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迫使敌人往西南方向退却。随后，南方面军的右翼渡过顿河，沿西岸向前推进。现在当然我已记不起我们是在何时、何地渡过顿河的。(这已无必要，我也不会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好像是在齐姆良斯克地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我们将曼施泰因的部队击退到了顿河右岸。这说明，德国人已经不再想尽力救助保卢斯了。保卢斯注定灭亡。曼施泰因的军队现在的任务是挡住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向西推进的道路(也许当时还只有沃罗涅日方面军，而西南方面军尚不在那里？)在红军退却时期，这些方面军的编制曾多次变动，所辖的兵团不同，名称也常有更易。在本文此处所述时间内，沃罗涅日方面军各部正沿奥斯科尔河从卡斯托尔诺耶到库皮扬斯克，西南方面军各部沿北顿涅茨河从斯瓦托沃到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南方面军各部在下顿河上(从顿巴斯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沿线到亚速城这一地段)实施攻击。。在西边，其实这一带一度曾空无一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部队。 我应召飞往莫斯科时，顺路去看望斯大林格勒的同志--舒米洛夫和谢尔久克。他们给我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我曾经很想知道，那些被俘的德国将军跟保卢斯谈了些什么。为此，曾派我们的一些懂德语的军官穿上士兵服到他们那里去做服务工作。可到头来什么重要消息也没有听到。但有一次，一位将军向保卢斯提出一个问题："元帅阁下，您认为，德国军队什么时候才能阻止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覆灭之后正向西推进的苏联军队呢？"保卢斯略加思索，答道："现在，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弥合因我军的溃败而形成的窟窿。也许，在第聂伯河附近的某个地方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要在很大的战役纵深之内。想要在德国境内集结新锐兵力，再将他们输送到前线来，以阻挡俄国人前进，这很困难。为了征集所需数量的部队，需要时间、需要费尽心力。"这话说得很对。当时我军已经推进到被占领土纵深内相当远的地方，几乎已经到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我们解放了哈尔科夫、巴甫洛格勒，直抵新莫斯科夫斯克。所以，保卢斯或多或少正确地断定，德国人及其盟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歼之后所留下的突破口的纵深何等巨大。 我们在向南推进时，遇到了比向西突击时更顽强的抵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军向南，即沿顿河左岸向科捷利尼科沃和马内奇的推进，威胁着德军在北高加索的整个集群。虽然敌人已经将曼施泰因的兵力从这里转移到别的地段去了，但是看来他们正将这支部队调离北高加索，去对付南方面军。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当然，我们给敌人造成的伤亡更大。那么，在实施这些战斗时可以发现哪些特点呢？德军航空兵在战争初期，甚至在战争的第二年，原有的积极性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敌机大多是进行空中侦察，当然也对我们实施轰炸，但其猛烈程度已大不如前。我们成功地击落了他们的侦察机。我就亲自审讯过被俘的飞行员：我对德国人的油料状况很感兴趣。当时德国人在燃料方面困难重重，但俘虏们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声称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能够得到所需数量和质量的燃料；无论是航空燃料、坦克燃料，还是汽车燃料，一概不缺。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自己公布的资料，显而易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燃料方面遇到了明显的困难，尽管他们的燃料当然还是有的。 我被召回莫斯科。飞抵那里的时间是1943年的2月，也可能是在1月底。斯大林亲切地接待我。他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了。他器宇轩昂，腰板笔挺，同我战争初期所见到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喏，我们终于做出了解除叶廖缅科南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我回答道："哦，好吧，既然做了决定，那就做了吧。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不，那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他给我念了一份电报，其中叶廖缅科请求斯大林解除他方面军司令员职务，为他提供治病的机会。斯大林接着说："是他自己要求的，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我说："对于他的要求，我能理解。他迫切需要休息和治疗。事实上，他的脚真的一直在痛。他已经瘸了，他作为一个司令员，行动不便，力不从心，他又是一个好动的人。不过这其中还隐含着他的屈辱，他无法忍受，因为屈辱是针对他个人的：欢庆斯大林格勒歼灭敌军的胜利居然没有他的份儿。这原是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坚守的结果，可荣誉却归于别的司令员，即罗科索夫斯基的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接任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了，而我们也解除了叶廖缅科的职务。"斯大林甚至带着些许恶狠狠的口气这样说。 他为什么会大发雷霆、一味偏执，我不知道。我很难对此做出判断，而指望斯大林坦诚相告，那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再次问我："让谁来当司令员呢？""我不知道您认为必须让谁来当司令员。""不，你应该提名。""我很难提这个司令员的名。方面军司令员，这可是个大人物；提名这样的人选，属于大本营的职权范围。""不，你说说看。"他又一次逼着我表态，始终紧逼不舍。 在我这个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中，素质最高、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那就是马利诺夫斯基。但我却不敢为他提名。当时马利诺夫斯基遭到各种各样的诬蔑、诋毁，说他放弃了罗斯托夫，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的朋友和亲信拉林写过一张字条，内容涉及政治问题，令人生疑，字条最后一句话是："列宁万岁！"拉林开枪自杀了。我已经讲过谢尔巴科夫如何到处搜寻这张字条的事。而谢尔巴科夫见风就是雨。他像泥鳅一样在斯大林身边来回转悠，投其所好地给他"诠释"各种问题。实际上，他是在斯大林面前煽风点火，激怒他。这种做法让我感到无比气愤。 日后要读到我这本札记的人，我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也许这就是我的弱点。但这种情况激起我的愤恨之情。可能我对待谢尔巴科夫的做法太过敏感了，但他这种做法有失公正。虽然矛头针对的是马利诺夫斯基，但对我的威信打击更大。因为我在斯大林面前曾推举过马利诺夫斯基，可突然之间，马利诺夫斯基竟差一点成了敌人。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周围的人更多地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大事。而斯大林呢，把自己所起的作用看成是红军缔造者的作用。可他算什么缔造者？要说他是红军的缔造者，那就好比说我是个化学家。想当年，斯大林可谓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时候，连他周围的人也都心怀怨怒，愤愤不平，为之侧目，毫无办法。当时情况就是如此！ 最后，斯大林逼迫我从南方面军领导人中提名司令员的人选。我说："那自然就是马利诺夫斯基。您了解他，我也了解他。""马利诺夫斯基？您提名马利诺夫斯基？""对，我提名马利诺夫斯基。""好！我就批准马利诺夫斯基了！"他对莫洛托夫说："快写！"莫洛托夫立即拿来拍纸簿和铅笔，斯大林口授了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再次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是在1943年的2月。。 然后，话题便转到我身上来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敌人始终紧逼我们，一心想把我们挤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在那几个月里感觉到，斯大林格勒可能从我们手里丢失。鉴于我方面军甚至整个前线的态势，他对我的态度严重摇摆不定。当时，敌人在北高加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如果分析一下敌我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的兵力对比状况，那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北高加索，我们的优势相当可观。我记得，博金1943年2月以前，帕·伊·博金中将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当时说过："真奇怪，为什么我军在北高加索的表现会这么差劲呢？兵力对比是明摆着的嘛。侦察结果表明，敌人只有多少多少兵力，我们又有多少多少兵力。可敌人却一直在向前推进。" 我对博金的意见评价很高。这是一位很有才能、颇富教养的军事首长，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但在高加索有个贝利亚。斯大林绝对相信贝利亚，贝利亚也能影响斯大林。因此那里的一切都不难解释，因为像整个前线这个或那个地段上具体的兵力对比这样的事，据我看斯大林从来都不知其详。他是依靠总参谋部向他所做的报告行事。这自然是对的。但作为最高统帅，他也应当深入了解兵力对比问题，亲自加以研究和斟酌。这样的事即便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人也都力所能及。权衡兵力对比是一个算术问题，这是每一个有悟性的人都能干的事，而斯大林是个极有悟性的人。 就在这时，斯大林对我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免除您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任命您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沃罗涅日方面军现在正在乌克兰领土上推进，所以您应该去那里。您还应当去抓一抓乌克兰的重建问题。"我感到吃惊，但还是说："这是您的事，斯大林同志。既然需要，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惊讶还因为，当我在斯大林格勒时，有一天，我也是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曾对我说过："从今往后您再也不要去管乌克兰的事情了。"而当时，我正在管游击队的事。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参谋长是斯特罗卡奇将军季·安·斯特罗卡奇少将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2～1945年任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长。(译者注：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斯特罗卡奇条目载，"卫国战争时期，1941年6月起领导组建乌克兰歼击营和游击队，并参加了基辅和莫斯科保卫战。1942～1945年任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积极参与计划和协调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斗行动"；另：条目还提到1944年斯特罗卡奇晋升中将。)。他仔细审查各种作战方案，并向我报告。我们一起做出必要的决定，给游击队下达指示。 斯大林当时说："现在，这些问题将由科尔尼耶茨去处理。您是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我说："不错，我是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可我心里感到气愤。他早先派我去乌克兰，明明知道我是俄罗斯人，当时，因为考虑到我是俄罗斯人，我曾请求他不要把我派到乌克兰去。当时他对我说："现在是一个波兰人柯秀尔在领导乌克兰，俄罗斯人哪一点比波兰人差？"我答道："柯秀尔是波兰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籍贯问题。他的成长、受教育和做地下工作都是在乌克兰境内。这是一个乌克兰的波兰人，一个波兰裔的乌克兰人。"我再补充一点：柯秀尔精通乌克兰文化，是一位众望所归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这时，斯大林开始以一种我认为带有侮辱性的口气讲述他是如何将科尔尼耶茨列·罗·科尔尼耶茨中将192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9～1944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43年，从北高加索方面军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任第二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一起工作。召来，赋予他这项使命的。他告诉科尔尼耶茨说："开始解放乌克兰了。您去弄清需要些什么，搞个清单，看你们打乌克兰需要些什么。"科尔尼耶茨提出了他的要求，但尽是些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此刻斯大林奚落他："居然不知道接手领导职务都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您还是去当这个方向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然后再把成立政府和乌克兰境内红军已解放地区的领导工作都担当起来。还有，既然我们解除了叶廖缅科的职务，又根据您的建议任命了马利诺夫斯基，那您暂时得回到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您去了之后，应当和他寸步不离，监视他，考察他的行动。"拉林自杀之后，他就这么关照我，还要求我时时刻刻都待在马利诺夫斯基身边。 为了加强我方面军并补充部队，坦克军军长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被派到我们这里来。当时他用坦克支援了我们对科捷利尼科沃的进攻。科捷利尼科沃获得了解放。我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到罗特米斯特罗夫那里去了解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也乘飞机来到我们这里）。那时，我们的情况已经很稳定，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曼斯泰因已被击败，而我们则满怀信心地正向前推进。南方面军的部队其时已推进到马丁诺夫斯克车站。 现在，我想要替这位装甲坦克兵主帅，后来担任装甲兵学院院长罗特米斯特罗夫作为装甲坦克兵主帅，曾于1958～1964年间担任这个学院的院长，此后他还出任过苏联国防部部长助理的职务。的罗特米斯特罗夫说几句好话。我还是从1943年的冬天讲起吧。我们开始反攻时，哥萨克小镇上奇尔成了我们的一颗"病牙"。也可能是下奇尔镇，现在我记不清了。那里有一座奇尔桥很可能是下奇尔小镇，因为在上奇尔小镇有一座属于当地的小桥。，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经过，并和在那里做修复工作的我国桥梁工人谈过话。那可真是一项英勇的工作，因为敌人经常来"造访"，投掷炸弹，不仅想给修复工作制造麻烦，还想进一步破坏这座桥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桥梁修复部门的工程师和红军工兵必须十分顽强地工作。为了保障我军在顿河西岸挺进，我们必须拿下这个小镇。一直试图将德国人从那里撵走，但长期以来屡屡失利。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集中一个集团军，再加上坦克军。坦克军刚归属到我们建制，是一支新锐力量，很有战斗力。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在顿河岸边的村子里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来到这里出席会议的有罗特米斯特罗夫和他手下的人，以及翌日清晨应当投入进攻的那个集团军的司令员这是维·德·茨韦塔耶夫中将任司令员的第5突击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员表态说，他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并坚信一定能够拿下小镇。我对他不熟悉，心里总存有一些疑惑：不知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我觉得，他对完成任务所抱的态度过于轻率。我们开始考虑预定参加进攻的部队现在所处的位置；估计这些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到清晨破晓之前才能赶到。势必让他们在行进中投入战斗，这会搞得精疲力尽。这一切显然代价太高，进攻有可能受挫，事情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这时，罗特米斯特罗夫发言了，他说："同志们，我请大家相信我，明天早晨不要组织进攻。部队将会很劳累，精疲力尽，无法进攻。我们只会毁了他们。请给我一两天时间，我保证用我的坦克军攻下这个小镇。"接着，他描述了一幅鲜明的景象：在预定的一天，清晨日出之前、曙光初露时刻开始进攻。此时可以看清周围的一切，坦克不致误入险境。我们的坦克从三个方向摆好阵势。天刚放亮，坦克便立即开火，并向小镇推进。他说："我坚信，敌人会吓得灵魂出窍，抱头鼠窜。镇上的敌人不多。他们挖了掩体，修了工事，但兵力甚少。"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同意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意见，决定次日不发起进攻。先让集团军司令员把部队带过来，将他们安顿好。至于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人马已经在这里，而且也已经在坦克手们，主要是在将要参战的各坦克旅的指挥员中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确定了作战的日子和时刻。我告诉罗特米斯特罗夫，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将在坦克军发起进攻的时间到达。 一切按计划进行。那是个寒冷的清晨，我们来到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指挥所。黎明时刻，他一声令下，坦克便向小镇冲去。这时候我们觉得火力很强。当然，若是和我们的实力飞速发展、武器装备数量迅猛增长的时期相比，下奇尔河这点火力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敌人不也很弱吗？果然不出罗特米斯特罗夫之所料，我们取得了胜利。不久，敌人的飞机袭来。天气对轰炸非常合适。不过飞机的数量不多。他们盘旋几圈，丢下几枚炸弹，仅此而已；而我们的坦克则突进了小镇。于是，敌人便放弃小镇，逃之夭夭了。我们大家都向罗特米斯特罗夫表示祝贺：由于理智地、勇敢地、深思熟虑地使用坦克，保住了我们的步兵。其实，我先前也很敬重罗特米斯特罗夫统率坦克部队的本领，此事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敬意。后来我与他相见已是1943年的事了。当时罗特米斯特罗夫也率领他的坦克军来到库尔斯克的弧形地带。这点，我将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叙述。 南方面军的进攻顺利地继续进行。敌人且战且退；而我们则一步步逼近马内奇河和巴加耶夫斯克镇。这是个大镇，离新切尔卡斯克不远。新切尔卡斯克在顿河右岸，而这个镇在左岸。我们既攻占了巴加耶夫斯克，也攻克了马内奇斯克，这也是一个大镇。我们计划从这里发动一次坦克猛攻。我们设想，要是猛攻得以成功，我们就能突破至巴泰斯克和罗斯托夫。这次作战，我们主要使用的是罗特米斯特罗夫和他的坦克军，还有波格丹诺夫谢·伊·波格丹诺夫坦克兵中将，时任机械化军军长。（译者注：1945年被授予装甲坦克兵元帅军衔。），他当时已是坦克集团军司令员。为了赢得胜利，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但这次作战未获成功。敌人赶在我们前头，向马内奇斯克发动进攻。正好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和马利诺夫斯基来到这里，以便让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军尽快投入进攻。可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斗已经在镇内进行了。我们抵达之前，敌人发起反攻，并且已占领了半个镇子，因此我们的进攻未及实施。 当我们进抵马内奇河一线时，决定将方面军司令部迁移至马内奇河畔的韦肖雷村。这儿离部队要近一些，无论是保持通信联络还是下部队都会更方便些。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很能说明当时的形势和相互间的关系。纪律要求大家要严格遵守准确性这条原则，但有时候准确性会被美好的虚构所替代，而这种虚构绝非出于恶意，而是"职业习惯"所致。我军攻克了萨利斯克。我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想立即去一趟萨利斯克。这座城市刚获解放，我想去跟居民们谈谈心，了解一下人们在敌人占领下的生存状况，以及眼下他们都需要什么。我还想同第28集团军司令员格拉西缅科瓦·季·格拉西缅科中将任第28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1月。见见面。正是他指挥该集团军从阿斯特拉罕经过埃利斯塔一路打过来，解放了萨利斯克。途中我路过无产者镇。 有人告诉我说，布琼尼是本镇某村的人，戈罗多维科夫也是该镇一个村子的人谢·米·布琼尼是科久林村的人，奥·伊·戈罗多维科夫则是莫克拉亚耶里穆塔村人。。我还听说，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也是这个镇的人拉·格·科尔尼洛夫是哈萨克斯坦卡尔卡拉林斯克人。。但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布琼尼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镇上一个女教师上课时对学生说："孩子们，我们镇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里出了那么多在国内身居要职的卡尔梅克大人物。比如，有一位将军，他就是我们镇上的人。奥卡·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也出生在我们这里。他们都是我们的老乡。"学校里挂着他们的相片。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如何。但这种既为戈罗多维科夫、也为白俄将军感到骄傲的现象倒是很有些特色。一位是国内战争的英雄，红军的骄傲；另一位则是身为专制制度的顶梁柱，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叛乱的将军，这里全都混为一谈了：这位是知名人士，另一位也是知名人士嘛。 总之，都是和准确性和虚构有关。我曾去萨利斯克，那是一座草原小城。城里有一个铁路机车库，于是便成了萨利斯克草原的无产者中心。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格拉西缅科和他的司令部的成员。他说："我们一起去司令部吧。不错，我的司令部至今尚未准备就绪，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我们走进一处为司令部预备的房子。天色已近黄昏。我向格拉西缅科询问有关萨利斯克的情况："你们是如何解放这座小城的？经过一场激战吧？""是的，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穷追猛打敌人，迅即攻入萨利斯克城。""好，那你们就把司令部安排好吧。我不影响你们了。我想尽快赶回方面军司令部去，要走的路还很远。瞧，那边广场上站着一堆人，我要去跟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了解人们的情绪。"我走了过去。他们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整整坐等了三天，等啊等，等我们的人来。可就是见不到我们的人来，德国人走了，留下一座空城，而我们的人却没有来。"我回头一看，格拉西缅克就站在后面。我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他同样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彼此立即就心照不宣了。可他刚刚还对我说，他们是跟踪追击敌人冲进城的，作战部队无不如此；而这里的工人却说，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望眼欲穿，等着我们的人来到。战争中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我看，工人们说的是真话，而格拉西缅科则大有美化自己胜利之嫌。 我军向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的推进仍在顺利地继续进行。攻克了新切尔卡斯克新切尔卡斯克于1943年2月12日由近卫第二集团军解放（司令员是雅·格·克列伊泽尔）。。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到那里去，在部队里了解情况。现在我已记不清在这个方向作战的司令员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他的集团军的番号。但我记得这是一位优秀的司令员，他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据我看，他完全能够胜任自己所肩负的任务。从新切尔卡斯克我们去了沙赫特1943年2月13日，沙赫特获解放。。这也是属于我们方面军的一个地段。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从南面和东面对罗斯托夫发动攻击，同时还能从北面进行迂回。不过，眼下我们离罗斯托夫还远着呢。可我们已经得到从南边进攻罗斯托夫的命令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是根据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了解这次任务之艰巨的。当时我们的步兵师隶属于骑兵第1集团军，在库舍夫斯克镇方向的扎顿尼耶作战；从那里有一条路通到亚速去。这里是一马平川的顿河河滩地，罗斯托夫则高踞于山岗之上。所以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所有的接近地都是暴露的，都在机枪和火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如今，我们的步兵又将冒着敌人的火力穿越很长一段距离。这对我们说来不利，但命令就是命令。诚然，我们也曾设想过，也许能设计出另一种方案，以较小的代价、较少的牺牲去攻克罗斯托夫城。 我再重复一遍：战争中什么样的荒唐事都可能发生。当时，给我们方面军的建制内增拨来坦克兵团和骑兵兵团，好像是一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这些兵团归基里琴科基里琴科中将所指挥的快速机械化集群辖近卫库班第4骑兵军和近卫顿河第5骑兵军和一个坦克兵团。这个集群原先隶属北高加索方面军建制。指挥。此人我完全不认识。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到他那里去一趟，彼此增进了解。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认识他，我希望您也能够同他结识。从他那里回来时，我们就去巴泰斯克，在格拉西缅科那里过夜。"现在我已记不清基里琴科司令部所在的那个镇子叫什么名字了，就在罗斯托夫州的南部。当时已是傍晚时分，甚至可以说夜幕已降临。寒气逼人。我们"闯进了"司令部的屋子，搞得司令员的副官和几名勤务员措手不及。来的可是大首长，而他们却未能提前报告司令员。我们问司令员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休息了，并给我们指了指他的房间。马利诺夫斯基径直一步跨了过去，我跟在他后面。我们连大衣也没有脱，因为讲好很快就走的。我们身上穿的是旧式的冬季男大衣。我们走进房间里。基里琴科听到响声，已经把蜡烛点着了。他当着我们的面，穿好衣服，接着便开始汇报形势、部队的状况，以及他认为应当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的其他事情。 蜡烛的光线很暗。我甚至感到很奇怪，难道他就没有其他更好一点的照明物，而非得在烛光下给我们做汇报。后来我朝他的床铺望了一眼，他刚刚从床铺上起来。我发现，被子里怎么还在喘气呢？我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我又看了一眼，恍然大悟：这条被子底下还躺着一个人呢。我们听完他的汇报，向他告辞，走出屋子。上了汽车之后（我们两人合坐一辆车），我问马利诺夫斯基："您早就认识这位将军了吗？""是呀，早就认识了。""您有没有发现，要么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房间里的光线实在太暗，好像被子底下还有一个人在喘气。""我当然发现了。"我们一路上拿这件事逗乐，开玩笑。还真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军队集群的司令员有时候也会发生这一类趣闻。后来我们遇见他时，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在交战中基里琴科表现不凡。诚然，他的部队不满员，因为他过去在高加索跟德军的"A"集团军群军事术语：西方某些外国陆军的战役战略军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苏德战场作战的有数个法西斯德军的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即其中之一。每一集团军群编有2～4个野战集团军、1～2个坦克集团军和若干其他兵团和部队。美、英军队也有集团军群。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集团军群拥有若干个步兵军和一些其他的兵团和部队。--译者注作过战。当时敌人已撤离该地，所以总参谋部就将基里琴科的部队划归到我们建制，而我们现在就把他们用在了我们的战线上。在此之前，敌人已经从北高加索撤向新罗西斯克和塔曼了。我们离开基里琴科，前往格拉西缅科处，随后又去了一趟亚速城。我军已经占领了亚速城这是1943年2月7日的事。，第44集团军的司令部便设在那里。集团军司令员是霍缅科将军瓦·阿·霍缅科中将自1942年11月起任第44集团军司令员。1943年11月9日在尼科波尔牺牲。战前，曾任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毗邻地区的边防军司令员。。我认识霍缅科，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据我所知，战前他曾担任过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的边防军司令员，无论作为军人还是党员，他给人的印象都非常好。他请我们在他那里留宿，因为天色已晚，我们谢绝了，还是回到格拉西缅科的部队。 总的来说，我们到格拉西缅科那里去的机会较多，因为他那里正在准备攻打罗斯托夫的战役。但我们却一再推迟实施这次战役的时间，认为条件尚未成熟。往往一到格拉西缅科那里，我就问他："怎么样啊，瓦西里·皮利波维奇？罗斯托夫怎么样？"我总是用乌克兰语称呼他，尽管他的俄语说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战前，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我就与他很熟悉了。"罗斯托夫怎么样？""该死的罗斯托夫还是那样。"他就这么回答。 有一次，我和马利诺夫斯基约定开个玩笑，给他送一瓶香槟酒，但提出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攻克罗斯托夫之后才能喝这瓶酒。就让这瓶香槟酒摆放在他的眼皮底下吧。茨冈人又称吉卜赛人。由共同的族源和语言联系起来的民族集团，散居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其祖先是公元1000年末来自印度的移民。--译者注就是这样在马嘴巴下方拴上一撮干草，诱使马匹跑起来更有精神。我们也采用"茨冈手法"，决定给他"拴"一瓶香槟，让酒的香味促使集团军司令员加速攻下罗斯托夫。 我已经讲过，在那段时日里，敌人白天在空中不够积极，一到夜间，他们便劲头干足。他们出动类似于我们У-2型教练机的小飞机，对各条道路狂轰滥炸，朝汽车车灯扫射，使我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蒙受相当严重的损失。而最主要的是影响我军夜间的调动和转移。有一次，我们准备离开格拉西缅科的部队，回到韦肖雷村的司令部。他提醒我们，切勿夜间行车：不开车灯无法行驶；你若开灯，德国人就会朝你的汽车扫射。但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便对他说，这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夜间行车了。一上路，还真遇上麻烦了。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大概都打瞌睡了。忽然，一阵机枪点射。我睁开眼，只见车前直冒五颜六色的火花，还有曳光弹的痕迹。接着，炸弹爆炸了。炸弹在我们前方爆炸，离汽车较远。机枪的点射倒可以说大体准确，所幸提前量小了些。我跟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次历险，当成笑谈。 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支辎重队在行进：农民们用大车运送炮弹。汽车遭到扫射时，我们下了车，只见大车也都停在那里。一个拉炮弹的驭手被扫射吓坏了，钻进了大车的车身底下。这就叫做本能的反应！这时候必须有点什么东西掩护你，可他拿装着炮弹的大车当掩护。这也算掩体！人的本能就是下意识的嘛。 进攻仍在准备之中。诚然，我们并不需要从南面进攻罗斯托夫，因为我军已经在罗斯托夫以北开始顺利实施攻击，而我们也已推进到了该城以西。德军从南面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逼迫，但他们还是无奈地逃离了这座城市。于是，敌人逃之夭夭，而格拉西缅科率领他的部队，几乎未费一枪一弹便进入罗斯托夫，解放了它这是1943年2月14日的事。。当然，第28集团军及其司令员因为夺取罗斯托夫而赢得了荣誉和赞赏。但是，如果从实质上来分析，究竟是谁攻下了这座城市呢？结论是格拉西缅科，因为正是他的部队首先进入罗斯托夫，尽管他们为此还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去做。那位在北边实施攻击、迫使德国人撤出这座城市的将军，反倒不为人所知，退居次要地位从北面迂回罗斯托夫实施进攻的是近卫军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往往就有这样的事！ 我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来到罗斯托夫。格拉西缅科迎接我们，当即拿出了那瓶香槟酒。我们开玩笑说，也许这酒不应当跟你喝，而是要跟在罗斯托夫以北指挥部队作战的那位将军一起喝吧？格拉西缅科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他是个反应灵敏的人，当即说了句笑话搪塞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我们是第二次占领罗斯托夫。第一次是在1941年，我和铁木辛哥一起攻占了它，而现在是和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为此感到特别高兴，因为1942年德国人在此突破我防线，击败我军，越过罗斯托夫向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推进的时候，正是他丢失了这座城市。诚然，敌人并不是从罗斯托夫穿城而过，而是在该城以东强渡顿河实施突破的。如今我们却在这里举行阅兵式：我们的部队列队通过。这不仅给罗斯托夫人，而且给全苏联公民都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可是我们赢得新胜利的实实在在的反映：继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斯大林格勒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放弃罗斯托夫。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虽然当时我已经不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但我非常向往再去看一看斯大林格勒，看看现在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城市的面貌如何。所以我决定乘飞机过去。正好那里要组织一次群众盛会。我要了一架飞机，便去找舒米洛夫，而且就在他那里落脚。后来，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时而驱车，时而徒步，遍访从我们当年前来策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那一刻起便铭记于心的那些地方。我眼前所展现的是一幅令人亦喜亦忧的景象，因为整个城市已成一片废墟，唯余断墙残壁。我说不清，那里是否还有完整的房子。我去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火炮工厂、滨河街。满目都是被击毁的技术装备，以德军的为主。德军从这里发起进攻时，损失了许多飞机和坦克。没有清除掉的尸体也不少，但很难见到活的人。市民们一个个食不果腹，羸弱不堪，形如幽灵。 我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细看一处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地点。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男孩。他看到几个军人站在那里交谈，便来插嘴，参与谈话。他说："我还打死了一个德国鬼子呢。""你打死了谁？怎么打死的？""是这么回事。那时候德国人乱成一团，我就拾了一支步枪。当时地上乱扔着好多步枪。开枪我会：一瞄准就打死了。""哈，真开枪啦，那你知道打中他没有？""打中的。他倒下了。后来我还检查过，我把他打死了。""那你在这里是怎么过的？"（他满身污垢、衣衫褴褛，整个儿一个黑孩子。）"就这么过呗。吃死畜肉啊。还有，皮革厂剩了好些原料皮子什么的。我拿一张皮，剪碎一煮，就吃了；再把煮皮的清汤也喝了。就这么活下来的。" 总之，城市的景象惨不忍睹。舒米洛夫、谢尔久克和其他几位将军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当时我听到一则笑话，后来我讲给斯大林听，可他并不喜欢。如果把这则笑话讲给军人听，那他们马上就会猜到，笑话肯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建制下的部队里编出来的。笑话是这么说的："猎人们去打猎。打呀打呀，他们还真走运，居然捕获到一只活兔，活蹦乱跳的一只兔子。他们把它拴在一棵树上。兔子蹲在那里。猎人们决定不再在它身上花费子弹了，就动手用棍子敲它。敲呀、敲呀，把人都给敲累了。可那兔子仍然活着。猎人们大怒，歇息一会儿之后，议论道：怎么搞的，难道我们连一只拴住了的兔子都打不死吗？几个人又操起棍棒，再次狠敲猛打起来。打呀、打呀，还是没有打死。猎人们把棍棒扔了，心里琢磨：干吗要这么劳累自己，搞得连喘气的功夫都顾不上呢？那兔子是拴住了的，还能跑到哪里去？时间于我们有利……又过了一会儿，猎人们鼓起劲头，重又开始打它，打呀、打呀，终于把那只兔子给打死了。" 当我给斯大林讲述在斯大林格勒的见闻时，也把那则趣闻讲给他听了。他以锐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道："这么说，那只兔子就是被包围住的保卢斯啰？打了他好几次，可他依旧是活蹦乱跳的。只有当我们往那里调集了军队，又是大炮、又是坦克的，而且我军向西推进了250～300公里的时候，才最终把那只兔子给打死了，是这个意思吧？显然，这则笑话讲的是斯大林格勒。"可我们都是人呀，身上都有人的弱点。这则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廖缅科的心情也感染了我。给我讲述这则故事的第64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是叶廖缅科的好朋友。叶廖缅科是对的：是他和他率领的部队经受住了德国人的猛攻，拴住了"兔子"。而后来，别的人不过是敲打敲打而已。诚然，这丝毫没有抹杀顿河方面军的功绩，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斯大林格勒我还目睹了这样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当然，战争时期一切都是可怕的。我们的人在市内收集德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很担心即将来临的温暖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如果尸体在某个地方堆积成山并开始腐烂，那就很可能爆发瘟疫。所以，我们就尽快将尸体收集起来烧掉。大地冰封，开挖困难，而且危险。尸体实在太多，成千上万。将尸体一层一层地堆成垛，一层尸体、两层铁道枕木，如此交替着往上摞，再点火焚烧。大堆大堆的敌尸在燃烧。后来有人给我看照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了。这些照片给我留下非常不快的印象。据说，拿破仑还是什么人说过，敌人尸体的气味极佳。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但对我说来，何止气味难闻，即使看到这幅景象也是恶心至极！ 我还想讲一则足可令人发笑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同样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特征。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英雄的、悲剧性的、独具激情的时代。我们经受过撤退时的悲痛，后来在我军进攻和因为敌人无耻地入侵苏联领土而对他们实施惩罚时，我们也曾欢天喜地。有一次，应斯大林之召，我从罗斯托夫附近飞往莫斯科。当时飞机常常必须中途加油，因此在斯大林格勒降落。我就到第64集团军暂作停留。刚好遇上那里在举行军中庆祝活动，好像是荣获了什么勋章。集团军司令部在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里为指挥官大摆庆功宴。我应邀出席宴会，并与司令员同席。宴会的桌子都很小，坐不了几个人。和我们同桌的有一名将军、一名上校，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几个人在谈话，几杯酒下肚，嗓音不免越来越高，谈话变成将军和上校之间的争吵。上校是将军领导的那个兵团的参谋长。我认识这位将军，那还是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前的事；我跟他在哈尔科夫见过面，当时他还是个师长，给人的印象不错。他那个师成了近卫师。他的姓名我现在就不说了，尽管我还记得。问题是过去我对他挺好，认为他是称职的，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当两人之间发生争吵时，看来上校所持的理由更充足，而将军并没有什么道理加以反驳，便想仰仗自己的地位。上校最终使将军下不来台，将军突然使出将军的腔调用乌克兰语吆喝道："上校同志，可别昏了头！"他说这话时的口气很威严。那一位答道："是！"随即便默不作声了。我当然没有参与谈话，只是袖手旁观而已。可这件事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到达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餐桌旁给他讲许多事情，其中也讲到了这则故事。斯大林对此很感兴趣。甚至多年之后，还常常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面带微笑地说："上校同志，可别昏了头！"只要手中有权、有地位，何必挖空心思去找什么理由说服论敌呢。我是将军，你是上校，地位低的就得服从地位高的。上校就不可能比将军更聪明，没有这个理儿，应该多干活、少说话。我一生中遇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军衔级别不同、人品性格各异，但很遗憾，也常常会碰上这样的事例：人们在缺少合情合理的论据时，往往就会仗势压人，压服下级。 我还记得另一则也是源于生活的流传很广的笑话。"下级向上级某一位军事首长报告，而且有根有据地论证其对作战进程的观点之正确性：应该这么办，或者最好是这么办。可答复却是一阵怒吼：'你别给我论证了，你只管听着，照着去执行。你的任务就是执行，思考轮不上你。命令由我给你下：我怎么命令，你就怎么做。'"很遗憾，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改变，如何改变。军人们指出，这就是军队的纪律。解决问题是上级的事，下级只管执行。有这么一个公式："别做聪明人，做个执行者！"这个公式给我们造成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种状况。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不同了，文化也不同了。我觉得这倒并不取决于文化。这是战争环境留下的特殊印记。我弄不清楚，这究竟是纪律呢，还是宗派主义。就我而言，要比较准确地做出界定还真不容易…… 南方面军的部队在攻克罗斯托夫之后，向西推进，已前出到塔甘罗格以北米乌斯河沿岸。我早在1941年就很熟悉这一带。那一年，当我们把德国人逐出罗斯托夫时，我军的主力第56集团军就在这一带作战。精疲力竭的塔纳希申将军的坦克军残部也在这里战斗过。1941年底，第56集团军的司令员是齐加诺夫维·维·齐加诺夫少将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任第56集团军司令员。，一个大胖子。据我看，他本身不像是个战斗指挥员；他毕业于军事学院的物质和战斗保障教研室。这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十分聪明的人。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1941年，在解放罗斯托夫之后，我们想立即攻下塔甘罗格，所以一次再次地往那里调集部队，但毫无结果。有一次抓到两名俘虏，我决定审问他们。其中一个是捷克人。把他带来之后我就开始细加盘问，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当上俘虏的："我给你们带来了一挺手提机枪。我决定越过战线，投诚过来。来到你们军队的驻地，我找了很久，想找到接受投诚的人。"这使我们的将军感到气愤，他给我做了另一种解释。我对他说："你又不在现场。这名士兵干吗要胡诌呢？看样子，在他越过战线的这一地段是个真空地带。他一直在找人，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接受投降的人。"原先我可是得到报告，说他是俘虏的。原来他并不是被俘，是自己过来的。就让军人去进行驳斥吧，但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的侦察兵常常越过战线，敌人却发现不了他们。敌人也同样会找到我们的薄弱环节，渗入我们的后方。看来那个捷克人的遭遇与此类似。 第二名俘虏是罗马尼亚人，个头挺高的年轻小伙子，戴着黑色的罗马尼亚羊皮帽。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立即回答说："我们罗马尼亚人不搞革命，我们要打仗！"就政治观点来看，是一个还很不成熟的人。我对他说："革命你已经搞过了，仗也打过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当俘虏。就在俘虏营里等待战争结束吧。"就在1941年，当塔甘罗格城外、米乌斯河畔初期的战斗打响的时候，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里。这是一座小村庄，农民的房舍相当简陋。当地的居民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1943年，我们攻克罗斯托夫之后，也将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里。这个村子很适宜于设置司令部，因为它正好处在我们各部队的中心，从这里很容易与各部队建立通信联络。因此，1941年和1943年曾两度选中苏维埃茨科耶村。 不久以前，这个村子的一名教师给我来信，要我讲一讲这座村子在我们攻下时的状况。很遗憾，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与居民很少接触。为司令员准备的房子原来就空无一人，住户早已强制迁走了。这所房子戒备相当森严。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村子与我们先是放弃、后来又收复的其他许多农庄、村子相比，并无任何不同。所以并未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无非就是一个不太大的村子，从外表看来显得寒酸。何况当时无论1941年还是1943年，一切都为白雪所覆盖。此外，1943年我很少到这座村子来。我们刚刚搬去，斯大林的电话就马上追了过来，命令我马上去莫斯科。我立即飞往莫斯科，有人给我打招呼：这一去就回不了南方面军了，因为我另有任用。 我飞抵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了有关南方面军以及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那时候，马利诺夫斯基似乎已获平反。把我从南方面军召回，并批准我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基里琴科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而第一委员是谁，我已经记不清了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是库·阿·古罗夫中将。。我觉得，是某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告别时有些恋恋不舍。与他共事非常愉快，我同他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冲突和分歧。我们所有问题都是一起处理，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应当这样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和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商量，但一些基本问题主要还是由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两人解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会拿到会议上去讨论的。什么主持会议、讨论、争辩之类的事情都少有遇到，那都是为了研究某次战役或者采取新的行动。就日常问题做出决定都是捎带着干的，并且马上发出命令和号令。 与马利诺夫斯基好共事，还因为他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从不假意自谦，装出一副不睡觉、不休息的样子。很多将军战争时期都装出一副从不睡觉、整天忙碌、思考问题，因此无暇睡觉的样子。这当然纯属谎言和杜撰。要是没有最起码的睡眠时间，从体力上讲人就无法好好地工作。可以连续几个昼夜不睡觉，但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这在军事上甚至是很危险的。应当时刻做好准备：可以理智地思考关乎千万人生命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的行为举止与凡人无异。他的确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一个头脑灵敏、工作能力强的人。我很欣赏他关于军事问题的见解，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军事问题。但是他也休息。他总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休息，当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如果形势严竣，那又另当别论。到那时候是睡不着的。而且，不到事先规定的时间，他绝不上床。 有些人却装出一副从不睡觉的样子，似乎他们有一双不知瞌睡的眼睛，始终是耳聪目明的。这太荒唐！ 马利诺夫斯基给我讲过他生平的许多往事。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好像没有结婚，也没有带过儿子。他是由姨妈带大的，童年在敖德萨度过。他在评价自己的母亲时用语尖刻，甚至带侮辱性。他不仅不爱她，而且形成了某种自童年起就郁积下来的屈辱感。在谈到姨妈时，他总是满腔柔情；相反，一提起母亲，就会充满怨愤。他也给我讲过小时候在敖德萨当小伙计的情形。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跑了出来，跟随一支开往前线的队伍走。士兵们收留了他。这样，就算参了军。后来归属到俄军的建制开赴法国，在那里成为一名机枪手，参加了战斗。在那里他赶上革命爆发。 多年之后，已经是苏联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随我一起去参加美、苏、英、法四大国首脑巴黎会晤这次会晤于1960年的5月举行。。会晤流产了，因为恰好在会晤之前，美方派遣侦察飞机到我国领空进行侦察。这是一起我国反对挑起"冷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会议开幕式迟迟未能举行，于是当时我们有了"空隙"。马利诺夫斯基建议："我们去我们部队当年驻扎过的那个村子走一趟吧，离巴黎不远。我能找到那个村子和我们住过他家的农民。也许农民已经去世了：当年他老了，但他的妻子很年轻，说不定还活着呢。"我们说去就去：驱车沿着法国的马路进发。马路修得非常漂亮。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个村子。马利诺夫斯基记得它的方位。女房东的房子也找到了。女房东确实还活着。她有一个已经40来岁的儿子，还有儿媳妇、孙子。她说："我那老头儿已经走了很久啦。"她儿子热情地接待我们：马上就开始大办招待，拿出了酒来。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马利诺夫斯基开始回忆往昔的岁月，自问自答地说着："这儿还有个小酒馆呢，农民们常常聚集在那里。""您还记得？"马利诺夫斯基说："对，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么说，您一定还记得某某姑娘吧？"他们说出了那个姑娘的名字。马利诺夫斯基说："对，我记得。""哈哈哈！真还记着呢。这可是我们本地的美人啊。可惜她早已经不在了，她去世了。"又来了不少法国人。他们认出了苏联国防部长就是50年前驻扎在这里的那支俄军中的一名士兵。"当然啦，当然啦！我们大家也都记得呢。那时候，你们不是还养着一只熊吗？""是呀，当时我们是有一只熊。"马利诺夫斯基告诉大家，当他们开赴法国时，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只熊崽子。小熊崽子依恋士兵们，随即跟着他们到了前线。所以，农民们也就记住了这个标志。 马利诺夫斯基还给我讲了他生平的其他事情。他说："我曾参加过远征军，这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现在我已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向我讲了些什么，但我从历史中知道，这个远征军是历经千辛万苦才返回俄罗斯的。好像把他们派往那边，是为了让这个军的士兵们到白军占领的地区去。马利诺夫斯基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得以加入红军的队伍。这段情节对于理解斯大林时期的观念十分重要。马利诺夫斯基加入红军后，他曾参加那支前往法国和白军占领领土的远征军的罪名，就像达摩克利之剑一样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 一次，我同他谈话时告诉他，我和波波夫将军曾经在卡拉奇附近迷路，围着两具德国士兵尸体和一匹灰马的尸体来回转圈儿。我还告诉他，当天夜间我们还遇见一位通信兵的将军，并说出马利诺夫斯基的大名。他马上做出反应。我说："你认识他？""当然啦，熟悉得很，我跟他一起服过役。"接着，他就给我做了详细介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来到莫斯科，要去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部。干部部接待我的那位军官不知是出于不经意呢，还是因为工作马虎，竟然把我的个人档案交给了我。我翻了一遍，马上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何以还能活在世上呢？那里面收集着多少中伤我的伤天害理的不实之词啊。为什么我还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遭逮捕、被枪决呢？这倒是怪事了，而在这些伤天害理的不实之词中就有那位将军提供的材料。看来，他是一名秘密特工。他在那里面写了有关我的令人震惊的黑材料。从此以后我不仅连同他握手都反感，就是听到他的名字也觉得恶心。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他竟敢处心积虑地诬陷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我感到莫名究竟的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像他对许多地位更加显赫、在红军中所建立的功勋更加卓著的好人那样，逮捕我、枪毙我呢？看来，我在人生的抽奖中抓到的是一张幸运的彩票。我何以还能活在世上这一事实，也只能做如是的解释了。" 那已经是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事了，有一次，我在狩猎时遇上马利诺夫斯基。我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对他讲起斯大林对拉林自杀的反应，我又是怎样受命不能离开他马利诺夫斯基一步，当他躺下睡觉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他是不是闭上眼睛，他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总之，要紧随不舍地盯着他。这样的监视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一切都能觉察到，也明白为什么会有一名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在盯他的梢，而且在他每次调动时都要待在他的身边。如果说我并没有要求他将所有他下发的指示和命令都必须向我报告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举止有分寸、知轻重，并且他主动向我通报，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无需再向他提出类似的要求，从而也就使他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马利诺夫斯基回答我说："这一点我看在眼里；说心里话，你一直与我待在一起，我很满意。我是个老实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认为应当做的事。所以，你将会看到这一切，而且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是很满意的。"我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这意味着要向斯大林做相应的报告。实际上，我就是这么向斯大林报告的，看来，战争时期，生活本身使斯大林也不得不抑制自己那种动辄逮捕人、处决人的易怒心态了。 不过，我也说不清楚。要么我应当把我在政治局的影响（看样子这影响还真不小）、早在我遇见马利诺夫斯基的1941年我和铁木辛哥任命他为第6集团军司令员时给他所做的鉴定都记在我的功劳簿上。当时，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与敌人作战。总之，这就是我与马利诺夫斯基共事的情况。现在，他去世了，关于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除去我已经说过的那些好事之外，没有什么了。原则上说，所有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当你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得看你侧重哪个方面。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品质。这取决于对他做出评价的那个人的性格。应当摒弃次要的枝节、一切表面现象，看一个人主要方面的情况如何。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智慧和能力的基本倾向、看他如何使用自身的这种能力。马利诺夫斯基在这些方面是可以肯定的，是有益于苏维埃国家的。他的能力的运用是以建设我们的红军为宗旨，而在战争时期则以消灭敌人为目的。我们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在战争的头两年尝尽了酸甜苦辣。后来，我又和他一起享受到胜利的硕果、红军的辉煌战绩给我们所带来的欢乐，我们一起为把敌军从希特勒侵占的领土上驱逐出去而兴高采烈。 那么，关于马利诺夫斯基还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说说呢？我在下文还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会讲一讲，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如何在五六十年代为更新苏军的装备而殚精竭虑地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为我们带来极大满足的很有意义的一个阶段。至今我还常常会回忆起这一极富创造性的时期--改换苏军装备的时期，并以我曾有幸在这一时期肩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中央第一书记的重任而深感自豪。 总之，有些离题了，扯到对马利诺夫斯基个人的描述，我本来说到了应召去莫斯科。当我从苏维埃茨科耶小村起飞抵达莫斯科时，我在首都的自我感觉已大不一样，而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与不久以前相比也有了不同。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把乌克兰拱手让给敌人的"那些人"了。想当初，斯大林是准备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的。他准备把过错推诿给任何一个人，唯独不推到自己身上。在红军节节败退之时，他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用他的名义签发过任何一份文件和命令。"大本营"或者"总参谋部"，这都是签名，却不是"斯大林"这三个字！但后来，当我军开始进攻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每一份文件上都有斯大林引人注目的签名。对于撤退，正如人们所说，他是不承担责任的，至于胜利、消灭敌人，这可是他的功劳。如今，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某些可悲的史学家仍在踩着他的足迹，亦步亦趋地描述这段历史。对此，我还要说说我的看法。我听到过这样一则颇有意思、也很尖刻的笑话。有人这么说：丢掉城市的是士兵，收复城市的是将军。斯大林正是按这样的惯例行事的。士兵撤退时，见不到斯大林，开始收复我国的城市时，似乎就见不到士兵了，是斯大林去收复的，因为这里有他的命令，主动权属于他，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