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融资来源的新角色虽然受到了非洲各国领导层的欢迎，但却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高度担心。有人首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它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资助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社会、环境和治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公共资助机构，欧洲投资银行在与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去合同后，其行长愤怒地谴责中国“不择手段”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密切关注着中国银行逐步开始直接与它们进行金融业务的竞争。世界银行前行长批评中国人在贷款的时候，忽视了环境和社会保障。Franois Crouigneau and Richard Hiault,“Wolfowitz Slams China Banks on Africa Lending,” Financial Times,October 24,2006.富裕国家抱怨说中国企业通过援助与出口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业务，而富裕国家早就同意大幅降低这种促进出口的方式。 尽管中国在治理和决策的许多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但援助数额仍然属于国家机密。中国政府仅发布了其援助数量最起码的信息，既没有任何官方数据表明援助在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分配情况，也没有按照部门或用途进行详细分类。这种保密的传统激起了误解、谣言和揣测。媒体（错误地）假定中国的援助计划规模庞大。有人报道说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流氓政权”获得了中国大量“不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苏丹和津巴布韦成为这一臭名昭著的例子的典型国家（事实上，它们只获得了很少的援助）。 中国贷款缺乏透明度还加大了人们对中国银行通过向最近被免除沉重债务的低收入国家发放贷款而“搭便车”的关注。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并不需要合适的资金会计，担心缺乏治理条件将会进一步恶化该地区早就深受官员渎职之害的腐败。牛津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主任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宣称：“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治理）已经异常糟糕了，而中国人却正在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 2005年《巴黎宣言》发布后，一些重要的捐助组织承诺改革它们的援助方法，以增加援助的有效性。作为非洲新的重要财政来源，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世界银行的发展议程，以及构成八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位于巴黎，成员均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主导国家尤为重要。所有这些组织均承认，它们对中国援助和发展资助所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摸黑进行的。 它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对非参与往往只是重复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中国所运行的模式。随着中国结束十年动乱，向来自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与投资敞开大门，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援助是如何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参与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富裕国家是如何确保援助既有利于捐助者，又有利于受赠者的。他们援助的内容反映了他们相信那将会是为他们自身发展服务的东西。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