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也在那里。部队当时驻扎在科韦利城外，准备发起进攻。正值初夏时节，天气和煦宜人。我在那里并无公务，与这个方面军毫不相涉，因为我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所以我一到，便向司令员开起了玩笑："我是来进行检查的。有农庄庄员告状，说部队糟踏庄稼。是否实有其事呢？这可得查一查。"他们当然明白是在玩笑，都说："那你就查吧。"我们开起玩笑来颇为轻松愉快，因为已是"今非昔比"：我军正在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快马加鞭，跨出国门，向西挺进。当时西方报刊上曾大肆报道："苏军将跨越国界还是止步不前？他们将追击敌军还是就此停战？"西方世界正是这样议论的。我国则不曾出现此类问题。我们全都持一个态度：彻底消灭德军，无论是在何国领土上，也无论他们投降与否。 夜幕降临。我问："你们这儿什么地方可以过夜呀？"当时随便在哪一个树丛下就可以睡觉。他们说："朱可夫走了，您使用他的地方好了，他安顿得很不错。"我来到朱可夫睡觉的地点。他把自己的床罩上了纱布，防止蚊虫叮咬。农村妇女为了防范苍蝇，通常都是这样罩住摇篮里的孩子。我对他们说："真不错，这就叫进攻，这就叫狠揍敌人。如今已经不是战争初期了，当时我和朱可夫在捷尔诺波尔城外的方面军，我们当时根本顾不上安顿得舒服一点，好好睡上一觉，不让蚊虫叮咬。"即便在这样细小的事情上，也反映了目前战局的变化。 我从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给我们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大将自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担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后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员（直至1945年5月）。打电话。现在已记不清打电话所为何事。索科洛夫斯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我与他首次相遇是在1944年，当时我们正在准备一场战役，索科洛夫斯基做了有关该战役的报告。他当即给予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报告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论据充足，水平很高，专业知识精深。自此之后，至今我对此人一直很敬重。斯大林去世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我也总是怀着敬意倾听他的意见。 我军又一次转入进攻，进入波兰国境，7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解放了海乌姆市，后来，又解放卢布林。波兰新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迁至卢布林，留驻该城。斯大林对我说："希望您与波兰人保持接触。华西列夫斯卡娅在你们那里，应当给她以全力支持。"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为此竭尽全力。波兰新领导人一旦有何需求，只要直接找到我们，我们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当时我们恰巧碰上一个问题，即建立怎样的波兰居民和乌克兰居民交换机制，使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只要愿意就可迁往波兰，而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也可以迁往乌克兰。这自然会牵涉到利沃夫，我当时曾数次前往该市。其时我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以这样的身份数度乘飞机前往卢布林与波方进行谈判，然后又签署相应的协定。我代表苏方签字，而波方代表是贝鲁特。白俄罗斯也进行了谈判，前往卢布林的是波诺马连科。他在白俄罗斯担任与我在乌克兰相同的职务--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白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潘·康·波诺马连科于1944~1948年间担任上述职务。 我前往签署协定时，正值8月天气，我们当地西瓜已经成熟。波兰各界领袖及其政党的代表齐集卢布林。我去时带着礼物，其中有西瓜，就用西瓜和甜瓜招待他们。对他们众人而言，这在当时堪称美味，他们一般不种瓜类作物。这给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当时农民党左翼代表维托斯也在场，他的哥哥从前是这个党的领袖波兰民众党领袖温岑特·维托斯自1931年起领导该党。人民自由党（该党左翼）加入红色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本人系富农出身，拥有一座磨坊，为人堪称深有城府。看来该党的人只是希望利用他的门第。他与我们合作，但三心二意，不够真诚。这天我们进餐时，我给他让甜瓜："维托斯先生，请用甜瓜。这个品种叫做'女集体农庄庄员'。"他眯缝起眼睛瞧了瞧我，一边切瓜一边念叨："女集体农庄庄员？""是啊。"他问道："那为什么它不是红色的呢？"好家伙，甜瓜一旦叫做"女集体农庄庄员"为何一定得是红色的？他似乎想借着说笑奚落我一番。当然，他反对集体农庄，反对社会主义，之所以跟我们走，是因为我们帮助解放波兰并赶走德国人。 不过，这已经是同我们的波兰同志、波兰工人党有关的内部问题了。该党领导人为哥穆尔卡，后来是贝鲁特。当时哥穆尔卡弗·哥穆尔卡自1934年11月至1948年8月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随即由博·贝鲁特继任该职务至1954年12月。其后波兰工人党改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并不在卢布林，他在华沙，处于地下状态。我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均由身为新政府主席的贝鲁特处理，罗利亚-日梅尔斯基将军装甲兵将军罗利亚-日梅尔斯基自1944年7月起任波兰部队总司令。则被任命为波兰部队总司令。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好，思想是亲共的，尽管并非共产党员。我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诚然，后来这个可怜的人失宠，在波兰遭到逮捕，甚至进了大牢。我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我听到的传闻是：他的罪名好像是充当外国间谍。不过此事我转述得不太准确。这个日梅尔斯基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直到战后还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时他已经是波兰元帅。 我前面已经说过，苏联政府与波方之间已经商定，哪几个州划归波兰，哪几个州并入苏联版图。划归波兰的地区中，部分居住着乌克兰人。生活在那些地方特别是海乌姆辛纳的乌克兰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海乌姆辛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俄国管辖，那里俄罗斯人的影响很强大。当地的居民却是乌克兰人。当时派驻波兰新政府的类似大使的全权代表是布尔加宁。所以我来到卢布林时，总是在布尔加宁那里落脚。我和他本来就是朋友。我向他提出："咱们去海乌姆吧。" 说去就去。我们来到大教堂，一个忧心忡忡的高级神职人员接待了我们。我们都身着将军制服，他便向我们诉说："海乌姆马上就要交给波兰了。这里所有的大教堂都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修建的。现在我们要统统失去了。"他并非向我们求告，只是热泪盈眶地一再证明这样做不对，不公平。他希望并入苏联，并入俄罗斯，从而保住东正教教会，这个大教堂不被波兰天主教徒改做天主教堂。我们仅仅参观了一番便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想同他进行争论。 我在卢布林第一次目睹了法西斯匪徒用来焚烧囚徒尸体的焚尸炉。那里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另一个集中营这是卢布林城郊希特勒的迈达涅克集中营。，但其中也耸立着几座焚尸炉。我和布尔加宁来到时，那里正在挖开一个个埋有尸体的土坑。令人毛骨悚然！那里也有一些板房，其中鞋子堆积如山。我看见一间堆满妇女辫子的大板房。总而言之，德国人将一切都分门别类，真是惨不忍睹。你眼瞧着，甚至都有些难以置信：莫非会犯下如此罪行吗？当时正好有一个委员会在进行调查，仔细察看这一切，并将其记录在案。我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如此可怕的景象。此后我再也没有参观过其他的此类杀人场所，但读到过这方面的文章。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逼近维斯瓦河。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给我来电话说，某月某日我军将在桑多梅日方向发起进攻，向维斯瓦河进击。"您快来吧！"我当即乘机前往。我很想了解战局，看看进攻的情况。主要很想看一看，因为我认为无需我参与研究和批准这次战役。一切都已谋划停当。科涅夫当时受到充分信任，他是一员优秀的战将，善于组织和指挥部队冲锋陷阵。我是凌晨抵达的，天尚未明便驱车直奔科涅夫指挥所。在预定时刻开始了炮火准备。如此强大的火力我前所未见。炮火准备结束阶段的火箭集中齐射，给我的印象尤为强烈。火箭实施打击时，整个田野都被映照得一片通明。我军飞机纵横驰骋，畅行无阻。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拥有制空权。炮火准备结束，我军部队向前推进，我们走出指挥所，此时只能听见一些零星的炮火射击声。 我问："集团军司令员的位置离我们远吗？"科涅夫说："离这儿不远就是扎多夫将军指阿·谢·扎多夫任司令员的第五近卫集团军。的指挥所。""我要到扎多夫那儿去。请派个向导，以免碰上地雷。"我驱车去见扎多夫。他正在自己的指挥所。我问他："您的前面是什么，扎多夫同志？"他回答说："我的前面吗？您瞧，我们的士兵都奋起向前冲，挺直身子不用变腰。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有左侧翼有一门敌军大炮在开火。敌军残余的有生力量全都四散溃逃了。"那里所呈现的，我得说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情景：我们把敌人撵走了，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现在谈点儿别的。那是1944年，正值暮春或者初夏时节。一个基辅常见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突然听见一阵轰鸣之声，看见一大批排成纵队的飞机，不同寻常地闪耀着银光。这种飞机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在战前一度拥有白色的前线作战用高速轰炸机，但战争期间已为数极少。而且眼下这些飞机要大得多。我明白了，这是美国飞机。我在报上读到过，美国建造了一批"空中堡垒"。它们都朝着基辅方向飞行，我当然希望是美国飞机。但也不无担心：鬼才知道，也许是德国人的飞机呢？这些飞机从基辅偏北的地方飞过，直奔波尔塔瓦方向而去。后来我才得知，根据与罗斯福总统达成的协议，波尔塔瓦郊外建立了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美国飞机可以在那里着陆。它们可以在三个机场着陆：一个在波尔塔瓦郊外，一个在米尔戈罗德附近，一个靠近皮里亚京。它们从非洲起飞，轰炸敌军部队或者德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在我国降落，加油，装上炸弹，又重新起飞执行战斗任务。这叫做美国轰炸航空兵的"穿梭作业"。 有一次，德军对美机轰炸后的飞行去向进行了侦察。看来，他们设法尾随这些轰炸机，准确地查明了波尔塔瓦附近的机场。也许德军在那里有密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总之他们弄清了美国飞机的基地位于基辅附近，便空袭了这个机场这是1944年6月22日发生在波尔塔瓦附近的事情。47架美国飞机被击毁，21名美国人和24名苏联人受伤。6月23日米尔哥罗德附近的机场遭袭，3架美国飞机被击毁，13架被击伤。苏联军事人员30人牺牲，80人受伤；美国人牺牲2人，伤14人。。我接到报告，说德国人炸毁了那里的大批飞机，许多人伤亡。那主要是我们的人，因为负责地勤服务的都是我们苏方的人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此后我们就经常观察这些飞机在基辅上空飞行的情况。它们是夜间出动，轰炸后大白天返航。 我们通过乌克兰游击司令部了解到，班杰拉分子也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我们得到准确情报，他们以罗夫诺地区为根据地。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大森林，荒无人烟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波列西耶有我们乌克兰的几支大游击队，司令员是别格马。他已于两年前去世。战前他一度担任罗夫诺州党委第一书记瓦·安·别格马（1905~1965）于1939~1941年任乌共（布）地方州委第一书记，1942~1944年以少将军衔任罗夫诺地下州党委书记。，因而战争中他被派往该地组建游击队。他干得很出色。正是他报告说，离他不远的森林里有一支很大的班杰拉分子游击队，队长是塔拉斯·布尔巴。这就是说，这位头头给自己取了个果戈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别格马甚至还与他有过交往：他们那里曾来人邀请我们的人去做客。我们吩咐别格马详细打探班杰拉分子的计划，他们准备如何行动，等等。这边说，也可以向布尔巴本人发出邀请，当然，如果他愿意到你们的游击队去的话。邀请发出了，布尔巴却并没有来。 我们对各种情况进行了更加详尽的了解，查明班杰拉分子游击队原地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无所作为，并未与德国人作对。我们明白了，他们是在收罗对德国占领时可能投奔我们苏联游击队的人。他们以此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出路，将他们接纳下来，但无所事事。我们断定，他们是在积蓄力量，准备与红军作战，不过并非在红军即将发起反攻将敌人逐出我国领土之际，而是要在其业已向前推进之后。到那时他们就会在我后方展开战斗行动。 我军解放罗夫诺后，我曾去该市与别格马和解放罗夫诺的部队司令员进行交谈。现在已记不清是谁解放的罗夫诺罗夫诺是由第六近卫骑兵军解放的（军长为Ш.Ъ.索科洛夫中将）。。我是1944年冬末去的。遍野积雪，天气寒冷。我抵达后，与军人进行交谈（那里没有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师司令部），他们对我说，敌军暂时仍在附近，正对罗夫诺进行炮击。傍晚我决定返回基辅。大家劝我留下，但我没有同意。我驱车向北，沿着我国与波兰的老边界行驶。 某地有我们的后勤供应基地。我到达时已是夜间。房里人满为患。我扫视了众人一番，心想："这里有多少乔装打扮的班杰拉分子呢？他们在这儿吃饱喝足，暖暖和和，却干着奸细的勾当。"我事前就得到警告说，虽然没有令人悬心吊胆的事情，但也发现这里有班杰拉势力在活动，因此路上并不很安全。但我还是决定连夜往前赶，不在那里留宿。一直赶到老边界上一个小镇，才在镇上过夜。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 1944年夏天和秋天，我军胜利向西挺进。这时我已很少去方面军司令部：共和国的事务缠身。虽然我也很想去，却无法分身。有时我真希望去看一看我们所解放的地方。这已经不是苏联本土，而是波兰了。1945年元月到了。斯大林给我打电话："您能来一趟吗？"我说："可以。""那就来吧。这儿很需要您。"我当即乘飞机赶赴莫斯科。 斯大林兴高采烈地接见了我。他说："波兰的同志请求帮助他们安排城市机关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建设自来水供水设施和下水道系统，离开这一切城市就无法生存。我们解放了华沙，可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整个华沙成了一片废墟，他们束手无策。而您已经积累起在新解放城市迅速恢复急需设施的经验了。"我回答说："好吧，我很乐意去华沙。让我带上一名公用事业工程师和几名发电工程师。首先必须供电供水，恢复排水系统：缺少这三者，一个城市就无法生存。" 我邀请斯特拉缅托夫指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发展的专著的作者Л.В.斯特拉缅托夫。与我同行。我知道他是一位能源工程师，而且具有组织能力。然后又邀请了几位电站工程师和供排水工程师。这些人我们好像都是从莫斯科物色的，有的人也可能来自基辅，我与他们一道飞往华沙。当时波兰临时政府按先前的称呼叫做民族解放委员会，位于华沙郊区维斯瓦河右岸的普拉格。总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哥穆尔卡，而华沙的市长则是拥有将军军衔的斯佩哈利斯基Э奥苏布卡-莫拉尔斯基于1954年1月1日至6月28日任波兰临时政府主席。М.斯佩哈利斯基将军于1944年~1945年任华沙市长，后任人民国防部副部长。此前他曾任人民近卫军参谋长和人民军副参谋长。。他给我的印象良好，是一个年纪轻轻、精力充沛、积极肯干的人。按所受教育，他应是建筑工程师。这个搭配很好：建筑师充任重建中的城市华沙的首脑。 此前斯佩哈利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人创建的人民近卫军和人民军内担任过举足轻重的职务，是武装部队的组织者之一。甚至担任文职的首都市长，斯佩哈利斯基也身着军装。红色人民会议主席贝鲁特我先前不止一次会晤过，与斯佩哈利斯基则是初次会面。 我们商定，我国工程师与波兰工程师一起，按地段分成若干小组。有些人着手调查发电站目前状况、何时可以恢复并获得电力供应，有些人负责供水管道建设，还有一些人，则负责排水系统。都是民众头等大事。城市清扫工作则由波兰人自己进行，这方面不需要我们效劳。我指派城市建设理论家和实践家斯特拉缅托夫为整个工作的领导人。他既同波兰专家、也同我国专家打交道。对所产生的具体问题，苏联工程师们首先与斯特拉缅托夫讨论，然后由斯特拉缅托夫向我报告，我国专家再与波兰同志讨论工作的进程。不久我就接到喜讯：照波兰人的说法已遭彻底破坏的发电站，实际上只是厂房被毁，设备却尚能开动，我们即将获得电力供应。外观检查表明，机器运转正常。供水机械也处于同样状况，可以迅即供水。排水系统似乎也未遭到破坏。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欣慰。 经过几天对情况的详细了解和对涡轮发电机的试运转后，我向贝鲁特开玩笑说："你们肯不肯把我们在华沙恢复的电力分一半给基辅，作为我们提供咨询帮助的费用呀？"当时基辅的电力供应状况很糟，发电站遭到破坏。虽说城内也有照明，但并非处处皆有。波兰人的情况倒还好些，电站受损程度较轻。华沙通了电，也通了水。贝鲁特喜笑颜开，一再向我们道谢，还让向斯大林转致谢意。他说得非常真诚。我认为他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但他也有弱点，是个心肠太软、过分善良、容易轻信的人。因此也便横生出种种枝节：与他共事的人趁机大肆钻他的这些性格特征的空子。 贝鲁特向我介绍："我们党是由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韦斯拉夫，也就是哥穆尔卡来领导的。我很想请您去他的住所看看他，因为他重病在身，无法外出。"我回答说："好极了，我很高兴去与他认识认识。"他们给我派了一名向导，我就动身去看望哥穆尔卡。现在当然已记不清他住在哪条街了。只记得房间很大，光线昏暗，已经被烟熏得乌黑。房里有个小壁炉，可以用来取暖，用炉取暖装置没有运行。我进门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哥穆尔卡坐在圈椅里，一边脸颊用黑手绢包着。我们进行了交谈。哥穆尔卡当时俄语说得不是很好，但也仍然可以交流，何况还有译员从旁协助。 哥穆尔卡同志谈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和工人党组织工作的状况。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人，了解应从何处着手和如何安排党政机关的活动。总之，他给我留下了一位大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印象。他说："眼下我有病在身。但我会站起来的，很快就能站起来，那时就可以开足马力地干了。"我向斯大林谈及我的波兰之行，也提到了哥穆尔卡的情况。我们原先不了解他。我不清楚斯大林是否听说过他，大约也不曾听说过。我对他评价很高，在斯大林面前为他美言了一番。 我很想去罗兹看看。罗兹已经从法西斯匪徒手中获得解放。罗兹的纺织企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已驰誉全俄罗斯（华沙和罗兹当时归入俄罗斯帝国版图）。罗兹是产业无产者的一大中心。这就是我想去看看的原因。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哥穆尔卡。他说："好哇，您就去吧。"想必波兰领导人之间亦已商定，因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动提出："我陪您去。"我对他说："那太好了。"我们便乘车向罗兹进发。那里距华沙相当远，但路况很好。途中自然也看见了战争给予波兰所造成的破坏，不过却未曾发现特别严重的破坏。 我们抵达罗兹后，来到一所医院。这家医院设备良好，一度很有钱，但是太冷了：没有烧暖气。可是我们需要在这儿过夜。室内我们并不觉得暖和，只能避避风而已。这是一座真正的冰窖，我们为了暖和一点，穿上了手边所有的衣服。傍晚，罗利亚-日梅尔斯基过来，大家一块儿吃晚饭。次日参观了整个城市。罗兹的工厂均未开工。总的说来，城市里所有部门均尚未上班，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尽管在罗兹我也并未发现破坏迹象。反正我脑子里未留下这种印象。如果将基辅、哈尔科夫、顿巴斯的城市和矿井以及波尔塔瓦所遭到的破坏与在此处所见到的情形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我的结论是：除去华沙之外，波兰的损失"微乎其微"。 华沙遍布瓦砾，只有个别房屋得以保全。人们住在废墟之中和地下室里。一切都被掩埋在坍塌楼房的残砖碎瓦之中；人们在废墟中打洞，在其中聊以栖身度日。我想登上飞机，从空中看看华沙。因为乘车经过一条条街道时，你简直难以想象破坏的规模。左右两侧全是成堆的瓦砾，有如行驶在乱山中或者断岩残壁之间。我乘坐飞机，在华沙上空兜了几个圈子，放眼望去，惨不忍睹：全城业已破坏殆尽，尤其是犹太人区，法西斯匪待将犹太人集中到这里斩尽杀绝，凡是能毁坏的一切均难逃浩劫。其他城区所遭受的损失也许稍小，但也是遍地废墟。 有个星期日，华沙人组织了一次街道大清理，希望能让这些街道发挥作用，可以用于走路和行车。贝鲁特向我提出："我们也去干干活吧，象征性地干干也好。"我们来到事先划定的区域，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工人、职员。当时他们并没有区分得那么清楚，只是笼统地把所有的人都叫华沙人，不过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基辅人"即基辅的居民那层意思：不是，给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含义。人们打着号召全面重建华沙的标语牌。开始劳动了，大家齐心协力。但人们营养不良，很难指望干出特别的成效来。我们也多少干了点活儿，纯属象征性的。 与贝鲁特一起去的还有斯佩哈利斯基和其他领导同志，现在我无法一一记起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还记得。别人告诉我，他是学建筑的。当时他还是共产党人中的积极分子，后来，不知怎的很快就消失了，以后我再去华沙，已经见不着他。他出了什么事呢？他显然比其他人年长。也许是年岁不饶人？根据他的谈吐，他给我的印象是个颇有头脑的人……总之，德军刚刚被赶出华沙，斯大林便让我去参与重建工作。我圆满完成任务之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华沙。 我认为，当初波兰专家完全可以自己动手，看来，他们也能自力更生，斯大林却把我派去。就是说，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不过，我们确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经验：我们从事过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重建工作，懂得应当从何着手。满目疮痍的城市已经不会让我们感到万念俱灰，不会使我们打不起精神。眼前的确是千疮百孔，废墟遍地，城市机器全然无法运转。然而我们加以清理、收拾，铲除碎砖，扫净尘土，努力修理好机器和其他城市设施，开展重建工作……瞧吧，城市恢复了正常面貌。波兰的发电站也迅速修复，开始供电，完全能满足华沙的需要，而且不仅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求，甚至还有富余。 我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工作成果。斯大林对我的汇报颇为满意。我们向波兰提供了援助，这肯定给波兰人民尤其是华沙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也喜不自胜。当然，斯大林并没有向我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但我自己心知肚明，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后给波兰人留下的创伤犹新，尚未愈合，斯大林希望设法加以缓解，尽量让波兰昔日所受到的伤害更快地得以消弭。 据波兰共产党人对我讲，奥苏布卡-莫拉尔斯基是波兰社会党人，他们对他缺乏充分的政治信任。但他始终同其他社会党人一道，与波兰工人党进行合作，被推上国家总理这一高位。他本人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出身，深入研究过合作社问题。尽管战后我和他会晤过，但我对他个人很难做出评判。当时他是我的客人。有一次斯大林向我提出建议："邀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率领波兰代表团访问你们乌克兰，好好接待他们。"那次除了奥苏布卡之外，有贝尔曼，好像还有明茨Я贝尔曼战后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和政府的重要活动家；Х明茨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工业与贸易部长。。他们访问了基辅、扎波罗热，然后我陪他们乘飞机前往敖德萨。我们着实尽了一切努力博取他们的好感，为苏波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创造条件，给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尊重铺平道路。 不过，与贝鲁特尤其是哥穆尔卡和斯佩哈利斯基相比，奥苏布卡并未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至于西伦凯维兹约·西伦凯维兹（1911~1989）1941~1945年被押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后来担任波兰社会党总书记，1948年进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1947~197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4年为副主席）。，当时我就听说这是波兰社会党一位年轻而引人注目的活动家，不过我并未亲自见过。1945年他还不在华沙，因为当时被押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我与他是后来相识的。向我详细介绍西伦凯维兹的是华西列夫斯卡娅--这是一位招人喜欢的杰出的波兰女人，意志坚强的优秀作家，具有深刻思想的政治活动家。我很敬重她，但在那次谈话中她却令我感到难过。我对她说："万达·利沃夫娜，很可惜，我和您难得见一面的时刻就快到了。""为什么您会这样想？"她谈话时带有明显的波兰口音。她尚未熟练掌握俄语。"怎么叫为什么呢？波兰正获得解放，华沙眼看就要解放，显而易见，您得去那里负责领导工作。"她当时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领袖，波兰部队在思想政治上也遵循她的路线。她回答说："不，我决不离开基辅。除非波兰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我才离开基辅。"（当时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 其后她多次向我讲过这话。她也确实不曾离开过基辅。她没有离开，我甚至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我觉得她在波兰会起更大的作用。不过看来她离去的一大障碍是考涅楚克剧作家阿·叶·考涅楚克于1946~1953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她与考涅楚克关系亲密，好像已嫁给了他，不过并未去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华西列夫斯卡娅对考涅楚克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遏制了他的许多不良行为，尤其是酗酒的习惯。在这个问题上，考涅楚克总是没有节制。诚然，战争爆发初期她本人也曾一度滥饮，看来是由于心情沉重：祖国沦亡，苏军溃退，丧失了乌克兰。后来她便恢复了先前的意志力，约束住了自己，并对考涅楚克产生了良好影响。用餐时往往他伸手想再来一杯白兰地，华西列夫斯卡娅只需望上他一眼，他便连忙缩手。我对此感到高兴。这对他们两人都好。 我想提一提1944年的华沙起义。描写此事的文章连篇累牍，都将起义失败归咎于我们苏联人。西方国家政治家常常对此事旧话重提，意在鼓动波兰人反对苏联：他们说，瞧，布尔-科莫罗夫斯基Т.布尔-科莫罗夫斯基（1895~1966）于1934~1944年担任波兰国家军领导人，领导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华沙起义。近在苏军眼前与德国人激战，俄国人却不肯施以援手。科莫罗夫斯基终成德国人的阶下之囚。然而，尽管他趁德国占领军在波兰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发动起义，自己也受了一场虚惊，但后来他却在西方积极从事反对苏联和人民波兰的活动。 我现在对此只能发表一些纯属个人的看法。至于我们有关援助起义的问题是如何决定的，西方在此事上对斯大林所提出的指责究竟有多大根据，我不掌握任何具体事实甚至无法断定其人确有其事，尽管持反面意见一方完全可以提出各种论据。当时总的形势究竟如何呢？ 苏联军队已逼近华沙，后方卢布林还有个波兰新政府。米科瓦伊奇克斯·米科瓦伊奇克（1901~1966）于1940~1943年间任波兰流亡政府副总理，1945~1947年在波兰国内任副总理和波兰人民建设党主席，再次流亡。领导的波兰流亡政府设在伦敦。自然，西方，主要是伦敦，准备在波兰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希望利用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鲜血打败德国人，解放波兰，却希望波兰仍然是个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企图剥夺该国人民建设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新波兰的机会。这是丘吉尔的意图。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自然一心希望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形式上不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在实质上也应当如此；让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占有优势；让列宁主义的政策取得胜利。 我军抵近维斯瓦河、华沙爆发起义之际，所谓我们应当援助华沙人的鼓噪一度甚嚣尘上。然而战争尚在进行，援助是什么意思？那里驻扎着德国人，他们在进行防卫，而我们面前又横亘着一条水深浪阔的维斯瓦河。这可绝非轻而易举，想冲就可以冲过去的事！我得提醒一句，我们逼近基辅时，也曾在第聂伯河面前望而却步。首先得试图渡过第聂伯河，然后才谈得到击溃德军，将其逐出基辅。为此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我已经讲过，我们曾从布克林屯兵场两次发起进攻战役，随后却仍然被迫在偏北的方向重新部署，从另一个屯兵场实施打击。 显然，现在面对华沙，我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夺取华沙并非正面进攻，并非就近从华沙郊外的普拉格渡河直扑城内，而是绕过华沙，在靠北的地方强渡维斯瓦河，迫使德军弃城而走。至于敌人尚在华沙城内，敌我双方分别处于两岸，彼此几乎可以隔河相望的那些日子，我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我也能理解对方的理由。他们完全可以使人相信，我们苏联人是蓄意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巩固布尔-科莫罗夫斯基的地位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政权，日后他在华沙就可能与我们作战。而我们当然不会承认他的政权。 丘吉尔通过米科瓦伊奇克煽动了这次起义。他企图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我们流血牺牲进抵华沙，而波兰首都却已经有了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该国政府。如若排除现存的政府，就意味着在盟友之间制造麻烦，引发尖锐的磨擦，这自然不得人心。根据我的判断，当时的局势就是如此。不过我要再说一遍，我对任何一种说法的事实根据都全然不知。 德国人被赶出华沙之后，米科瓦伊奇克来到华沙，当上了副总理。我是在莫斯科与他相识的，当时波兰领导人来访，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后来斯大林设宴款待他。这里需要说句实话，由民众组建、米科瓦伊奇克领导的国家军的下属机构很多，力量强大。后来我们与这支部队相遇，它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早在利沃夫时我们就领教了国家军的厉害。 1944~1945年冬天，我军继续胜利反攻，长驱直入德国本土。我经常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司令员科涅夫通电话。他向我介绍战况，不过我当然不必亲临方面军司令部。其时我正为乌克兰非军事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我也想，甚至很想不时与部队的同志待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瞧瞧德国的国土。此前我从未到过德国，很想亲眼见见德国人，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观察他们对我军攻入他们国土的感受，看看他们对于希特勒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的体验。如今战争已转移至德国本土，德国人民也遭受着他们给我们所造成的痛苦。 有人会说，罪在希特勒，而非德国人民，此话不错。我明白这个道理，始终明白，而且对两者区别对待。德国人民受到沙文主义的愚弄或者麻醉（我不知道其中何种说法更为合适；看来二者皆可），从而支持了希特勒。如若德国人民不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就待不长。德军不单与我们作战，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得很顽强，这支军队可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希特勒所提出的夺取生存空间、德意志民族优越的思想、纳粹主义的麻醉剂，使民众不辨是非。因此之故，我才想看看德国人觉醒的过程，或者说是否已经觉醒。 有一天，我与科涅夫通完电话，便乘飞机前往他那里。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面对奥得河。我军正在布雷斯劳地区作战。布雷斯劳已被包围，但德国人负隅顽抗，久攻不下争夺布雷斯劳的战斗自1945年2月中旬持续至5月6日。。我决定抵达方面军司令部后与司令员和先前的同志们谈谈。我很想去西里西亚看看，因为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在那里作战。然后我还想去库罗奇金第38集团军自西里西亚向莫拉夫斯卡·奥斯特里瓦市推进。帕·阿·库罗奇金上将自1944年4月至1945年5月任第60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司令员的第60集团军。该集团军先前的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后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在东普鲁士阵亡。他是一位让人寄予厚望的年轻将军伊·达·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自1942年7月起任这个集团军司令员，然后自1944年4月起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1945年2月18日牺牲于梅利扎克（现属波兰）附近。。 总之，我飞往德国。空军司令员克拉索夫斯基斯·阿·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中将自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任空军第2方面军司令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当时位于勋瓦利杰（在波兹南至卡托维兹的铁路线上）。告诉我可在什么地方着陆。有人来迎接我们，将我们送到司令部。司令部位于一个德国小镇上。我们沿途看见条条大路上都撒满了鸭绒和羽毛。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解释说："这是德国人逃走时乱扔自己的财物，里面有羽绒褥子和枕头。看来是士兵们抖掉羽绒，拿来做包脚布了。" 我在司令部所在的地区未见到一个德国人。他们不是早已逃离，就是被迁走了。我对德国的建筑很熟悉：一座房子，旁边紧挨着马厩、牛圈和其他设施，院子正中则是厩肥坑。我在乌克兰的移民那里见到过这种结构，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有规模不小的德国侨民居民点。 我从司令部出发，前往库罗奇金和莫斯卡连科所在的部队。不记得是在哪边过的夜了。但是还记得其中有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一个矿山的居民点，靠近煤矿。我将它与顿巴斯的煤矿进行一番比较，在矿工的眼里这儿真可谓人间天堂。煤矿位于森林之中，美不胜收，职员和工人们的住房都很好，生活条件比我父亲干活和我度过童年、青年时代的矿井要优越得多。 两位集团司令员介绍了战局。形势都一片大好：部队节节向前推进，士气空前高涨，已经胜利在望。其实我此行主要是想看看德国的生活条件，想见见居民，与战争无关。可是我在这儿也没有见到居民。他们不是已逃离，就是被迁走了。通常在本国也要把居民迁出司令部所在的地区。在这方面斯大林有硬性规定。至于这些规定是否必要，则很难说。这样做是为了不容密探在附近藏身。 这时仅在森林中尚有积雪，其余的地面已经冰化雪消，我看见田野里有大量的菜堆。我问："这是土豆吗？"因为德国人喜欢吃土豆，而且善于种植土豆。他们就在地里搞大菜堆，其中的土豆可以贮存很久。我是从我们在乌克兰进行的实验中知道的。不过那与我们在此处见到的情形并不一样。如今我已经退休，一天外出滑雪游玩，地里正在装运做饲料用的甜菜，那还是秋天堆放在菜堆里的。如此无知，不知节俭，我看看真憋气。大量的甜菜已经腐烂，因为贮存不善。我对当地的工作人员说："堆放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通风？"他们只是用麦秸稍稍盖了一下甜菜，然后撒上一层土，未留下任何通风的地方。里面的菜自然全都发霉腐烂了。德国人则是按照德国的方式。对德国人的耕作水平、总体较高的文化水平应当说句公道话。我瞧着他们的田野心生羡慕，人家样样事情都做得那么出色。土豆很多，那可是1945年，德国战败的年头啊。 科涅夫向我介绍了方面军今后的计划。此时他已经毫无怨言。他认为自己的部队仗打得好，军需品供应也有保障，他们足可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从前线返回时途经波兹南和其他几个现已划归波兰的城市。这些城市均遭到严重破坏。随后驱车去克拉科夫，再折回乌日哥罗德，从乌日哥罗德乘飞机回到基辅。 行经波兰国土时我决定乘坐汽车。途中对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才明白我正冒着很大的风险：该地没有我们的部队，道路交通糟糕，而波兰国家军已开始行动。在靠近苏维埃乌克兰边境的地方，班杰拉分子正大肆活动。这还仅仅是开始，但已发生了袭击我们的人并将其杀害、谋杀党政人员尤其是肃反积极分子的事件。肃反工作人员本身也在追捕班杰拉分子，在与苏联敌人的斗争中自己以身殉职。 关于克拉科夫，现在我只能说是毫发未损。波兰活动家认为克拉科夫得以保全是苏军的功劳。这方面的文章写了很多。自克拉科夫至乌日哥罗德途中，我也未发现严重的破坏，我的感觉是，由于我军迅速推进，也由于1939年德国人进攻该市时，波兰军队无力抵抗，当地并未发生旷日持久的战斗，所以就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那是我最后一次飞赴方面军司令部。我与方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库罗奇金等集团军司令员一起，为事情的发展感到高兴。他们全都如登天堂。不单是"我们占了上风！"而且结束战争，全面粉碎希特勒军队已指日可待；我军即将攻入柏林，大获全胜！这是我们因国家此前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得到的一种报偿。 我回到了基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当时常常给我打电话。我一直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电话中乐不可支："瞧瞧希特勒这个家伙，马上我就要把他关进笼子给你送去了。将他押送莫斯科的时候，我一定吩咐路过基辅，好让你也瞧瞧他那副嘴脸。"我则祝愿朱可夫马到成功，并与他一起欢欣鼓舞。我确信，只要部队由朱可夫指挥，其进攻就有坚实的保证。德国投降时，朱可夫又给我来电话："我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个坏蛋完蛋了，连尸体也烧掉了。" 其时我与科涅夫也常在电话中交谈，他同样讲自己的情况。但这段时间与朱可夫的联系比与科涅夫之间更为频繁，因为我与朱可夫的私交更深。我与科涅夫直到战争期间才相识，战前我与他只有一面之交。朱可夫则是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我同他既因公会面，他也常到我的别墅，我们还一起打猎，因而我同他关系很好。我很敬重他，高度评价他的司令员工作。他也当之无愧。 在苏联各族人民抵御希特勒入侵的战争光辉历程行将终结之际，因消灭敌人而产生的喜悦之情与我国胜利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崇高感情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曾经用过《圣经》中的一句话："那仗剑朝我们袭来之人，也必将死于剑下。"这句话一度挂在大家的嘴边，我们战胜之后，它终于变为现实。当我得悉德国投降时，我的欢乐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国举国上下也都欣喜若狂。对此有人屡加描绘，我不可能比作家和艺术家们对莫斯科红场上所出现的情景描述得更为精彩。那里的军人简直被欢乐的拥抱弄得喘不过气来。胜利了！举国欢腾！接吻，拥抱，普天同庆。我也亲身体验了这一切。 虽然我十分了解斯大林，并且知道他会如何作答，却仍然急于给他打电话，向他祝贺胜利。我拨了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斯大林拿起听筒，我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同志，为我国武装力量的胜利、为我国人民的胜利、为全面粉碎德军，谨向您表示祝贺，"如此等等。我已记不住当时所说的原话了。结果怎么样？斯大林对我说了一句粗鲁话。仿佛是说我向他谈这种问题，占用了他的时间。唉，我简直目瞪口呆。怎么可以这样呢？为什么呀？我当时感到很难过，直骂自己：干吗要给他打电话呢？本来就知道他的脾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明白，他是想向我表示，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既往的阶段，眼下他已在筹划新的大事。因此他才说，何必去谈论昨天？如今他正为明天殚精竭虑呢。 我认为，这是装模作样的表演。斯大林能极其巧妙出色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既然他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并非我第一个说他粗鲁无礼：极为了解他的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就提到过斯大林的粗鲁无礼、偏执顽固），这个结果也就顺理成章。 我事后为此事难过了很久。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他真的失去了欢乐感？要么是假装的？他可并未失去恐惧感啊！我亲自目睹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状态。当时他已完全垂头丧气，活像一团烂泥。他险些撒手不管，不肯采取积极行动。他居然对政治局委员说出这样的话："列宁创建了我们国家，而我却把它败光了……一切都完了。我不想干了。"说罢坐上汽车，离开克里姆林宫，直奔自家的别墅。据贝利亚后来对我讲，大家随即紧跟他来到别墅，一再劝说他，希望他务必鼓起往日的劲头，着手采取行动，因为胜算还是有的，并非一切都已丧失殆尽，我们还余下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 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胜利！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似乎并不高兴。他给人的印象是："你干吗向我祝贺？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却明明见过处于另一种情况下的他，深知他当初并不是这样的想法，他的想法甚至还不如他身边的人。如今他却干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不肯接受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