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卡冈诺维奇给我打电话说："您不是让我把您调到区上做党务工作吗。要是您不反对的话，我建议您去基辅。已经决定杰姆琴科同志去基辅担任区委书记，杰姆琴科要求把您一起调去当基辅区委组织部长。您要是同意呢，现在（那是个星期天）马上就可以拿上车票去基辅。那边全都清楚，杰姆琴科也知道，他会很高兴地迎接你的。" 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当时基辅党组织并不是我们公认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名声在外，都说基辅那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情况也的确如此，当地的无产阶级力量很弱，而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在乌克兰科学院周围。当时领导知识界的是格鲁舍夫斯基МС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乌克兰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乌克兰民族运动参加者。1917～1918年任中央劳动者代表会议主席。1924年起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2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多种科学著作。。当地的托洛茨组织也很强大。都认为当地的工作很难搞，对俄罗斯人来说尤其如此：对他们的态度不太好。所以我认为，由于民族主义分子把我看作无可救药的地道俄罗斯人，我在那里的处境会很困难。 不过我还是马上取了车票，当晚动身前往基辅，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基辅这个大城市。说实在的，此前除了莫斯科，我只到过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不值一提，至于尤佐夫卡，甚至还算不上城市。基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刚一到，提着手提箱就径直跑到第聂伯河边。我急于看看第聂伯河，因为我听过许多关于它的传说，也读过一些有关的书籍。我很想瞧一瞧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河。 我和杰姆琴科一道开始了我在基辅的党务和劳动活动。区执委会主席是沃伊采霍夫斯基。他也过早地牺牲了，被枪毙了。这人多少有一点儿乌克兰民族主义。过去他曾是地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组织成员，为人正直，备受尊敬，是个性情温和、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招人喜欢，工作勤奋。他在基辅可说是"适得其所"。杰姆琴科读过大学医疗系，但没有毕业。他1916年入党，并不特别倾向于工人，更多地是倾向知识分子，所以由他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后来他奉乌共（布）中央之命，主管西部乌克兰共产党的工作，就是管利沃夫希纳、塔尔诺波尔1944年改称捷尔诺波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认为他干得很好。 我就是这样来到基辅的。给我分配的是地方日常内部事务--工人和农民的事。我得承认，如今我回忆起那段时光仍然感到十分愉快。我在那里工作起来心情舒畅而轻松。基辅的人们对我极为信任，甚至可以说很尊敬。也有一些困难，比如失业的人很多，这在顿巴斯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已经是1928年了，可是在基辅还有失业的人打着红旗在大街上游行。我们后来把他们集中到基辅市杜马后来是基辅市教师之家的所在地。的旧址，那儿有一个可容纳400～500人的大厅，他们就在里面举行集会。基辅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不少，托洛茨基派的影响很大，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了基辅所存在的困难。 这些失业人员也相当典型，因为当时乌克兰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甚至工人还短缺。可是眼下偏偏又有许多没有工作的人，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他们成年累月闲待着不干活。我提议说："请吧，我马上就能给你们找到工作。"他们似乎很高兴，就问："去哪儿？"我说："去顿巴斯。"他们却说："不去，我们还是再待一阵子吧。"就这样，他们整年闲待着，而且看样子还准备再待上一两年。可就是不愿意去顿巴斯，说那是外省。那儿有许多矿工，而他们却干不来这种活儿。这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对我来说，顿巴斯、尤佐夫卡都是我感到亲切的地方，我想念那些矿工，我同他们相处得很好…… 1928年我在基辅干了整整一年。1929年我已满35岁。这是我还能考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了，而我只是工人预科毕业，一直渴望获得高等教育。因此我就开始争取让人家派我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