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利卢耶娃还健在的时候，到斯大林家参加家宴是一件特别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既是个原则性强、党性强的人，又是个体贴入微和慷慨好客的家庭主妇。我对她的去世感到十分惋惜。她去世前一天，举行了十月革命庆祝仪式……游行队伍过来了，我站在列宁墓旁积极分子的队伍里。阿利卢耶娃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彼此交谈。天气很凉，斯大林站在陵墓主席台上，身穿军大衣（当时他总是穿着军大衣）。衣钩没有系上，大衣的下摆敞开着。寒风阵阵，阿利卢耶娃瞥了一眼，说道："我的那位没有戴围巾，一着凉又该生病了。"这一切都显得很随便，同我们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斯大林、关于领袖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后来游行结束了，大家纷纷散去。第二天卡冈诺维奇召集莫斯科的区委书记开会，他说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指阿利卢耶娃。--译者注猝然去世。我当时想："怎么会这样呢？我昨天还跟她说话来着。这么一位风华正茂、绰约多姿的女人。"我打心眼里感到惋惜："也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人总是要死的……"过了一两天，卡冈诺维奇又召集原班人马开会，他说："我这里转达一下斯大林的话。斯大林让我对大家说，阿利卢耶娃不是自然死亡，是开枪自杀的。"就说了这些。至于死因，当然没有对我们讲。开枪自杀了，无须多说。将她安葬了。斯大林去墓地为她送葬。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他十分伤心，为她感到悲痛。 直至斯大林去世之后，我才了解到阿利卢耶娃的死因。有这方面的文献。我们曾经问弗拉西克НС弗拉西克（1896～1957）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任政府卫队处处长，直至1952年，中将，负责斯大林的私人警卫。，斯大林的卫队长："是什么原因促使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自杀的呢？"他是这样讲的："检阅之后，按照惯例，大家都到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91～1969)1903年入党。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1～1961年及1966～1969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家里去用餐（他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处很大的住房。我也在那里用过几次餐。去的都是小范围里的人：阅兵司令员，那一次我记得是科尔克奥·伊·科尔克（1887～1937）农民，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联共（布）党员（1927年起），1918年起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官职务，曾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大清洗前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身后恢复名誉。，主持阅兵的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还有几位同斯大林最亲近的政治局委员。是直接从红场过去的。当年的游行都持续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用餐，喝酒，按照这种情况下的规矩。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没有去。后来人们都各自回家，斯大林也走了。他走了，却没有回家。时间已经很晚了。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开始坐立不安：斯大林到哪儿去了呢？她开始打电话四处寻找。最先是把电话打到别墅。 他们当时住在祖巴洛沃，但不是米高扬阿·伊·米高扬(1895～1978)1915年入党。1920～1926年历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6～1946年历任对外留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及其他人员委员。1937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42～1945年为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1964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1974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3～1976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后来住的地方，是在深沟对面。接电话的是值班军官。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问道：'斯大林同志在哪儿？''斯大林同志在这儿。''谁同他在一起？'那人说：'古谢夫的妻子同他在一起。'早上斯大林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身亡。"古谢夫是个军人，他也在伏罗希洛夫家里用过餐。斯大林走的时候，带上了古谢夫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古谢夫的妻子，不过据米高扬说，她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弗拉西克在讲这段经过的时候，加了这样的评论："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值班军官是个没有经验的蠢货：经她一问，就什么都对她直说了。" 当时还有私下的传言，说是斯大林亲手杀害了她。有这样的流言，我也亲耳听到过。看来，斯大林也知道。既然有流言，那肃反人员当然要记下来，并向上报告。后来人们说，斯大林来到卧室，发现阿利卢耶娃已经身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是同伏罗希洛夫一起。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很难说。为什么突然需要同伏罗希洛夫一起进卧室呢？既然想带个证人来，那就说明他知道她已经不在了？总之，事情的这个方面至今仍是个谜。 总之，我对斯大林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我只能凭我们参加的家宴以及片言只语来判断。斯大林在略有醉意时，有时会回忆说："我有时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她就敲门，大声叫道：'你这个人真没办法。没法跟你一起过。'"他还讲到，小斯维特兰娜生气的时候，也学着说母亲的话："你这个人真没办法。"说完又补了一句："我要去告你的状。""找谁告状呢？""找厨师。"在女儿的心目中，厨师就是最大的权威了。 阿利卢耶娃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我在斯大林家中常常碰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典型的高加索女人。她尽量不同我们迎面碰上。只要瞪上一眼，她就立刻不见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个女人是斯维特兰娜的保育员。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她就消失了。根据贝利亚的某些说法，我明白了这是受到他庇护的人。好个贝利亚拉·帕·贝利亚（1899～1953）农民出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1918～1920年任海关技术员和职员，1921～1931年在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1931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二书记和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32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后任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至1953年，偶有中断）1941年起任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安全总专员，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苏联元帅（1945年起），1953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内务部部长；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起）和政治局委员（1946年起），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年起）。1953年12月被处决。，他倒真会挑"保育员"。 我对阿利卢耶娃感到惋惜，也纯粹是把她当作一个人。她招人喜欢。她在工业学院纺织系人造纤维化学专业学习时，当选为党小组长，经常为各种各样的措词来找我商量。这时我总是小心提防：她回到家里，该不会把我讲的话告诉斯大林吧……温尼琴科弗·基·温尼琴科（1880～1951）乌克兰作家。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家，1918～1919年任乌克兰执政内阁首脑，1920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侨居国外。有一个短篇小说《比尼亚》。这个比尼亚在监狱囚室里被选为组长，因此他为所有的人做决定。我在工业学院当选党组书记，就觉得自己是比尼亚了。却从来没有因为对阿利卢耶娃说了什么而感到后悔。再说她在生活中是个朴实谦虚的人。她去工业学院只坐电车，同大家一起离开学校，从来没有显示自己是"大人物的妻子"。有这么一句老话：命运往往使我们失去最好的人。 我已经讲过，斯大林经常回忆起我在学院里工作的一些事情，我望着他，感到困惑不解：他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如何知道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看来，我在工业学院上学以及后来担任党组书记那段时间工业学院党组织生活的情况，阿利卢耶娃都向他报告了。看来她在介绍我这个政治活动家时，讲了一些好话。因此斯大林就通过她对我有所了解。起初我认为我被提拔到莫斯科做党的工作，是卡冈诺维奇的功劳，因为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时对我十分了解，我同他可说是从二月革命的最初数日就认识。后来我便得出结论：我的提拔不是卡冈诺维奇的功劳，很可能是斯大林的主意。这当然给卡冈诺维奇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概阿利卢耶娃在斯大林面前对我（说得简略点是）赞不绝口吧。 我也喜欢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有时在家庭环境中相见，我听见他是如何开玩笑的。他的玩笑对我说来可是非同寻常。我对他敬若神明，所以就没有料到他会开玩笑，这样他的每个玩笑我都觉得非同寻常：是"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人"开的玩笑。 我喜欢他们的家人。我在斯大林家里遇到了阿利卢耶夫老人和他的妻子，那也是个上岁数的人指阿利卢耶娃的父母。--译者注。应邀前往的还有列坚斯СФ列坚斯(1892～194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3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著名干部，1935年起任一级国家安全警官。受到清洗。和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有她的弟弟。我很喜欢她的弟弟：年轻帅气，有指挥员的军衔，不知是炮兵还是坦克兵……这都是无拘无束的家庭宴会，大家有说有笑。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然而我当时的看法错了。现在我发现，当时并没有全都明白。斯大林确实伟大，我现在也重申这个看法，他比他周围的每个人都高明许多。然而他又是个演员，一个伪善的人。他能够玩游戏，以便展现自己的某种品质。 我想再讲讲同斯大林的另一次会见，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在工业学院学习期间的事情。1930年，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当时我们的院长是卡明斯基格·纳·卡明斯基(1895～1838)1913年入党。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担任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1932年起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1925～1927年和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老布尔什维克，一个好同志。我很尊敬他。我们请他要求斯大林在第一批学生毕业时接见工业学院党组织的代表，我们希望听听斯大林的告别辞。我们打算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庆祝第一批学员毕业的晚会，我们请求斯大林出席此次庆祝会。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派出自己的代表，斯大林将接见六七个人。其中也有我这个党组织书记。其他参与这次会见的人已经毕业，我正是以党组织的代表跻身其中的。 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当即接见我们，谈话开始了。斯大林阐明了这样的想法：要学习，要掌握知识，但是不要心思不专，要深入而过细地通晓自己的具体业务。你们要成为训练有素的领导人，不是泛泛地领导业务的一般的专家，而是精通自己业务的专家。这里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要是雇用我们的专家，俄国的工程师，那么这位专家颇有教养，全面发展。他可以在女士的圈子和自己的圈子里谈任何话题，他在文学、艺术等问题上很在行。然而当需要他的具体知识时，比方说汽车停下不走了，他可以马上派其他人去把汽车修好。可德国工程师在社交圈子里就比较无聊。但是如果说汽车停下不走了，他会脱下西装，挽起袖子，拿上扳手，亲自拆开，把汽车修好，将汽车开动。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并不是具有泛泛的广泛知识，有广泛的知识很好，但主要是他们必须通晓自己的专业，而且是精通，可以去教人。 我们喜欢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点我先前就听说过，那还是在工人预科学习的时候。当时在落实这样的主张：大学我们当然也需要，但主要是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学校，这样我们与其说拥有通晓某个领域的受过教育的人，倒不如说拥有毕业于职业技校的专家，说得简单点就是工匠，他们比同一专业的工程师知识面窄，但业务更精。我们当时没有争论，我们全都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我至今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因此斯大林的讲话当时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个人能抓住实质，正确地引导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精力去完成国家工业化、发展工业和在此基础上使我国边疆不受资本主义世界侵扰的根本任务。人民福利的提高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谈话结束了。斯大林说："你们的活动我不能参加，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米·伊·加里宁（1875～1946）农民，后为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898年起）。曾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和三次俄国革命。1917年任彼得格勒市长，1918年任彼得格勒市政事业政治委员，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党中央委员（1919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会去的。他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同斯大林的谈话结束后，我们发现圆柱大厅里的会已经开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圆柱大厅，当时报告已经结束了。据我所知，报告是卡明斯基作的。然后是学生发言，最后是加里宁讲话。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然而他的讲话与斯大林的讲话正好相反。诚然，他也强调要学习，掌握知识，做我国工业精通业务的的领导者，他说："你们是基干指挥员，不仅应当通晓自己的专业，而且应当读文学作品，应当做到全面发展。不仅要成为自己专业、自己的机器和零件的行家，你们应当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行家。"所有听过斯大林讲话的人，无不面面相觑。我们可是刚刚从斯大林那里过来啊，加里宁就这个问题的讲话与从斯大林那里听到的讲话恰恰相反。我站在斯大林一边，认为他提出的任务更加具体，因为我们首先应当是自己业务的专家、行家，不要心思不专，否则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价值。谁对自己的业务更精通，他就可为自己的祖国和事业带来更大的好处。 我在莫斯科开始从事党的工作时，1931年1月召开了区党代表会议。当时的区党代表会议是半年或者一年开一次。1月，我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鲍曼区党委会的书记，科罗琴科杰·谢·科罗琴科（1894～1969）农民，后为士兵。俄共（布）党员（1898年起），1918年起在乌克兰担任各种党内职务，1936年起任莫斯科州委书记，1937～1938年任西部州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194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47～1954年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9年起），主席团委员（1952～1953年），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则当选为区苏维埃主席。区委的组织部长为特列伊瓦斯БЕ特列伊瓦斯俄共（布）党员（1918年起），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一个很好的同志。据我所知，群众宣传部长是罗佐夫同志，也是个很好的、工作积极的人。然后还有舒罗夫ВЯ舒罗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他的仕途是这样结束的：他不知是被捕了，还是1937年在西伯利亚自杀身亡，我记不清。 特列伊瓦斯在20年代是闻名遐迩的共青团活动家。他是萨沙·别济缅斯基АИ别济缅斯基（1898～197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6年起），诗人，曾积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著有诗集、长诗集和戏剧集。的朋友。他们都是莫斯科共青团组织的积极活动家。特列伊瓦斯是个十分干练和聪明的好人。然而当时卡冈诺维奇就曾经警告过我，说此人政治上有缺陷：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激烈斗争的当年，他曾经在所谓的91名共青团员支持托洛茨基宣言上签名。别济缅斯基也签名了。卡冈诺维奇说："所以要有所戒备，尽管如今特列伊瓦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而且由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任组织部长。"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应当说，特列伊瓦斯当时工作得很好，很忠诚，很积极。这个人很聪明，我对他很满意。不过我同他一起共事只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当选为红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这被认为是党内的升迁，因为红普列斯尼亚比鲍曼区的政治地位要高，因为它那光荣的历史往事--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红普列斯尼亚党组织是莫斯科起主导作用的党组织。特列伊瓦斯则留在鲍曼区。但我记得马尔戈宁НВ马尔戈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4年起），1917年后为著名党的干部，大清洗中遇害前最后一个职务为联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区委书记。身后恢复名誉。已当选为鲍曼区委书记。 特列伊瓦斯的结局很悲惨。他当选为卡卢加市党委书记，干得挺好。这个卡卢加市委名声远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然而，当1937年的屠杀开始时，他也未能幸免。我再次见到特列伊瓦斯，已是他关进监狱之后的事情了。当年斯大林提出一个主张，就是州委书记都得去监狱，检查肃反机关的工作有无问题。因此我也去了。我记得列坚斯当时是莫斯科州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这也是个有趣的人物。可怜的列坚斯结局也很悲惨。他被捕后被处决，尽管他娶了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之妹为妻，就是说，他是斯大林的连襟。我曾多次在斯大林的住宅、家宴上见到列坚斯，我作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也应邀赴宴，身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布尔加宁也接到邀请。 我就是同这位列坚斯一起去检查监狱。那是骇人听闻的情景。记得我走进一所监狱的女囚室。天气很热，正值炎夏，人满为患……列坚斯事先提醒我，这里可能遇到某某人某某人，会碰到熟人。的确，这里关押着十分积极和聪明的女人贝蒂·格兰БН格兰（1905年生）职员出身，俄共（布）党员（1924年起），20年代为共产国际和共产青年国际工作人员，1929～1937年任莫斯科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园长，1955年恢复名誉后为苏联作曲家协会、全俄戏剧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工作人员。。她好像至今仍然健在。她是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第二任园长。然而，她不仅是个园长，而且是实际上的创始人之一。我当初从未参加过外交招待会，而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懂得上层社会的礼节，李特维诺夫马·马·李特维诺夫（1876～1951）1898年入党。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当选党中央委员、中央执委会委员。1937～1950年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总是邀请她出席，因此她仿佛在这些招待会上代表我们的国家。眼下我在监狱里遇到她。她和其他人一样半裸着身子，因为天气很热。她说："赫鲁晓夫同志，我算什么人民公敌啊？我是好人，我是个忠于党的人。"我们从那里出来，又进了男囚室。这里我遇到特列伊瓦斯。特列伊瓦斯也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难道我是这号人吗？"我当即对列坚斯说了，他却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他们全都这样。他们什么都矢口否认。他们那是在撒谎。"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这些州委书记的处境很糟糕：侦查的事实材料都在肃反工作者手里，是他们在形成意见，他们审问，写出调查记录，而我们其实像是这些肃反机关的"牺牲品"，并且自己开始以他们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样一来，这就不是监督，而是假象，是用以掩盖他们活动的障眼物。后来我想到：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今清楚了，斯大林这是有意而为，这事他仔细想过，一旦有了需要，他可以说："那里有党组织嘛。他们不是在监视吗，他们有义务监视。"这叫什么'监视'呢？如何监视？肃反机关并不隶属于我们的党组织。也就是说，是谁监督谁呢？实际上，不是党组织监视肃反机关，而是肃反机关监视党组织，监视所有的党领导人。 当时我经常同斯大林见面，听他讲话：在各种会议上，在他家中与他见面时，在领导集体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环境中，听到和看见他的活动。在这个背景下，斯大林显得特别突出，尤其是他那确切的措词。这很博得我的好感。我全身心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 有一次我参加小范围的经济管理机关领导人会议。当时斯大林提出了经济顺利运行"六条件"见斯大林1931年6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举行的经济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新的形势--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其时我担任鲍曼区委书记。我接到电话，让我去政治局，斯大林要发表讲话。我马上来到中央委员会，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开会的会场不大，最多可容纳三百来人，已经是水泄不通。我在听斯大林讲话时，尽量不漏掉一句话，尽量把讲话内容记下来。后来讲话发表了。我再说一遍，语言简洁，对于所提出任务的确切表述，都博得我的好感。我愈来愈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承认他具有领导者的特殊素质。 我还在毫不拘束的交谈中遇到和观察过斯大林。有时是在剧院里。斯大林去看戏时，他有时托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或者一个人去，或者是同布尔加宁一起去。通常是当他有了什么问题，就邀请我们去，他想在剧院里就地交换意见，多半是同莫斯科市有关的问题。我们总是特别用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并且尽量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当时他提建议，通常都是用一种很好的、同志式的表示愿望的方式。 有一次（我记得那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情）有人给我来电话，让我按照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我知道这是斯大林家中的电话。我拨通电话。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听到一种传闻，说你们莫斯科厕所的情况不大妙。人们甚至为'小方便问题'满处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解脱的地方。造成一种不好的、尴尬的局面。您和布尔加宁考虑一下如何在市内创造适当的条件吧。"好像是琐碎小事。然而，却更加博得我的好感：瞧，斯大林甚至连这样的问题也关心，给我们提建议。我和布尔加宁以及其他负责人当然是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责成对所有的楼房和院落进行调查，尽管这主要是涉及院落，把民警也惊动了。后来斯大林明确了任务：要建文明的收费厕所。这个任务也完成了。修起了专用厕所。所有这些也是斯大林想出来的。 记得当时来自外省的同志们不知是来参加会议还是代表会议。埃赫罗·英·埃赫(1890～1940)1905年入党。曾参加为在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1925年起历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当时好像是在新西伯利亚任党组织书记）以拉脱维亚式的直率问我："赫鲁晓夫同志，有人说您在莫斯科市管厕所，而且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确有此事吗？""没有错，"我回答说，"我是在管厕所，我认为这里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因为厕所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是人们离不开的设施，甚至在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如此。"这件看起来是琐碎的小事证明，斯大林连小事也很注意。按当时的说法是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党的领袖，却不放过诸如城市厕所之类人所迫切需要的小事。这也博得我们的好感。 还有一些同斯大林的活动有关、可以说明他的为人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同寻常的问题，涉及到外贸部派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差的一个人。该讨论这个问题了。把这个人叫进来。他显得十分慌乱，约莫有35岁。开始讨论。斯大林问他："把事情经过都给我们讲讲，什么也不要隐瞒。"那人说，他是到这个国家去订货的。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属于哪个单位，去的哪个国家。但这不是主要的。这里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反应。那人接着说："我到餐厅里吃东西。我坐到桌旁，点了菜。一个年轻人凑了过来，问道：'您是俄国来的吧？''对，我是俄国来的。''您对音乐怎么样？''要是小提琴拉得好，我喜欢听。''你来采购什么货呢？''我来采购设备。''您在俄国当过兵吗？''当过兵。''什么部队？''骑兵部队，我是骑手，至今还喜欢马，尽管已经不当兵了。''你的枪法如何？你不是军人吗。''枪法不错。'第二天有人将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翻译给我听。我惊呆了。原来，这是个记者，是某家报纸的，但他并未向我亮明身份，我因为没有经验，就同他聊开了，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写道，来了这么一个人，他要定这个数字的货（这些全是瞎编的），他喜欢骑马，一个真正的好骑手，好射手和运动员，射击时可以在一个什么距离击中什么，此外还是个小提琴演奏家，如此等等。总之，胡扯了一大堆，吓我一大跳，可是已经无能为力了。过了一段时间，大使馆建议我回国。于是我就回来，向各位报告事情的经过。请务必考虑到这里决无任何恶意。" 他讲述时，大家都嘻嘻哈哈，拿他开玩笑，尤其是那些特邀人士。然而经常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却有所克制，都在观望，看看下文如何。我看了看这个人，有些可怜他：他不过是自己头脑简单、天真幼稚的牺牲品罢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批判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个人讲问题时很坦白，却显得难为情。斯大林还给他打气："讲啊，讲啊，"而且是平静的、友好的语气。斯大林突然说道："好吧，他是轻信了别人，成了这些耍笔杆的坏蛋和强盗的牺牲品……别的再没有了？""再没有了。""那我们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注意，以后得小心啦。"我很喜欢讨论的这个结局。 然后就宣布休息。当时政治局开会的时间很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更长，中间要休息一下，休息时大家都来到另外一个大厅，这里有桌子椅子，摆着茶和夹心面包。即使对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当时也是饥饿时期，我们生活得很简单，甚至并非每天都可以在家里吃顿饱饭。因此，到了克里姆林宫，就要在那里饱餐一顿面包夹香肠或者夹火腿，喝甜茶和享用一切福利，就像从未品尝过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的人一样。于是，当宣布休息、大家都去我们私下里戏称的"小食铺"时，他这个可怜虫依然坐在那里，看来是因为事情出乎他意外的结局而感到震惊，在没有人对他说会议已经结束之前，竟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很喜欢斯大林的这种仁爱态度和朴实作风，他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提交讨论，似乎这个人注定要倒霉。我想，大概斯大林得到了密报，此后斯大林亲自在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以便表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 还有一件事。那大概是发生在1932年或者1933年，当时社会上兴起了所谓的优胜者运动。滑雪运动员，当时在首都居领先地位的莫斯科电器厂的工人，决定举行一次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或者到远东的滑雪远征。他们顺利完成此项活动，回到莫斯科，为他们呈请奖励。他们都得到徽章甚至勋章。当然，这次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后来，土库曼人决定骑马从阿什哈巴德到莫斯科，他们也完成了这次远征。他们也受到尊敬，获赠礼品，又受到奖励。后来，其他城市和其他州也开展了"优胜者运动"。 斯大林突然说，这个活动要停下来，否则就没完没了：我们要是开始鼓励，实际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那么大家都要行军，骑马，设法"出风头"，脱离生产。"我们就会成为好四处漫游的人，"他说道，"就会公开鼓励这种漫游活动，甚至对此加以奖励。必须停下来！"于是当即终止了"优胜者运动"。这也很对我的心思：首先，这是毫无必要的沸沸扬扬；其次，鼓励漫游，鼓励某些没完没了的远征、行军的确是错误的导向。斯大林像当家人似地看待这个问题：必须让大家竭尽全力提高生产，促进人民的团结，满足他们的需求等等。完成一次体育滑雪远征，这很好，但这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真正的体育运动毕竟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去开展。 然而，下面这件事情却使我感到很不高兴。那好像是1932年的事情。莫斯科闹饥荒，我作为党委第二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去探讨让工人吃饱的办法。我们张罗起养兔的事情来了。这个主意是斯大林亲自提出来的，我对这事很着迷：以极大的热情贯彻斯大林发展养兔业的指示。每个工厂都在可以养的地方、甚至在不能养的地方养起了兔。然后又种蘑菇：修起了地窖，挖出了地沟。有些工厂靠这些食品把食堂办得很好，然而任何群众运动，即使是很好的群众运动，也经常会出偏差。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不愉快的意外事。这样的养殖并非全都能够收回成本，也有亏本的，而且并非所有的厂长都支持。当时有人将这些培育蘑菇的温室戏称为陵墓在俄语中，грибница（培育蘑菇的温室）与гробница（陵墓）词形相近。--译者注。 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中，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个报告，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卡冈诺维奇让我来做报告。这使我感到十分紧张，甚至把我吓坏了：在如此权威的会议上作报告，斯大林要对我的报告进行评估。当年主持会议的是莫洛托夫，斯大林从来不主持会议。直至战后，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的时候才比以前多。40年代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通常都比较克制。然而在30年代，某些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尤其是当有人敢于宣泄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当时这还是允许的。例如有一次，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这个总的说来脾气十分暴躁的人，突然严厉斥责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罗森霍尔茨АП罗森霍尔茨（1889～1938）商人出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1917年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8～1927年担任一系列军队和国家重要职务，1928年起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大清洗中遇害前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储备管理局局长；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身后恢复名誉。，差点动了拳头…… 总之，我作了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这话对我很起作用：的确我认为我们已经把所有混水摸鱼的人全都揭露出来了，斯大林尽管在克里姆林宫里足不出户，却知道浑水摸鱼的人还很多。实际上就是如此。不过我很喜欢他插话的方式：是以一种父辈的口气。这也提高了斯大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现在来说说我提到的觉得不高兴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列宁格勒也要作这样的报告。我对于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同列宁格勒在所有问题上都进行社会主义竞赛，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终于到了这个问题提上政治局议事日程的那一天。我来到会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座位并未编号，不过经常开会的人似乎都有固定的座位）。作报告的是一位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作报告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位书记，是拉脱维亚的姓氏。我对他不大了解。可他毕竟是列宁格勒市委的书记；仅凭这一点我就尊重他。照我看来，他的报告作得很好：列宁格勒人也干了不少事儿，他们也做到了节约，减少了许多票证的发放。 宣布休息，人们纷纷涌向"小食铺"，我不知为何留了下来。斯大林看来是在等后排的人退场。这时我无意中见证了斯大林与基洛夫关于这位书记的谈话。他问基洛夫，这个人怎么样。基洛夫大概对此作了正面的回答。斯大林则说了一通贬损和侮辱这位书记的话。对我说来，这简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我甚至都想不到，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工人阶级的领袖，竟然可以对一名党员如此出言不逊。 记得当年我们进攻并且占领了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当地的一名教员不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走过来问我，他要是入党可以给个什么职位。听了这话我很生气，不过我克制住了，说道："最重要的职位。""那是个什么职位呢？""给你发一支步枪，派你去打白匪。眼下这是最重要的职位。苏维埃政权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呢？""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入党了。"我说："那样最好。您别入！" 我扯远了。斯大林身为领袖，我本当向他学习如何善待人、理解人的，却说出了这样的话。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这番话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留下了对于斯大林的不好印象。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人的侮辱。这里提到的那位拉脱维亚人，是个普通人，看来是工人出身。当时拉脱维亚人在我们积极分子中人数不多。比方说我就曾遇到一位拉脱维亚人，他是第9摩托化步兵师第72团团长。在党内岗位上，在经济部门，在红军中，都有许多拉脱维亚人，我总是对他们十分尊重。再说当时我们不把人按民族划分。是按对事业是否忠诚来划分：看他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是主要的。到后来，那种按民族划分的小资产阶级对人态度开始侵蚀我们。从前只有社会地位重要：看他是出身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受到怀疑。因为在革命初期，共产党队伍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较少。10基洛夫遇刺 1934年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胜利者的大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这次代表大会上，都已经没有任何反对派了。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没有反对派参加的代表大会。是的，列宁在世时总是有反对派参加！30年代实行五年计划，情况很不错，大家都埋头搞经济活动。当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了为意识形态服务。意识形态如果不从物质上予以加强，就不可能巩固，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了。12月初的一天傍晚，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卡冈诺维奇打来的，他说："我在政治局打的电话，请您火速赶到这儿来。"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走进大厅。卡冈诺维奇迎住了我。他的神情有点可怕，充满警觉，激动不安，眼里噙着泪水。我听他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一会儿我再细说。此刻政治局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打算派个代表团去。其中有斯大林，大概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加上来自莫斯科党组织以及莫斯科工人中的人，大约60个人。莫斯科代表团要由您任团长。您要守灵，然后把遗体从列宁格勒护送回莫斯科。" 我当即前往莫斯科市委。我们组成了自己的代表团，当天连夜乘车前往列宁格勒。上火车和我们抵达时，我都没有见到也去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因为他们是单另乘坐几个专用车厢。列宁格勒沉浸在深切的悲伤之中（尽管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却把它当成所有其他人的了）。我们见到了悲痛欲绝的市党委和州党委的书记们以及其他许多人。我在那里还遇见了一些老相识。和我关系特别好的是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二书记丘多夫МС丘多夫（1893～1937）农民出身，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8年起担任一系列苏维埃和党的重要职务，1928～193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这是个美男子，一个很讨人喜欢、备受大家尊敬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手足无措，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一个叫尼古拉耶夫ЛВ尼古拉耶夫（1904～1934）1924年起为俄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党委和俄共（布）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指导员。1934年被单位解职，成为无业人员。12月被枪决。的人刺杀了基洛夫。我们听说，尼古拉耶夫不知是被开除党籍，还是因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处分，所以这是托洛茨基派干的。看样子，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暗杀，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慨。 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在列宁格勒待了多少天。列宁格勒人向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遗体告别时，我们也去守灵，我的印象中甚至还守了好几次。然后就将遗体转运至莫斯科，举行了葬礼。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对基洛夫之死的感受如何，我说不上来。卡冈诺维奇我是见了的，他深受震撼，据我看，甚至十分惊恐。至于斯大林，我只是当他在列宁格勒守灵时看见过。然而他善于控制自己，脸上丝毫不显露神色。况且我当时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他除了为基洛夫之死而感到悲痛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跟基洛夫并不很熟识。有一次我和他曾经在莫斯科红场某人的葬礼上讲过话。我们那次是为谁送葬，已经想不起来了。卡冈诺维奇当时告诉我："您一定得讲话，但是要注意，基洛夫也准备在葬礼上讲话。基洛夫可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所以您要好好考虑考虑，否则您可能留下个不良印象。"我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别无办法，而且我根本不能与基洛夫相比，所以，也许让别的什么人去讲话是不是更好？"不行，上面已经吩咐让您讲话。"于是我就讲了。我刚刚讲罢，卡冈诺维奇马上来到我身边说："好极了，讲得非常精彩。斯大林也注意到了。他说：'和基洛夫同台讲话是件难事。可赫鲁晓夫讲得很好。'" 要说到自己，我自认为是个不错的演说家。我讲话经常不用讲稿，甚至往往连个提纲也没有。我为报告做准备的时候，只写个数字的摘要，因为把数字记在脑子里很吃力，有了数字我做起报告来就会好得多。直到已经当了高官之后，我才开始宣读报告：每一句话的责任都十分重大，一旦说出口就很难纠正。所以我被迫用这种方式讲话。况且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人人都照本宣科……例如，在我准备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时，马林科夫1952年秋天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马林科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就对我说过："谁谁谁和谁谁谁在给你起草报告，你不必见怪。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就连斯大林本人，战争期间在1941年十月革命庆祝典礼上讲话的时候，他连报告里的逗号都没改动一个。人家把报告交给了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一遍，反正他绝对没有做任何改动，就原文照读。所以你不必难为情，这对领袖们已是家常便饭。"总之我们来到列宁格勒，下榻于一家最好的饭店。我们的代表有60个人，都是工人和职员。我们在灵柩旁边守灵，然后坐在饭店里交谈。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大家都为基洛夫落泪。 随后官方机器开始运转。它是如何运转的我并不清楚，与我无关。这个问题是斯大林亲自抓的。我处在那架机器之外，我的工作仅限于：在将灵柩抬到车站时，我们加入集体的行列，到达莫斯科后大家再一起从车站出来。事后报纸上登的是："莫斯科党组织向基洛夫同志表示敬意"。我在葬礼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妻子，现在我根本不认得了。 日常生活里基洛夫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却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我自己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后来就向米高扬打听基洛夫的情况。米高扬对他非常了解，便告诉我说："噢，怎么回答你好呢？开会的时候，他对什么问题也不表态。一言不发。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听说，基洛夫甚至能把饿着肚子的人也"镇住"了。1919年他在阿斯特拉罕演说时就是这样。当时吃不上饭，他就向人们发表演讲，人们听着听着竟然忘掉了饥饿这里所说的是1919年的事情，基洛夫时任阿斯特拉罕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那里的军事、政治形势很紧张，而基洛夫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第11独立集团军却未能在阿斯特拉罕战线上有效地抗御邓尼金的部队。。他当然是个聪明人，懂得应该说些什么。是呀，他的确是个真正的演说家！我在党代表大会上听过他讲话。他发言不用书面的讲稿，熟练地打着手势。真是个出色的雄辩家。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曾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仔细稽查被无辜判刑者的案件。什维尔尼克尼·米·什维尔尼克（1888～1970）工人，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参加者。1917年后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担任政治委员和特派全权代表，后在工会工作。1923年起任苏俄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起任冶金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4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2年任主席。1925年起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1925年为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196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我提出让沙图诺夫斯卡娅ОТ沙图诺夫斯卡娅（1901～1991）191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0年代积极从事共青团和党的活动，30年代被捕之前一直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曾任联合党委书记。参加该委员会，她本人曾无端坐牢16年，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刚正不阿、极其忠诚的党员。吸收到委员会里的还有一个坐了近20年牢的同志。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责任重大的委员会，它负责清理各种案件，做出自己的结论：为何在斯大林时期会有如此之多正直的人戴着"人民公敌"的帽子死于非命？ 自然，首先着手清查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杀害基洛夫的，促使他这样做的动机何在。研究这个案件时发现，尼古拉耶夫在刺杀基洛夫之前不久，曾在斯莫尔尼宫大楼也就是基洛夫任职的那个机关附近被肃反机关扣留。当时尼古拉耶夫引起了警卫队的某种怀疑，便遭到拘捕和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一支手枪。尽管有这个罪证（当时对待这种事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他又是在一个受到特殊警卫的地区（因为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区党委、市党委的全体领导人常在那里来往）被拘捕的，据委员会报告，尼古拉耶夫却被释放了。过了一段时间，尼古拉耶夫就杀害了基洛夫。所有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委员会和我们的警觉。 尼古拉耶夫可不是在广场上向基洛夫开的枪。不是的！他潜入斯莫尔尼宫，走进只供基洛夫使用的那道门，正当基洛夫上楼梯之际将其打死在楼梯间里。这立即引起怀疑：尼古拉耶夫是被某些人秘密派遣去实施这一恐怖行动的。此前尼古拉耶夫的行为就很可疑，也被拘捕了，可是又按照上面的指示给释放了。不但如此，尼古拉耶夫随后还获准进入斯莫尔尼宫，待在基洛夫上班的州党委的楼梯间里，在那儿迎面杀害了他。没有手握大权者的帮助，这样做绝无可能，因为所有通向斯莫尔尼宫的入口都有人警卫，基洛夫使用的那道门尤其警卫森严。只有那些可以进入这道门的人方可策划此事。 我们全都感到震惊。于是开始进一步分析。也许，在场者中间就有人事先知道此事的详情，但此刻却默不作声。当然，随同斯大林一道前往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肯定了解一些情况。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得到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材料。此事出自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之口，不过当然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任何文献资料。事情好像是这样：尼古拉耶夫被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跪倒在地，说他这样干是代表党"执行任务"。应当指出，尼古拉耶夫和斯大林谈话前一直拒绝回答侦查员的问题，要求将他移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的代表。他一再坚持说自己毫无过错，至于他为什么这样行事，他说莫斯科那边知道。究竟是否有人给他布置了"任务"，我很难判断。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使命。然而这会是谁交付的任务呢？ 当然，并不是斯大林亲自向尼古拉耶夫布置的任务。尼古拉耶夫还远不够格。但我毫不怀疑，有人按照斯大林的嘱托操办了此事。这次暗杀是自上而下策划好的。我认为，它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负责人亚戈达亨·格·亚戈达190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曾任军工监察员并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5年起任国家安全一级总政委。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经过公开诉讼程序后被枪决。一手包办的，而亚戈达只能按照斯大林的秘密嘱托行事。并且托付时只能像常言所说：面授机宜。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么，尼古拉耶夫很可能是希望得到某种宽大处理。可是一门心思地对此寄予希望却未免过于天真。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完成了任务还以为会给他一条生路。愚蠢之极。恰恰是在完成这样的使命之后，必须除掉执行的人，以免泄密。尼古拉耶夫被除掉了。 委员会开会时，伏罗希洛夫还健在，莫洛托夫则至今健在讲这番话时，莫洛托夫尚未去世。。但是我们还没有天真到向他们问起此事的地步。两人定会大发雷霆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一道参与了密谋杀害基洛夫。他们不会那么蠢。 委员会接着还查明，在基洛夫遇刺案的调查过程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逗留期间，斯大林曾要求把当天负责基洛夫警卫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委带去见他。当时还向党的积极分子宣布，用汽车将政委押去接受审问时，由于方向盘操纵失灵，汽车（系一辆卡车）撞到了楼房的拐角上，政委当场毙命。我们责成委员会讯问押送这位政委的人，让他们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车祸，政委即基洛夫的卫队长又是如何在车祸中丧生的。开始寻找这几个人，他们总共三个人，当时还向我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其中两人和政委一起坐在货车的车厢里，看着他，另一个人和司机在驾驶室中。这三个人无一生还：均被处决。这更深了我们的怀疑，觉得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的，汽车肇事也绝非偶然。 于是我就提出来："那么你们找一找，看司机是不是还活着？"我并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发现此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便认为司机作为见证人多半也被干掉了。然而所幸司机还活了下来。于是对他进行了审讯。他证实自己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讲述说："我们坐着车一路行进。我旁边坐的是一名肃反人员，他一直催着我开快点，好把被捕者及早送到。在一条街上转弯的时候，他突然夺过方向盘，朝一座楼房的拐角冲去。可是我这个人身体强壮，又很年轻，就夺回了方向盘。汽车拐了过来，仅仅把挡泥板碰坏了一点儿。根本没有发生车祸。不过我听见正在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汽车上面砰地一声巨响。后来就宣布说，这位政委'在车祸中'丧生。"可见，司机的供述进一步地揭露了旨在杀害基洛夫的那场阴谋的一些详情。 当然，基洛夫本人已不在人世，这里，本来可望水落石出、揭示此乃一场阴谋的有关线索也中断了。所有的见证人均被杀掉。不错，司机还活了下来。我对此感到很惊奇。杀人凶手都是些训练有素的人，却未能预见一切。犯罪几乎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到头来总会被揭穿。司机的情形也是如此：似乎一切都预先考虑好了，三个肃反人员除掉了，政委也杀害了（政委当然能说明很多事情：看来，他接到了什么指示，因为他俩走进大门，基洛夫开始爬楼时，他落到基洛夫后面），却把司机忘掉了。 后来我们又开始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格勒州分局局长梅德韦季ФД梅德韦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7年起），1917年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担任一系列职务，白海-波罗的海建设工地营的组织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格勒州分局局长。。据说，他是基洛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去打猎，两家也十分友好。也许，梅德韦季能说出点什么？结果发现，梅德韦季起初被流放到北方，后被处决。这就弄得无迹可寻了。他作为与基洛夫亲近的人，对谋杀可能有着自己的看法。委员会还报告说，找到了一个人，这人说，有一个女人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梅德韦季曾在她们医院住院治疗，并且对她讲过某些事情，希望她以后能把他的话转告党中央。梅德韦季说："我活不到那天了，要把我杀掉的。"可是我们没能找到梅德韦季与之谈话的那个女人，只找到了一点线索，而且这点线索也中断了。这一切都是什维尔尼克通过委员会查明的。 现在来说说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恰恰"选中"了基洛夫？斯大林为何要让基洛夫死掉呢？基洛夫是个与斯大林关系亲密的人。他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粉碎之后派往列宁格勒，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列宁格勒党组织此前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基洛夫扭转了这种状况，使该组织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依靠力量，中央决定的传播者。斯大林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基洛夫。此外，基洛夫还是一个杰出的群众工作者。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他在党内受到高度评价的那些品质了。我只想提一提，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一贯尽力为党的思想、列宁思想而斗争，在党内和民众中声誉卓著。因此党和人民都为基洛夫遭袭倍感痛心。牺牲基洛夫，为的是利用他的死震撼全国，迫害那些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迫害老布尔什维克，指控他们谋害了基洛夫。关于尼古拉耶夫，当时纷纷传说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也可能是实情，但在斯大林生前死后，都没有任何文献能加以证实。何况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能够接触一切材料，却没有发现尼古拉耶夫与托洛茨基派有什么瓜葛。 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有什么必要迫害老布尔什维克呢？委员会在调查杀害基洛夫的情况时翻阅了堆积如山的各种材料，与许多人进行了谈话。在此过程中查明了一些新的事实。当时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БП舍博尔达耶夫（1895～1937）医生之子，191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从事军事工作，1920年起担任党的工作，1923年起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部长，俄共（布）察里津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928～1937年任伏尔加下游边疆区、北高加索边疆区和亚速海-黑海边疆党委书记，联共（布）库尔斯克州党委书记。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在党内地位显赫。此人我是认识的，尽管和他并不十分熟识。1917年他在沙俄军队土耳其前线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舍博尔达耶夫是个革命前即已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为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去找过基洛夫同志，对他说："米罗内奇（关系亲密的人都这样称呼基洛夫），老同志们都在说要回到列宁的遗嘱上来，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议让斯大林改任另一个职务，把一位能更耐心地对待周围同志的人放到他的位置上去。人们说最好让你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了解到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基洛夫是如何回答的，我并不了解。但已经知道的是，基洛夫去见斯大林，把这次和舍博尔达耶夫谈话的内容和盘托出。据称斯大林回答基洛夫说："谢谢，为这件事我不会忘记你的！"这样的话很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在这一声"谢谢"之中根本弄不清楚，他是感谢基洛夫给他通了消息呢还是在威胁他。这段插曲揭开了帷幕的一角，让人略略窥见了何以后来要策划血腥屠杀的原因。 委员会很关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情况，他们四处寻找当年计票小组的成员。其中有的人还活着。我们找到了安德烈亚相同志即НВ安德烈亚相。和其他几个人。安德烈亚相我很熟悉，我在莫斯科红普列斯纳区当书记的时候，他担任十月区的党委书记。安德烈亚相和米高扬关系亲密，他俩早年曾经一块儿在宗教学校上学。安德烈亚相同样"蹲过班房"，坐牢时间不是15年，就是16年。据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小组的这些成员讲，当时表示不赞成斯大林当选的选票并不是大会上宣布的6票，而是260票或者160票。无论哪个数字都非常可观，尤其是在考虑到斯大林在党内的处境、他的过分自尊和他的脾气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却是，投票反对候选人斯大林的有6个人。 是谁指示计票小组虚报选举结果呢？我绝对相信，除了斯大林，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情。如果把表决结果和斯大林已得知的舍博尔达耶夫与基洛夫的谈话联系起来看，并且考虑到列宁关于斯大林容易滥用权力的警告，那么，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警卫基洛夫的政委遇害，押送政委的三名肃反人员被杀，全都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顿时一目了然。斯大林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既然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给他投反对票的多达260或160人，那这就意味着党内正孕育着不满情绪。什么人会投票反对斯大林呢？这只能是列宁格勒的那些干部。根本不能设想，赫鲁晓夫或者像他一样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提拔起来，对他盲目崇拜、看他脸色行事的年轻人，居然会投票反对他。这绝无可能。 可是那些老党员呢，他们曾经与列宁交往，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了解列宁，他的遗嘱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自然不能容忍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至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已经羽翼丰满，不再看重他们，开始将列宁曾指出过的那些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于是他们才决定同基洛夫谈话并投票反对斯大林。斯大林明白，身居领导层的老干部对他不满，如果能办到，还想把他撤掉。这些人可能影响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达到改变领导层的目的。于是便有了基洛夫遇害，随即又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许多军人都被处死。关于军人，我不能说其中一定就与舍博尔达耶夫和基洛夫的谈话有关系。很可能军人成了希特勒挑拨离间的牺牲品。希特勒曾经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抛出一份有关这些人与法西斯分子"有染"的"文件"。贝奈斯将这份文件寄给了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贵族出身，1918年起为俄共（布）党员，1917年前为沙俄军官，1918年起加入红军，至1921年前任第一、第八、第五、第七集团军和东部、高加索、西部方面军司令员，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西部军区部队司令员，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司令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作战培训部部长，1935年起即为苏联元帅。大清洗中遇害前指挥伏尔加河沿岸军区部队。身后恢复名誉。成了头一个牺牲品。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帅。他年仅27岁时便已在国内战争中任西方面军司令员。他事事崭露头角，这一方面令人高兴，另一方面又使人警觉：图哈切夫斯基会不会效法拿破仑的榜样，也想成为一个独裁者呢？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受到斯大林的极大的信任。实际上，从事红军建设的是图哈切夫斯基，而不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素养更高，更有组织才能。伏罗希洛夫只是在阅兵式上和各种演习中显示气派，主要是自吹自擂。因此伏罗希洛夫也热中于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如果现在要提当时被捕的那些人的姓名，这首先便牵涉到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时期的干部，他们在党内居于主导地位，分布在各个关键部门。斯大林准确地判定了投票反对他的人是谁。于是老布尔什维克便纷纷人头落地。他们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我国全体公民，不分党内党外，对此齐声附和。目前即1960年代末。在中国，毛泽东也是如法炮制，只是不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公敌"，而是叫做文化革命的敌人。 我重温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那些人仿佛一一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来到国外，住在列宁家中，接受他的指示。这是一些与列宁最为亲近的人。而今安在呢？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是如何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呢？他们上了"人民公敌"的名单。克鲁普斯卡娅写到了瓦累基斯，约·米·瓦累基斯（1894～1939）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担任苏维埃和党的许多重要职务，1923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省委和联共（布）中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中央出版部部长，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中部黑土地和沃龙涅什州委、斯大林格勒和远东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全俄执委会和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写到了皮亚特尼茨基约·阿·皮亚特尼茨基（1882～1938）细木工之子，1888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最积极的党务工作者和列宁主义者之一。参与1917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随后从事工会和苏维埃工作，1920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1935年起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担任各种高级职务。1924～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这是使列宁和俄罗斯保持联系的人），还提到了彼得斯维·克·彼得斯（1886～1938）农民出身，工人，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9年起为英国社会党党员。1917年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图拉、突厥斯坦）担任各种重要职务。1923年起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人之一，1923～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主持莫斯科州党的监察委员会。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了解彼得斯，因为我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他是莫斯科州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克鲁普斯卡娅还写到了一个保加利亚人。不久前《消息报》上曾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短文。文中没有说他是如何遇害的；如今就是这样写的：一个人曾经活着，现已不在人世，升了天，我现已不记得他的姓名。列宁需要搞到非俄国的证件时，他总是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弄来保加利亚护照。革命之后，列宁邀请他到俄国来，他就在这里工作。他临终前好像是面包厂联营组织的经理。此人同样丢了性命。为什么？因为当时展开了一场对亲近列宁者的大清洗，不仅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十七大的代表中间进行清洗，那些可能与他们有联系或者可能同情他们的人也都遭到了清除。 有多少曾与列宁交往过的人成了"人民公敌"啊！科秀尔，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扬·埃·鲁祖塔克（1887～1938）农民出身，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三次俄国革命参加者。1917年起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纺织工业局、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委会突厥斯坦委员会和俄共（布）突厥斯坦局、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起任党中央书记，1924年起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26～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政治局后补委员，老布尔什维克，一个极有威信的人，列宁对他十分尊重。梅日劳克瓦·伊·梅日劳克（1893～1938）教师之子，190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后任苏维埃、党和军事方面的各种职务，1924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前任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身后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与他的哥哥伊·伊· 梅日劳克（1891～1938）十分熟悉，此人在20年代初任"南方钢铁"经理，后来也无辜遇害。，极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和组织家。他一直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他是继古比雪夫之后最为优秀的一位。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同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老布尔什维克，与列宁关系亲密。彼得罗夫斯基，他属于自然死亡，但被解除原有的职务，派去做无足轻重的工作。彼得罗夫斯基在革命后不算是党内积极的组织家。可以说，他扮演了一个党的圣像的角色。因此，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大林并不构成威胁，只须把他打发到党的博物馆里去就行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埃赫，新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后来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逮捕他之后，斯大林说："原来都认为埃赫是共产党人，可是开始审讯他的时候，他却说：'你们干吗对我纠缠不休呀，我可不是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这是斯大林编造的，目的在于通过我们散播他自已的说法……至于瓦累基斯，也说他是"奸细"。总之，所有被捕的人都受到诋毁中伤，宣布他们不是什么共产党人，而是奸细。 实际上，斯大林所发动的这场大屠杀的起因，本身就证实了列宁的担心：如果斯大林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他会滥用权力。党没有听从列宁的话，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被杀害的不只是党的干部，而且殃及了所有的人。谁若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那就足以被列入相应的名单，随即便遭到流放或处死。 我还想谈谈一个想法。有些人和我聊天时说："赫鲁晓夫同志，您认为该不该谈论斯大林的恐怖行为？该不该指出处死这些人毫无根据？该不该说明他们都是些正直的人？也许，还可以理解和原谅斯大林，把所发生的事情看作历史的需要？"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我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些问题，我受党的领导层的委托就这些问题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做了报告，揭露和抨击斯大林镇压党的创建者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我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认为这是为党和我们国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斯大林所犯下的恶行，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任何恶行都应当受到谴责。不应当推托说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不！历史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我国并未因揭露滥用权力而衰弱，我党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此而变小。相反，党的力量还增强了，因为我们清算了斯大林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并且表明：为了确立苏维埃政权、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不需要这样的大屠杀。当发生革命和面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那是另一回事。当时牺牲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战争的四年期间，俄国人打俄国人，哥哥打弟弟，儿子打父亲。当时这倒还情有可原：历史发生突变，资本主义制度被破除和推翻，新的法律、新的意识正在确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开始掌权。那是正当的牺牲，革命的合理要求。 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根本没有这种必要。内战早已结束，破坏活动亦已停止。新的干部成长起来，工业蓬勃发展。不错，农业尚未壮大，但那并不是因为有人破坏，而是由于我们太落后：当时我们在农业问题上很差。我很担心的是，目前与个人崇拜做斗争的势头减弱了，出现一些文章，竭力对此避而不谈，想方设法忘掉这些事实。历史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勾销！所能抛开的只是那些坚持不懈揭露斯大林滥用权力的人，但事实本身却不会消失。不能闭口不提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我经常会见很多人，许多人都向我表示谢意，给我寄来信件和明信片，感谢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写道："我家什么什么人丢掉了性命，而我本人一直坐牢，现在回家来了，恢复了自己的清白名声；从前我是'人民公敌'的弟弟（或者是'人民公敌'的妻子），如今我获得了公民权。"还能有什么比这种赞许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呢？我对这一切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的确是这一进程的开创者，正是我在揭露斯大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时我也并非孤家寡人，事情是中央委员会做的，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的。不能说："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他这样干了。"当然也可以那样去想。但得不到支持，那就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而就需要提出来。即便我不提，别的人也会去提。党的领导要是不顺应时代的要求，那必然就会招致失败。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例证。我曾经多次劝告诺沃提尼安·诺沃提尼（1904～1975）1927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1946起为该党中央委员，1953～1968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1968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总统（他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和忠诚的无产者）："请您揭开帷幕，既然你们也有滥用权力的现象，那就加以揭露吧。"这种现象是有的，我知道的确有。我亲自目睹了斯大林向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充当"顾问"的肃反工作人员下达某些任务。这种办法早在1937年就搞出来了，后来运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处都有我们的"顾问"……诺沃提尼生气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类事情。"我回答他说："这件事要是您不肯做，其他人就会做，到时候您的处境会很不妙。"诺沃提尼没有听从我的话，这给他本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什么后果，已是尽人皆知。 如若我们没有揭露斯大林，那么我国也可能发生比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尖锐激烈的事件。我们是躲不过去的。必须将真相告诉人民和全党。怎么，不是当时的确有敌人吗？敌人当时有，现在也有。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没有斗争，没有流血，就不可能实现历史的剧变。总是要在某些方面采取尖锐激烈的措施，直至采取恐怖手段等。但是斯大林打击的矛头并不是指向敌人，当时苏联国内与敌人的斗争已经结束，他们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残渣余孽，零星地在某些机关有所显露，同他们做斗争根本用不着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当时遭到毁灭的是党员，首当其冲的则是党的高层，是那些奠定了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基础的人。打击的矛头指向他们，首先牺牲的正是他们。这种种罪恶行径无论如何也不能宽恕。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组织者。 究竟为什么斯大林当年要将他们置之死地呢？他杀害他们，是因为撤换斯大林的条件日臻成熟。在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活中，只应当运用符合党章规定的工作方法。就是说，随时都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上提出以另一个人取代某一个人的问题。要是不承认党员有更换领导人的权利，那我就根本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党不可能对群众有吸引力，因为这已经不是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了。事实上，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党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不起作用，多年都不召开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在偏远地区，党还在按照先前的方式活动，而领导人已经不是由全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斯大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想赦免谁就赦免谁。 我还记得一个小插曲，足以证实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的描述。我曾经多次陪同斯大林看过各式各样的电影。有一次看的是取材于英国殖民者生活的影片。我记住了影片的内容：当时需要从印度将一批珍宝运到英国，可是从印度开出的轮船所经的海路控制在海盗手里。于是就去找一个在英国坐牢的著名海盗，提出由他去操办这件冒险的事情，同时向他做了某些许诺作为交换。这名海盗同意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由他按照自己的决断从和他一道坐牢的人当中挑选全体船员。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他挑选了船员，得到一艘轮船，就来到印度，装上珍宝，启程返回英国。一路上他陆续干掉自己的同伙，方法是这样的：他每选定一个受害者，就把那人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就这样，他逐步干掉了这些强盗中的一批人……看罢电影后，斯大林像往日一样提出驱车去他"近郊别墅"小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与斯大林同坐一辆汽车，而我和布尔加宁坐我的汽车紧随他们。大家来到"近郊别墅"后，便立即去洗手间，像平日一样交谈几句。贝利亚说："我说，你知道我们坐车的时候斯大林说什么来着：这个船长是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贝利亚还怂恿我在进餐时提起这个话题，说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我犹豫了一阵便同意了，在就餐时说："斯大林同志，这个船长是个坏蛋，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全都给杀害了。"斯大林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也就此打住这番危险的谈话。 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就像那个海盗，只管自己列出一份份名单（他并不需要照片），然后向自己的手下人发号施令，看看该轮到谁了。比起他来，那个匪徒是小巫见大巫！那个"小子"只干掉了十来个或者十四五个人，而斯大林干掉的人是成千上万。我无法确切地说究竟是多少。但是，斯大林去世后，关在各个集中营里的人就有上千万。其中当然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也有我们的军人--当年的战俘。人数如此之多，这可是那个英国海盗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斯大林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干下了残害自己志同道合者的种种兽行，残害与自己同属一个党派、同在革命前搞地下工作、共同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朋友。当年斯大林不断地揭露出"敌人"的时候，我认为他洞察一切，他能识破一个个敌人……而我呢？自己身边有那么多的敌人，逮捕了那么多的人，我和他们成天打着交道，却没能发现他们是敌人……因此，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滥施淫威的行为现在激起了我更大的愤怒。那可是一些极其正直、无比忠诚的人啊。有多少我的朋友、我所尊敬的人也都丢掉了性命，比如像布勃诺夫安·谢·布勃诺夫（1884～1938）小官吏之子，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彼得堡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曾在顿河乌兰、莫斯科、北高加索担任苏维埃、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1922～1923年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联邦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1917年和自1924年起为党中央委员，全俄执委会和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883～1939）军官之子，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10月彼得堡武装起义最积极的参加者。后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乌克兰战役和平定"安东诺夫叛乱"的领导者。1922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主任，1924～1934年从事外交工作，1934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1936年起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总领事。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曾奉列宁之命查封冬宫里的临时政府。老布尔什维克布勃诺夫曾任教育人民委员，是个极好的人，平易、质朴，我非常喜欢。可突然间他就成了"人民公敌"。我感到苦恼：我对他满怀敬意，并没有发现他是敌人。当年我错误地痛责自己看不清敌人，而斯大林则远远地便能看见和觉察到敌人。难道现在我还要犯这种错误吗？不！绝不能吹捧杀人犯。死者当然是无所谓了，可是未来的一代需要了解真相，他们同样可能落入我们当年的处境。如果我们一味宽恕（所谓"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那么，对类似斯大林那样的人便会形成很大的诱惑，还会在崇高思想的掩饰下对人民进行镇压。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硕果累累。长期以来把全部功劳都归于一个人--斯大林。其实斯大林自己曾经多次斥责过这种观点，说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口号，把英雄人物放到了首位，而人民群众似乎只是乌合之众。人民才是永恒的英雄。在俄罗斯人民为反对拿破仑入侵而战的时候，谁是领袖呢？难道是亚历山大指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译者注吗？绝对不是！也许是库图佐夫？也绝不是！库图佐夫是总司令，但是如果人民不群起反对法国入侵，任何库图佐夫或者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拯救俄罗斯。正是人民挺身奋战，牺牲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才捍卫了自己的祖国。法西斯匪徒入侵苏联的时候同样如此。人民奋起抵抗。尽管斯大林杀害了许多最优秀的干部，使红军失去了首领，杀害了党和经济部门的高层领导人，尽管苏联经历了重重困难，尽管军队在备战方面出现重大疏漏，依然是人民而非斯大林击溃了敌人。 是的，当时最优秀的指挥干部被杀害了，别的人又根本没有成长起来，时间上还来不及。另外一些指挥员被推上了高级职位，却不具备指挥大兵团的经验和能力。此外，军队的武器供应也不充分，从战争刚刚打响时开始，就一直缺少步枪，没有机枪。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如今完全有理由指责尼古拉二世俄国末代沙皇。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译者注，说他的军队1915年连步枪也没有。然而我们开战时同样没有足够数量的步枪。当时我正在乌克兰，当我向马林科夫要步枪的时候，他说："打些刺刀，打些长矛吧。"我们要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炮，他却回答说："搞些可燃混合物去浇敌人的坦克好啦。"可是后来我们的战士往往不是用汽油去浇敌人的坦克，而是用自己的鲜血浇湿了大地，用自己的尸体铺满了大地。这是谁的过错呢？又是谁的疏忽呢？ 据说，斯大林战无不胜。那么失败归于谁呢？归于人民吗？的确，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士兵弃城，将军攻城。然而绝非如此！正是斯大林在战争前夕犯了许多错误：削弱了军队，削弱了我国工业的领导，这就迫使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将大片国土让给了敌人。法西斯分子侵占了苏联人口稠密的粮仓地带。但是尽管如此，人民毅然奋起，群情振奋，转入反攻并打败了侵略者。率领我军的新干部们在退却的战斗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可是假如能保存那些经过国内战争磨炼的干部、那些建立了新工业的干部、那些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经济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是一支难以击败的力量啊！），假如能以适当的方式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那么，敌人当然休想兵临莫科斯城下、占领北高加索、逼近斯大林格勒。眼下又有人高呼："斯大林乌拉！"这一切全都过去了，但我们为喊这样的"乌拉"已经付出了太大的血的代价。 如果现在不谴责那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不分析我们的错误，那么历史就可能重演。人民应当了解自己的一切情况，既了解有关胜利的情况，也了解有关失败的情况。他们应当了解自己的英雄，也应当了解失败的原因。而原因就是斯大林的专横霸道、滥用权力，就是那个斯大林，他容不下人，容不下党的领导干部，容不下当年曾经在列宁领导下与他一道工作的自己的同志。当这些人希望实行集体领导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先是将他们当作政敌，随后干脆将他们一个个处死。 我认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无论谁想要贬低或者抹杀，都不会有任何结果。谁都无法偷偷塞进这种想法：斯大林毫无过失，如果有过失，也并非罪行，而是错误，是在完成从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绝对不是如此！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站在屠杀本国人民的凶手一边。要那样做，就意味着鼓励那些可能再次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种可能性总的说来无法排除。如果不提高警惕，还会出现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