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大陆月刊》（Overland Monthly）告诉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只有一个下等阶层的人才能被诱导住在城市外的郊区。在农村有一些使人们反感的东西，只有在城市人们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这就是那些新建的、但只有一半配套设施相应建立的城市的情形，在那里，人们从未从地震的威胁中完全解脱出来；而在那里的农村，农业和园艺的产品种类之繁多，在农村企业工作的人的报酬之高，是超过在文明政府之下的任何地方的！有一亿英亩适于耕种和放牧的土地，有数以千计的露出地表的黄金矿脉，有世界上最好的森林，而一半的白人生活在城市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这四分之一的人上缴了政府总税赋的一半。“山那边的矿工们，”鲍尔斯说，“说起去旧金山就像去天堂一样。”农村的立法机构成员宣称：“旧金山吸纳着乡村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美国所有内陆的大城市被认为正在快速扩张；内陆大城市的报纸哀叹小麦和黄金价格下降得比房租快多了，特别是建筑商无法满足主要由外来务工者带来的住房需求，这些新来的城市居民主要是收入较低的男子和年轻的家庭，他们渴望在城市中找到住处，无论条件如何，只要能给他们一个争取获得居留权的机会。据统计，仅在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2万人在寻找就业机会。 对此，从我个人观察的角度能补充的是，在任意某一天的中午之前，在这些城市的火车站里，我们都能注意到成年妇女和年轻女孩们从各处涌向站台，显然，她们跑到城里来买完了所需的东西，正打算晚餐时返回大概在100英里以外的农场。 在过去，令生活在美国农村的体面人骄傲的是，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或者在家庭内就可以制造出几乎所有家庭必需的消费品。但如果你现在离开铁轨，无论站在什么偏僻的火车站，墙上那些广告将说明现在的变化是如何的巨大。离开城市来到草原，走到任何一座有较长时间定居者的尚未荒废的农场，你会发现这里的家庭与城市中经常出现的是如此相似—无论是穿着打扮、家具装饰、食品饮料，还是言谈举止。如果有一架钢琴，他们期盼着能由一位城里的男士来调音。如果一个婴孩长大而鞋子的尺寸过小，新的尺寸将被送到城里，在城里找鞋匠来制作。如果谁的牙齿出了问题，他会通过电报与城里的一位牙医联系安排就诊。火车时刻表与年历挂在一起。农场的女主人抱怨她的女仆；像她们所需的仆人不难在城里的职业介绍所雇佣到，但只有那些最穷苦的、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来到农村，并且只要她们提前得到一点儿薪水，就极度兴奋地回到城里。农场主会补充说，那些男佣人也一样，农场主不得不一大早向外跑去找人代替某人的位置。你也将发现，农场主的某个儿子正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个儿子正在一所商学院就读，他最大的女儿正在某教育机构，农场主的子女们都在城里。我认识几个女孩，她们每天行程80英里到芝加哥的学校上课。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农村的学校校长、鞋匠、医生、店老板、裁缝、律师等职业事实上还没有离开农村，那么与过去相比，他们不得不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服务的人口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密切了；不仅是数量上减少，而且是重要性方面降低。只有一些下层的人将满足农村的职业需求。 那么，马萨诸塞州这里的情况如何？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报纸《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的通讯记者，描述了最近拜访两三个马萨诸塞州农业社区的情形，50年前它们一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荣耀。当该记者上一次采访的时候，人们带着骄傲描述他们的社会，他们感觉这里很多居民的影响力遍及本州，实际上在某一个时间里，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本州。但记者现在找到它们，几乎如戈德史密斯的田园诗中描绘的那样[ 戈德史密斯（O.Goldsmith），英国作家，著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年）、田园诗《荒村》（1770）和悲剧《委屈求全》（1773）。—译注]：礼拜堂已经关闭，教堂已经荒芜；那些著名的老客栈、货栈、商铺、磨坊和办公处所正在坍塌成断壁残垣，都空闲着，也许仅仅在某个角落发现做小时工的体力劳动者；只能看到从 前三分之一的孩子还在这里的校舍里，但是他们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的父母是在美国出生的。 去年夏天，我漫步在某个这样的地区，我的眼睛被一所独栋的房屋所吸引，崭新的油漆、屋顶、栅栏和门前院子里新种植的树木，令这所房屋带有与众不同的欣欣向荣的信号。但当我碰巧穿过院子与房屋主人讲话时，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句中他告诉我，他正在将他的房子装饰一新，希望某些城里的绅士相中这所房子作为乡村别墅。这位农夫正在变老，他曾经努力地工作，他感觉好像他退休的时候已到，他有权去城市里养老，享受老年生活的乐趣。因为几乎所有的老邻居都走了，他的孩子多年前也离开了。他的在城里长大的孙女们此刻正在前面的院子里玩门球。 相信人们都知道波士顿这里的情况如何。让我们回到欧洲大陆看看。我们年轻时读到，没有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像英格兰人那样，身上带有那么强烈的乡村品味和那么顽固的乡村生活习惯，确实也没有哪个国家富裕阶层的农村生活与他们的城镇生活相比像英国那样地迷人。然而，在《大英社会科学协会会刊》里，我们发现一位“专业人士”声称，与五十年前相比，现在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地区的人只增长了很小的数量；另一位专家谈到了“已经过分生长的城市仍然在加速扩张，农村人口数量保持静止或有点正在倒退”；同时第三位专家评论 说，城市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的优势正在吸引大部分农村中“富裕和独立的”的人口，也同样在吸引不需要在土地上劳动的所有那些工人阶级。 当我上次在英格兰时，十年来那里发生的变化甚至连一个进行短暂旅行的外来者都能察觉到。不仅欧文小镇的乡村绅士及淑女已经带着随从全部离开家乡，而且在不久之前英格兰地区所有事物似乎都依赖的那些生活方式的余烬也被完全清扫干净。在英国的所有乡村，我都能找到郊区的味道—大城市的商人把有盖大篮和包裹运到乡村，负责筹办物资的人员乘坐火车来到这里，人们通过信件（penny-post）或电报与城市保持着通讯往来。 在本世纪的前期，伦敦的持续扩张被作为不可思议和令人恐惧的事情而谈论；在那时需要十所房屋提供给新居民的地方，现在就需要一百所房屋提供给新居民。六个主要城市中的人口增长的平均速率，是整个国家（包括数百个其他处于旺盛发展时期的城镇）人口增长速率的两倍。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也比整个苏格兰快了六倍；当爱尔兰总体上持续不断衰落的同时，首都都柏林的人口却一直在持续增加。 穿过欧洲大陆，我们发现，巴黎吸纳了整个法国增加人口量的一半；柏林人口增加速度是整个普鲁士的两倍；在汉堡、斯德丁[ 即什切青（波兰港市）—译注]、斯图加特、布鲁塞尔，和其他数十座城市，城市的扩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乡村，与此同时很多农业地区实际上正在不断地丧失人口。在俄罗斯，以法律形式做出的特殊规定，对由于农奴的解放给贵族造成的损失所做补偿进行调控, 以防止某些农业地区农村居民的减少，这种危险的出现来自于农民阶级热心向大城市迁移。 继续向东，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中，迄今为止，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出现迁移；但那只出现在只有无名才给予逃避压迫的最大侥幸的社会，在男人用他们的马匹来计算女人数量的社会，在像对待敌人的发明那样对待节省劳动的发明的社会。 于是，毋庸置疑的是，像在古老的文明中出现的那样，在所有的现代文明中，也有一个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洪流。有些人似乎把我谈到的这个洪流的一系列征兆当作某种精神上的流行病，他们一直预期看到它导致的危机和反应。他们甚至已经察觉到了不断增长的对城市的厌恶和向农村的简朴生活回归的征兆。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讨论过于冗长，我只简要地讨论最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城市的扩张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正在消亡之间的关系，城市的扩张与神权带来的统治和神职行业正在消亡之间的关系，城市的扩张与成倍增加的书本、报纸、学校和其他普及的教育方式之间的关系，城市的扩张与改进的通讯、运输方式和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的应用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哪个国家开始放弃学校、报纸、铁路或电报，没有哪个国家开始恢复封建权力或提高邮费价格。王道与神职行业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增加牢固的地位。而相反地, 被认为是人类进步要素的、更容易看得见的力量仍在增长，在这些力量的促使下人们不断向城市聚集，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集在一起。因此，为持续上升的涌向城市的人潮做好准备似乎比指望人潮的消退更加合理。更加详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已经以方形的划分方式把公共土地分配出去了，其目的好像是为了阻挠狭长的农场所支持的相互靠近的农业居民点；我们已经用矿石储备作为奖赏，鼓励迁徙，鼓励与之相符的单独的、随意的、隔离的企业形式，它们与那些有组织、成体系、公共的企业形式有显著区别。这项政策已经显示出了明显的效果，最有价值的的土地已经被占据，最突出的、最容易开采的金属矿脉已经被占有，最富饶的冲积矿被遗弃给中国人，我们唯一能够合理预见的反应是来自于分散，而不是趋向于分散。 同样的政策确实一度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和信用的扩大，由此引发了极大的支出：大约20亿美元被用于购置美国铁路系统所需的固定设施和机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铁路系统，在鼓励我们的食物生产者大量分散的同时，也使得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依赖于所有传统的邻里之间的需求与供给、生产与交换的方式，并促使他们及其孩子们熟悉和依赖于城里人的便利和习惯。 在这个讨论的另一条轨迹中，我们都认识到女人的参与在文明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涌向城市的洪流中，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影响。丈夫或父亲常常会放弃农村的工作，接受城里对他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工作，就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久之前，我向一个非常明智、非常有先见之明的男人转让一份我认为十分优厚的合约。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在接受的时候犹豫不决，而当我问到他的妻子—一位金发碧眼、整洁大方的美国出生的女士时，她立刻说：“如果这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农场契约，但是非得要我回农村生活才能得到的话，那我宁愿不要它。我宁可面对城里的饥饿，而不要农村的富足。”这位妻子从小在乡村长大，并且她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最方便、最惬意的乡村地区中度过的。 你会觉得这些令人惊讶吗？简单地比较一下城市在学校、图书馆、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优势吧。乡村里最富裕的姑娘也几乎不可能像一个波士顿最贫穷的打工女孩在这方面拥有的那样多，这些女孩只要在优质、坚固、干净、光线充足的小路上走上一小段距离，就可以到达学校、图书馆、音乐厅或美术馆，令她们感兴趣的还有商店橱窗和形形色色的行人。 事实上，目前这些最贫穷的打工女孩很少利用这些特殊优势，但是，这只不过是因为她们还没接受适合的教育。然而，当她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时，在教育方面她们没有受到影响吗？很可能正如《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近期对纽约市贫穷缝纫女工生活状况与习惯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的：这些女工极度渴望逃离她们以前在农村经历的阴暗生活，她们期望娱乐生活，特别期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来满足年轻女孩单纯、贪玩的冲动，这些期望比任何其他东西更有效地驱使更多的年轻女孩来到城里。霍姆斯博士（Dr. Holmes）可能夸大了新英格兰 地区乡村社交聚会的粗陋和凄凉；但如果你曾经深入到乡村地区，看到过那些偏远的农场中节日庆典时那罕见的令人兴奋的场景，你就会认为一个年轻女人疯狂般地渴望逃进城市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合理的。 文明的女人首先是整洁的女人，她们对于被明亮欢快的事物所环绕的喜欢也许并不少于尚未开化的人，但她们会刻意地回避那些黏湿的、污秽的，以及“与周围不协调”的东西。文明的女人用自己的敏锐避免遭受这一类的烦恼，确实，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一个女人在文明方面进步的程度。想一下，在冬天或春天的日子里，一条乡间小道两旁、一所农庄的后院，通常是什么景象；想一下，在割干草的日子里（或其他任何时候）在偏远的农庄花园里通常又是什么景象。再想一下，当炎炎夏日，城里人花几个星期去农村，是多么的困难！为了整理好你的各种事情，为了干完无数你在家时认为微不足道的事，你需要走多远！又有多少不 确定、不寻常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为了使任何一个人的渴望都尽善尽美、细致整洁，就要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技巧专心于某一类特殊需求。在每一点上分工得越细，所有渴望得到满足的完美程度就越高。在所有的农村地区，随着男性劳动者进入城市越来越方便，在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男性劳动者的数量和种类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而在一年之中，我们看到伦敦地区的工商行业名录中新增了54种职业。 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这种流行的时髦言论不怎么感冒，这种言论想当然地认为妇女涌入城市生活（即使这隐含了巨大的贫困和危险）的强大趋势，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轻率的、徒劳无益的、妄动的、有失体面的行为。 然而，对家庭妇女涌向城市这一趋势影响最大的因素似乎是时间和劳动的节省，以及家务劳动对神经和精神的消耗和磨损的减少，因为各种形式的劳动组织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使家务劳动大为简化和减轻。举个例子，想想城市里的屠夫、面包师、鱼贩、杂货店主、各种商品的供货商、制冰人、清洁工、清道夫、邮递员、搬运工、快递员、电报员所做的一切，他们在你需要时会上门提供所有服务（在农村这些服务完全没有人提供，或者由每家每户自己完成，如果有效率地提供服务，那也是在令人厌倦的、持续不断的监督下完成的）；再想想城市所提供的排水沟、下水道、铺装、交叉路口、人行道、公共运输工具、公用煤气以及给排水系统那些公共服务。 但在这里又有种种理由认为我们看见的仅仅是将要到来的事物的征兆。我们以廉价交通工具方面的发明与需求的差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二十年前，我们从城市轨道交通着手试验廉价交通工具。目前在纽约，两匹马牵引的轨道车平均每天能运送100人，费用只有老式出租马车（hackney-coach）价格的五十分之一，每年接送的旅客总数相当于全美总人数。而今，数以千计的人每天步行若干英里，因为他们不能坐上车。发展真正的充足、便利、廉价的短途运输方式，出行的增长将不可限量。某些短途运输方式的改善导致过去五年间全伦敦寻求交通工具的总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至今，这种便利交通工具仍然是供不应求。 我们真正的增长是如此之快，我们所期待的也随之增加。两项最新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在良好情况下降低上路成本三分之一的方法。一个事务所已经发明了16项专利技术，提供了非常平坦的、几乎没有噪声的新型街道铺装形式；并经过两到三年的试验，其中一些专利已证明很有前途，肯定将很快改善城市的某些状况，将使不止一种目前城市生活中特殊的烦恼得以解决。一种对下水道系统的改进也似乎即将实现，它将使城市居民获得相当大的改善，特别会给更加开敞的郊区带来便利。 实验显示，用管道将被加热的气体像输水一样送到整个城市是可行的，它可被利用，并且热量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计量和计价。因而可以大量节省燃料，并减少某个十分困难的家庭经济环节的很多麻烦。没有人会考虑把这样一套供热系统应用在农场的房子里。 此外，我们显然还几乎没有开始着手计算电报给城里人提供的好处；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计算气体管道带给城里人的好处，尽管它们的重要特性已经被证明了。通过运用这两项发明，可以与一个身处10英里以外城市的商人取得联系，并通过管家从他那里得到货物，其快捷和便利就如同他住在邻近的街区一样。一个为500个家庭服务的独立管道站，从每所房屋向管道站发送订单的声音管道系统，和为本地配送包裹的运送服务，就是满足这一目的所需的一切。 系统化和集中化、大型机械设备的应用，如在公共洗衣房、面包房、厨房采用的处理程序（如果不采用的话，将会在分散中浪费人力资源）带来了节约和高效，但美国在这些方面，即使是一些大城市，也远远落后于欧洲许多较小规模的城市。 所有在这些方面的事业和发明的进步，必然会快速增加城市生活的经济效益和便捷程度，因此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都会减少农场生产出同样多初级食品原料所需的人力。比如说，每一次对大型设备的改进，以及每一次对耕作、搬运、收割、病虫害防治、脱粒和销售过程的完善，都将减少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由大型农业设备改进引起的另一个趋势是土地和农场规模的扩大，如同已经成功地应用在收割和销售作业方面的那样，当蒸汽机也应用在土地耕作方面的时候，将极大地加速这种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的农场将会更大地被分隔开来；我们那些农场前面距离那么长，以至于我们得过很久才能期望得到快速机动运输服务的乡村道路，尽管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能够支付得起修建那些坚固、平坦的道路的费用，我们或许很接近这种运输服务。[ 在泥土道路上缓慢地运送货物是可行的；目前有500台机车日常行驶在普通的道路上。]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谈及的城市拥有的所有各种优势，一方面绝对不会被生活在房屋之间距离达四分之一或半英里（约400或800米）的人所获得，另一方面，这些优势无论如何也不用包括对身体有害的人口密度。毫无例外地，文明的优势或许只有在一些郊区的邻里中能够完整地阐明和体现，在那里，每个家庭的住宅都与其他的住宅相距50英尺或100英尺（约16或30米）以上，并且离公共道路有一段距离。还必须记住的是，人对于乡村美景的欣赏明显是随他在文明方面的进步而增加，而不是减少。除了我们现在短途旅行安排所带来的费用、时间上的损失、麻烦和不舒服，郊外的优势几乎没有理由不应该无限制地加以扩大。只要让我们拥有廉价而舒适的运输方式，让我们拥有一部像古罗马建筑物法一样的法规，就一定会这样的。 随着铁路的改进，所有重要的火车站都将变成城市的中心或次中心，次重要的火车站也都将变成郊区的中心或次中心。对于大多数的日常普通用途，特别是主妇们的用途来说，一个社区不需要很多人口就能够获得城市的便利。我见到过一个居民在300人以下的小社区，这个社区内有一家公共洗衣店、公共浴室、理发店、台球室、啤酒馆和面包店。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牛奶会在早餐之前送到家里；干净的水果和鲜嫩多汁的蔬菜在被挑选不到半小时之后就被送到各家各户门前；报纸和杂志也由一个送报人分发给用户。我还见过一个居民不超过1200人的小镇，小镇上每天都有一位清洁工，像每天清扫自家房间地板一样清扫镇上的街道、院子、小巷和其他场所，并将所有的尘土垃圾运走。 建设高质量的道路和步行道，铺设排水沟、自来水、暖气等所需的管道，提供足够便宜、快捷、舒适的通往市中心的交通工具，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将一个健康和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地块的价值赋予任何农业用地。任何观察过法属农业殖民地的人都相信，与美国目前随意的定居方式相比，在法属农业殖民地，对全部居民来说，铁路、电报、煤气、自来水以及几乎其他所有与城市有关的便利都更加容易获得并且更加便宜，他们不会相信一个农场劳动者最后不可避免地必须要他的家庭放弃大部分城市的方便和福利。 但这引发了对一个问题的推想，我现在没有时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与其说是推想，不如说几乎是对它的验证：一个城市（只因为它对于商业功能的优势而）变得越大，对那些生活在城市中以及周边的人来说可获得的合作的便利也越大，包括较高等级的形式财富的积累—在知识、科学、艺术方面，也包括家庭经济方面，从琐碎、拘束、狭窄的烦恼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和精力也越多。 也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人们从乡村生活环境中的撤离主要是由持久性质的客观情况导致的结果。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近来由于商业优势而快速增长的城市，很可能在未来仍然对人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很快将会出现我们以前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未见过的超大城市；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文明的继续前进，将主要依靠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的精神和性格所受的影响。 现在人们知道，城市中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农村，城市中疾病、痛苦、恶行、犯罪的平均数量更高。如果不是现代科学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很多折磨城里人的特殊弊端的原因，并且提出了预防它们的方法，这些弊端将会使得文明的前景非常黯淡。例如，人们已经发现在通常情况下, 城市内部那些密集的大型建成区内，单位数量空气中需要通过肺部吸收的对人体有利的物质，在数量和质量上远低于农村，甚至低于城里的非中心地区或建筑物比较稀疏的地区；人们还发现，代替这些有利物质吸入肺部的是空气中携带的高度混浊、刺激性的物质，这种作用往往会强烈地损害人们的健康活力，这种作用的强烈程度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最明显的方式看出—就连位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金属板面和雕像，由于它们受大气污染的影响，被腐蚀和磨损也比位于农村地区的快得多。 由同样原因导致的身体不适和浪费体力，无疑会间接并非常严重地影响城市人的思维和精力；但通常的印象是，这也许不能完全解释城市培养出来的那一类人的怪癖。如果考虑到，每当人们要穿过十分拥挤的城区，仅仅为了避免碰撞那些在人行道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的人，就不得不一直观察、预判和提防别人的行动，我们就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城里人的思维会如此怪异了。这些判断包括对他人意图的考虑、对其长处和短处的计算，但这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为他们的利益。于是，当我们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密切接触的时候，我们以一种不怎么友好，甚至是带敌意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当参与商业竞争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很多交往有相同的倾向—以冷酷的，乃至使对方更加冷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的倾向。这类交往或思想交流所需的观察和思维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在城市人的经历中是如此微小和普通，以至于很少被人知觉。尽管如此，这肯定会包括一些代价。农村来的人甚至能感受到街道上的接触对他们的神经和思维的影响—他们经常抱怨被它搞得十分窘迫；如果我们在整个醒着的时间一点也不减轻这样的影响，将都会感觉到承受痛苦的折磨。因此，我们应该有减轻这影响的机会，不仅是以此使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舒适，而且使我们有能力保持一种克制的、温厚的、健康的精神状态。这是许多方面中的一点，因此如谚语所说的那样：一个在城市街道长大、直接和完全受到城市影响的人，在反应快的同时，也总是会带有一种特别顽固的自私自利。在这些人生活的每一天里，他们看到数以千计的路人与他们面对面接触，与他们擦肩而过，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的经历。 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数次这样的事件：当清除影响城市发展的人造障碍，尤其是拆除那些以前以犯罪频率、疾病流行和居民寿命短而著称的区域，并根据规划重建后，随之整座城市—而不仅仅是这个衰落的地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便得到了显著改善。 尽管这些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极大地减轻和抵消上面谈到的这两类弊端，但必须牢记使用这些方法有极大的困难。一两个过去的案例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困难的程度。 三十年前，当纽约商业特区被烧毁时，曾经有绝佳的机会重新专门规划一个服务于商业的特别地区。之前的布局以随意的方式达成，而且在它有限的方案设计结果中，总是更加关注半农村人口的居住。这个老方案从废弃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它对商业的不方便已经被市民们忍受很多年了，从与场地与邻近的、适于航行的水域的关系角度设想一下，没人认为它还有除了商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然而，平衡各种土地所有者利益得失的困难阻碍了对原有街道线路的任何重要改变。由于这样因循下来的不利条件，每个工作日有数千美元要从商业的利润中划减。每年的损失金额高达百万…… 因此，对一个已经实施的蹩脚规划的调整是不可行的，现在，我们明白了这种情况，所以无论在哪里，一定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防止在城市建设方面犯错误。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个大城市正在形成，却根本没人关心如何去避免劣质的规划。即使是那些最为残忍的异教徒（尽管我们还向其传播福音），他们对其他人承受的痛苦都不比我们一些最有前景的城市在规划中所表现的更加漠不关心，现在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应该对城市规划负责。 前不久某个城市的市长邀请我去该市，在众多议员面前演讲并解释某些建议作出的改变的好处，特别包括拓宽两条直通城外的道路，但到目前为止这两条道路只部分开通，而且根本没指望能全部开通。在我演讲并解释之后，两位市议员先后来到我面前，私下里对我说出了他们的实际想法：“很清楚，这个建议是好的，应该被采用，城市无疑会从中获益。但与其他建议相比，我所在选区的选民们对此兴趣较小：他们目光短浅，嫉妒那些比他们更直接受益的居民。因此，如果我对这个建议投赞成票，我想他们不会高兴的，但我希望这个建议能够通过并实施。” 议员们不愿意看到连一个陌生人都会对他们的聪明才智产生严重的质疑，以为他们没有看到建议的优点。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放弃根据他们的最佳判断来履行作为城市立法者的职责，服务于市民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将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很显然，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继续发展的话，人类在健康、美德、幸福等方面的文明进步会受到严重危害。 几乎肯定的是，今天的波士顿仅仅只是将来大波士顿地区的核心。几乎还可以肯定：城市会继续扩展数英里，覆盖目前在本质上仍完全是乡村状态的地区。在部分地区，农场主们正在设计旨在缩短伐木场与火车站之间拖运距离的公路，其线路由原先的地产界线决定，而这些地产界线最初又是根据遗产的公平划分来确定的；在另外一些地区，某些疯狂的投机商或许正根据规划给街道确界钉桩，这种规划是在一间经纪人的办公室里用尺子和铅笔勾画出来的，其主要目的不过是印刷成平版地图，让其他投机商看见时留下一个好印象。如果采用这样的规划 方式，而不是让目前还未普及的职责或公益的观点占据主导的话，那么只要波士顿仅仅以目前的速度继续成长几代人的时间，然后简单地坚持下去直到它变得像现在的林肯郡一样古老，更多的波士顿的男人、女人、孩子在身体健康和精神道德方面会比现在生活在美国大陆上的人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这是一个小问题吗？一个仅仅是鉴赏力的问题吗？一个过于敏感的推测吗？ 我们大多数人一定会观察到，当克服很大困难、付出很大代价将城市中原来20英尺宽的车行道路拓宽到30英尺后，目前，车行道路的宽度无法满足当前商业贸易的需求，而且已经比从前道路宽度无法满足从前商业需求的程度还要严重。拥堵变得更常见，车辆行驶得更加缓慢，还经常被阻止，发生碰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人行道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于是树木被砍倒，门廊、凸窗和其他侵占道路的设施被拆除，但对那些希望使用人行道的人来说，能供他们舒适行走的人行道却在逐年减少。 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从城市内部到周边的距离将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所以，建筑物之间任何特定空间相对于所要提供的服务会相应地更加不足。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那么人们生活在城市中而承受的种种弊端，在未来很可能会继续恶化，除非预先想出并采取防止弊端恶化的方法。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讨论方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严肃地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清楚：数百万同胞的痛苦或幸福将取决于这些方法。 我们暂且在我们头脑中记着两个磨损和腐败的来源，它们是可以补救的，因而也是可阻止的。我们可以承认，商业需要在城市的一些区域里进行建筑布局，这个布局以及街道和交通的特点，往往成为产生身体衰败和精神刺激的条件。但商业本身并不需要在城市的所有区域中有同样的条件来维持运转。 阳光和植物的叶片对空气进行着消毒，同时，植物的叶片通过过滤对空气起到自动的净化作用。如果我们可以经济地提供以下这些机会：让城市居民能经常地从商业区受压抑、受污染的空气中解脱出来，让肺呼吸到被树木和阳光过滤净化过的空气，并能经常地从需要保持警惕的环境和必须谨慎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从前，当城市被城墙环绕时，所有的商人都住在自己的商铺里，晚上和他们的孩子、学徒工、仆人们一起围坐在厨房的火炉旁。但现在商人们的住处都是单独建设，并有较大的房间，居住者有一个可以度过晚上时光的客厅；他们在地面上铺设地毯以保持安静，在窗户上悬挂带褶的织物当作窗帘，并在墙上贴了壁纸。既然建造城市可以不再需要城墙，并且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所有房间，那么，为什么不应当在可能用于居住的地区与专门的商业区之间作一些类似的区别呢？ 例如，用于隔离、遮荫、美化的树木栽植在某些街道两旁是不适当的吗？也许在你看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是不必要的，因为遍及美国城市的树木通常都是栽种在街道两旁的。不幸的是，树木这样种植很少解决了在这些情形下系统地养护树木是否可取的问题。首先，无论哪里，街道都被设计得特别相似。树木栽种在被设计为人行道的空地上，当最初还是小树苗，周围是农村和郊区的时候，这些树木不是很挡路，但随着树木长得越来越大，其所在地区的周围变成城市，树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与此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空间用于通道。这并不是全部问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树木以不良的方式栽种，几乎可以确信：树木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么立刻死去，要么生命力大大降低，以至于阻碍它们自然的、美丽的生长，并导致过早地衰老。也经常因为发现树木底部的枝干碍事（在设计街道时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树木），而残忍地给树木剪枝。即使树木十分幸运地承受了痛苦并且变得美丽，仍然随时都承受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它们会作为公路的障碍物被砍伐。[ 在新英格兰地区那座最古老的城镇中的第一条街道边上，至今仍留存着长久以来众所周知的“城市之树”，其树干作为城市张贴官方通知的柱子已经为数代市民服务多年。行政委员在去年砍掉了这座城市人行道两侧所有年轻树木较低的树杈，从而使它们的优美几乎丧失殆尽。今年他们商讨决定要将这棵“城市之树”连根砍倒，然而在他们的官方报告里，这样做的理由不过是：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人行道上行走时，其中一人有可能不小心失足踏进旁边很浅的街道排水沟里。真正加深水沟或在水沟上架桥可能需要花10美元。法国—印第安战争、独立战争、海洋自由战争、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的战斗号令，都是率先在这座城市的这棵美国榆树下发出的，尽管它年龄已经非常大，却相当健康、美丽和令人尊敬。] 我想问：我们是否可以用经济节约的办法，特别预留出一部分街道（所有街道的二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来种植树木，将它们作为城市的永久家具？我的意思是，给树木留出能够使它们自然且优美地生长的地方。即使房屋之间距离要比现在我们商业街所要求的多一半，难道就拿不出留给树木生长的这一块空间吗？如果及早采取措施购取的话，在城市外的空间并不昂贵。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这样的街道提供的好处的估价往往足以抵消土地所需的费用。预留给树木的条形地面，无论宽6英尺、12英尺还是20英尺，都不需要在铺设路面或用石板铺路方面花费什么费用。 在城市街道两旁的树木变得庄严美观之后，那些在城市商业区内感到极度压抑的人们走进这样的街道时，会认为他们在风景和空气两方面获得的变化十分值得。假如这样的街道在某些部分加宽（比如形成广场）的话，那么它的优势会变得更大。假如每一条街道都被赋予适当的承载能力，都被设计成在适合的方向上具有支线和连接，作为连接城市两大地区或连接商业中心与郊区的方便的交通干线，这样，每天有非常多的市民可以在良好环境的影响下生活，这些影响将抵消我们想要对付的那些不良因素。 然而，这些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改善了每一个重要城市通常所使用的街道布局罢了。对街道的一般功能来说，这些简单的改善带来的优势通常是附带的。但是，人们通常既乐意在途中得到，也非常乐意寻找休憩的机会。或许确实应该特别地为公共休憩活动提供空间，如果这些休憩空间很方便到达的话，人们肯定会经常光顾。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休憩空间？这个休憩空间应该是如此地令人愉快、容易接近，以至于能有效地吸引大多数的市民。这个休憩空间在确实令人满意的同时，也应该使那些来这里寻求快乐的市民们暂时享受到健康有益的环境，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抵消城市中令人虚弱的环境的作用。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出于便利将所有形式的休憩活动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那些需要激发身体某些部分运动起来的活动；第二类将包括所有不需要有意识使用身体某个部分就能得到愉悦的活动。大部分智力技巧方面的游戏（如国际象棋）或运动项目（如棒球）是第一类休憩活动的代表，可以称之为主动型（exertive）休憩活动；而音乐和美术通常被划分为第二类或称之为（receptive）接受型休憩活动。 从第一类娱乐活动自身考虑，需要更多考虑的是确定城市可以方便地提供什么类型的活动。在布洛涅园林[ Bois de Boulogne，法国巴黎的公园，位于中心城区西侧，从17世纪开始便是公众娱乐地区，现在是隆尚赛马场所在地。—译注]有一条专用的赛跑跑道；在文塞纳绿地[ Bois de Vincennes，法国巴黎的绿地，位于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是由建筑师阿尔方（Alphand）和德尚（Deschamps）重新设计的林园，呈现英国式的庭园风格。—译注]，有一块炮兵的射击训练场。英国的海德公园里有军事阅兵场，英国的大多数公园都有板球俱乐部的活动场地，并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允许下湖游泳。然而，纽约的公园却不给任何这些活动提供场地，或者不允许进行这些活动，只有公立学校的男孩在假期时利用某些大型场地进行球类活动是例外。通常认为，个人从城市提供的运动场地得到的好处，往往不抵由他们的活动产生的常见不便和费用。 我建议目前不讨论话题的这一部分，因为对于我当前的目的，只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认为那些需要将空间让给少数人的休憩活动不是必须的，那么市民更需要的不是单单的一块景致可能更加吸引人的大型休憩场所，而是在大城市中各个区域的、从每家每户走一小段距离能轻易到达的小型休憩场地。特别是当无数的小块场地相互连接，并且由我之前所建议的城市干线或林荫大道相补充的情况下，效果则会更加令人满意。 在进入下一个内容—关于接受型休憩活动的考虑时，您有必要将接受型休憩活动进一步分为两类，划分的依据是：是当一大群人为了接受型休憩活动聚集在一起时，人的平均快乐程度更大，还是当少数人聚集并且更有利于发展个人之间的交谊时，人的平均快乐程度更大？ 第一种情况我应该称之为群聚型（gregarious）；第二种我称之为邻里型（neighborly）。如果记住手头上要处理的问题是关于适宜容量的研究，我相信您将了解这种分类的实际的必要性。 在新英格兰社会，纯粹的群聚型娱乐活动通常看起来像是幼稚和原始的，我猜想是因为其中称为智力满足的东西微乎其微。我们倾向于间接地、暗暗地、在混乱中参与到其中去。但是，我认为，某些娱乐方式的大部分吸引力一定来自于这种群聚倾向的满足，能在其中尽情享受的人们使得它们如此流行，以至于这种需求的重要性被人所接受。 如果我问自己，在哪些绿色的公共户外环境中，曾经有过这种本能 完全得到满足的经历，我记得是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散步过程中。紧跟着我还能想起的是欧洲的散步场所，以及我们纽约公园中的散步场所。我已经好学地观察了纽约公园的散步活动好几年了。我曾几次在纽约公园中看到过有五万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我看到的散步的次数越多，我对它们在抵消城市生活的弊端方面的评价就越高。 想想看，在公元1870年之后，纽约公园和布鲁克林公园是这些联合的城市中唯一能找到成群基督徒露天聚会的地方，这种聚会代表了各个阶层，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并明显带有期望聚集在一起的欢乐，这种聚会不是智力性的，摆脱了人与人的竞争，摆脱了妒忌和精神与智力上的傲慢，每个个人仅仅通过到场就就能增加其他所有人的欢乐，所有这些都带给每个人更大的快乐。因此，你可以经常见到一大群人紧密地集合在一起，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我曾见过10万人就这样聚集在一起，尽管有相当部分人看上去似乎有点儿茫然，好像相当不理解这种现象，并且可能对此感到有点儿害羞，但我向您保证，我曾努力试图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与普遍那种美好轻松的表情不同的、完全冷漠无情的面孔，但最后证明是徒劳。 在圣洁的气氛中，在天堂的光泽下，人们以这种方式聚集在一起对人们有好处；这样的聚集一定会对城市生活中艰苦、匆忙的工作时间的影响产生直接的反作用，这结论还有什么可怀疑吗？ 我确信您会赞同我的观点：这是不用怀疑的，并且在规划城市新区的时候，为这样的聚会提供方便、具有吸引力的机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特别提到香榭丽舍大道，因为散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惯，不是今天的时髦，还因为我必须承认这个最惹人注目的例子，并没有用多大的场地就满足了这个目的—不像一座公园。我也必须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林荫散步道路提供了另一种十分有趣的、能达到同样效果的方式。然而，您将注意到，像我们所说的对大多数主动型休憩活动最适宜的小场地，对我们描述的接受型休憩类型并不适合。 在这个题目下还有一件事情。我本人对波士顿的风俗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曾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一些城市生活和逗留过，也在美国的其他地方生活和逗留过。无论南方与北方、东部或西部，我在任何地方没待多久，就常常观察到户外群聚型休憩活动的习俗以某些可怜的、不完美的形式出现，通常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作为拙劣的借口来掩饰，比如说扫墓。我确信，如果承认群聚型休憩活动是全体人类的本能需求并能让它得到适当地满足，那么，在所有方面情况会更好，花费会更少，伤害会更低，对身体、精神和灵魂的健康更有利。 接下来我要讨论邻里型的接受型休憩活动的条件：大城市容易带来环境恶化和道德败坏是目前普遍的倾向，为扭转这种情况，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环境才能吸引人们参与我称之为邻里型、接受型的休憩活动呢？为了使我要表达的东西更清晰，我需要用我在一个熟悉的家庭聚会中的发现来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孩子们的闲聊与更稳重的轻松交谈混杂在一起，精致的茶点、新鲜的空气、惬意的阳光、宜人的温度、暖和的避风场所、悦目的家具装饰使身体上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一方面不会引起深深的羡慕，另一方面也不易让人身体疲劳或令人反感。这样的环境，在不耗费体力和精力的情况下就能保持精神的长久快乐；家庭生活的密切关系，与孩子、母亲、爱人和那些可能成为爱人的人的交流，激发和保持着更加温柔的同情心，并使那些在工作或方队表演时可能处于沉睡状态的才能得以发挥。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家庭的所有需要而烦恼和操心的事情，指导、教导和训斥，以及对这些指导、教导和训斥的接受，都可以尽可能地搁置在一旁。 我们所有人都本能地喜欢这种邻里家庭之间的、不用耗费精力的社交休憩活动。这种活动一定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持久地影响成百上千万的、将要在我们所站位置方圆几英里范围内度过一生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活动提高健康和道德水平的程度将仅仅是一个时机和引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决定的所作所为要对未来一千年负责。 请回想一下在这座城市建成初期，大部分人眼中城市的本来面貌。最近公众正在阅读一本小书，书里描述的是令他们自豪不起来的某些城市街道。在任何一个临近夏日的美好夜晚，走进这些红十字叉街道的其中一条，问问当地居民的感受如何？你会经常地看到，因为室内的拥挤，六七个市民迫不得已地一起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或者排成一排，坐在石头路牙上，把脚放进排水沟里；其中有正忧虑地不安地留神照看着孩子的母亲们，而她们的孩子们正在马路上喧闹的车轮之间玩捉迷藏的游戏。请再想想，你是多么经常地看到三五成群的、也许是更多的年轻小伙子，以懒散的态度粗鲁无礼地堵在人行道上，他们无意义的交谈大多 是由在大街上见到一些不认识的男人、女人、小孩而想到的，他们对这些人没有尊敬或同情。在他们中间或者周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发赞美、精致、刚毅与亲切。你见到小伙子们正为了寻求身体上的慰藉走向灯火辉煌的地下室，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同党，见到、听到、闻到、喝到和吃到所有类型的恶劣的东西。无论是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还是在小酒馆里，这些年轻人都受同样的本能的影响，这本能有的人在与邻居、妻子、母亲、孩子的交流中得到满足，在所有纯净的、有益健康的、使人温和与高雅的事物上得到满足。 如果将在这里出现的大城市只是满足每个土地所有者个人意图而一点点地设计建造，并且只考虑规划改造对当前每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少数地产价值的短期影响（下个星期或下一年），那么同时服从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意图，并且给肺部以纯净的、充满阳光的空气，给精神以从城市生活的贪婪欲望和智力竞争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将很少，对于很多方面来说就等同于零。但是，有可能为公众提供这类在本质上属于家庭和僻静的休憩活动的机会吗？ 这当然是一个只能从经验上得到回答的问题，我能在某种较低的程度上根据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下面我描述的这样一幕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某个大城市：一位任何阶层的男士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等下午孩子们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放一些面包、黄油和沙拉在篮子里，再去栗子树下的泉水边，上周我们在那里见到了约翰逊一家。我会尽可能快地从办公室回来与你们在那里会合。我们将走到乳品小屋给孩子们买些茶和新鲜的牛奶，再在小溪边吃晚餐。”这不应该是在开玩笑，而应该是最使人精神振奋的保证。 布鲁克林公园建好之后，将会给整个夏天经常举行的几千个小型家庭和邻里露宿聚会提供足够的空间，并且它们相互之间不会带来不便，或者妨碍公园的任何其他活动，更不用说那些可以出来玩它一整天的人，去年就有数千个。尽管针对这种用途的安排迄今为止仍很不完善，并且只有少数场地准备真正地像这样使用，但除了这些由一两个家庭组成的小型聚会之外，还有30到150个家庭组成的大型聚会，大约近两万个孩子与他们的父母、主日学校老师以及其他的导师、朋友一起，在树下和草地上度过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占支配地位的休憩形式是邻里型的接受型的活动。他们通常携带着小提琴、长笛、竖琴或其他乐器。桌椅、树荫、草地、秋千和冰凉的泉水，周围是令人愉快的乡村般的景色，绵延半英里或更长，既没有被马车道所分割，也没有任何临近城市的痕迹—他们享受所有这些愉快都是免费的，面包、牛奶、冰激凌也以适合的固定价格供应。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兴快乐的一群人。事实上，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观察到，当贫穷妇人看到她们的孩子能这样找到欢乐时，她们眼里饱含感激的泪水。 这样的邻里之间的聚会，其总成本（甚至包括从城市较远的地方乘火车短程旅行的费用）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超过25美分；我认为，当针对这类休憩活动的安排得以完善的时候，那些现在每天有数百人休憩的地方，游人将来会达到数千人；假如这样的话，又有谁能衡量，提供这样的休憩活动，对一代又一代被大城市限制的、过度紧张的人来说，将会有何等巨大的价值呢？ 我们以前说过的场地形态没有一种是完全适合这样的用途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块让人每天下班之后容易到达的娱乐场地，在那里人们可以闲逛一个小时左右，不再见到匆匆忙忙的行人、听到大街上刺耳的声音、被工作上的压力所困扰，人们应当确实在那里感到城市远离了自己。我们需要与城市的街道、商店、寓所产生尽可能最强烈的反差，在与方便城市生活相一致、与保持良好的秩序和整洁相一致的前提下。我们更特别需要与城市受抑制、受限制的状况产生最强烈的反差，大城市的状况强迫人们慎重地、警惕地、猜疑地走路，强迫人们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实际上，人们最需要得到的是简单、宽阔、开敞、干净的草坪，它需要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周围有很多树木能提供多种光线和阴影。这就是我们最需要得到的核心特征。我们需要周围的树林达到足够的宽度，不仅是为了在炎热的天气时使人舒适，而且是为了从视野中将城市完全挡在外面。 我认为，在城市的专业术语中，“公园”这个名词，应该就是前面所描述的这种场所，并被一直保留下来。公园不仅作为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最有价值的公共场所，而且简单来讲也被视为无论在哪里都会严重中断贯穿全城的交通的巨大空间，因此在确定公园位置和范围的同时，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和考虑公园的艺术性，而不是像通常对待任何远期的、广泛的市政利益问题时的那种方式。散步道可以沿着围绕公园的小树林的外缘，这有显著的好处；而且如果树林中间不时地出现能让散步的人们所欣赏的开阔景色，也没有任何损害。但请回想一下，散步的暂时目的应该是在美丽的人工环境中体验人类的聚集生活，而自然风景对散步者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与美丽的草场相比，再没有更美丽的画面，也没有更令人愉悦的、适合附带社交活动的场地了。在草场上，伸展着水平枝干的遮荫树丛投下宽大的阴影，一群群优雅的母牛和黑脸绵羊散布在草场上，与此同时，随处可见男人、女人和儿童成群地散坐在树荫下，或进出于茂密的树林与树林边缘的草场之间。 从我曾说过的内容里面能推断出，高低不平的地块、陡峭的山丘，以及与单纯美观或宜人的景色不一样的、从技术上说的奇特如画的（picturesque）场地，都不是最理想的城市公园选址—至少在我看来肯定不是。城市的公园就应该尽最大可能补充城市的不足。人们可以在城市建筑物中得到突出的个性，而开敞性则是人们不能在建筑物里得到的。请你们的艺术家们把你们的建筑物设计得奇特别致吧！这才是城市的美丽。因此，城市公园的美丽必然在于相反的一面。城市公园的美丽，应该是田园风光之美、茵茵草场之美、林间空地之美、绿色牧场之美、平静水面之美。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是精神上的宁静和休息，高山使人联想起努力攀越。但除了这个意见外，还有其他一些我可以归之为市政管理需要的考虑。市政管理当局不可能允许城市中的公共地域成为一大片非常不规则、奇怪的场地，除非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并且充分提防发生卑鄙、骚乱、失礼和下流事件的可能性及诱导因素—这些对公园设计所要预计达到的每一个良好目标都将是破坏性的。 我不认为在真正的公园场地中，花园般的美丽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用说那种引种亚热带植物、高度人工化并充满异国情调的形式，这是法国人最近引进的，并在合适的地点产生了引起好奇和迷人的效果，但紧接着，英国人也效仿这种做法，牺牲了那种简单而实用的古老英式园林的简朴之美。上述二者都应该具有存在的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除了作为边缘的景色或偶尔的插曲，它们都不属于公园的范畴。二十年前，海德公园曾有一段最令人高兴、最开敞、最自由、最诱人的表现，尽管它在艺术上毫无疑问是很原始的，也是很缺乏的；但现在它在艺术上则是令人烦恼和痛苦的：在一排黑乎乎的、令人厌恶的铁制品后面，到处是种植在温室里的花束，公众从铁制品和花束之间走过，像医院里康复期的病人一样，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到院子里去散步。在这样一座对待公众像对待囚犯及野兽一样的公园中，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好处。公园里所做的一切以及所有公园设计的艺术，最大的目标就是通过人们的想象力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然而铁栅栏对人的影响永远都不可能是好的。 我们也许已经充分定义了一个大城市公园的理想目标。这个理想目标很少能完全实现。接下来的事情是选择公园的位置，公园应坐落在以低成本最容易到达的地方；我所说的成本，不仅仅是土地的成本或是公园的建设成本，而且包括到达公园的种种不便所带来的额外支出以及维持公园正常秩序所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应该给予极大的关注，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座靠近大城市并且管理相当完善的公园，无疑应该变成这座城市的一个新中心。因此，关于公园位置、大小以及边界的确定，应该考虑设计新的城市交通线，把它与城市中距离公园较远的、已经存在和预计建设的街区联系起来。 要么是公园的形状非正规地狭窄延长—宽度在200到500英尺之间，并以公园为中心不规则地向外延伸；要么就像纽约与布鲁克林、旧金山与芝加哥那样—如果城市很不幸地以拙劣的方式被规划出来，可能就得采用正规的公园道。我高兴地说，波士顿不是按照一个拙劣的规划建设的。纽约那种规划是在很久以前被一个从未见过弹簧马车的人设计的，他对美惠女神（the Graces）有种认真严谨的恐惧。公园道应该被设计和建造得从不会出现喧嚣和偶尔的拥堵，也不会使直线行驶的游乐马车受到阻塞，除非真的在一些必要的交叉路口，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的、行驶缓慢的沉重车辆所阻碍。如果可能的话，公园道也应该有支线或其他相似类型的街道构成的网状线路，以使城市任何区域的居民不需要步行多久就能到达。通过种植树木和装饰，公园的道路系统将能吸引人，以使人们在往返公园，或往返工作途中，都可以附带地得到一些真正供娱乐消遣的有利条件。一个普遍的误解是仅看到公园本身能带来的好处，当作是画在画布上的图画。我们更应该把公园当作是一幅壁画，它更加恒久地考虑外部的事物，尽管其中一些距离很远，甚至迄今为止只存在于绘图者的想象之中。 因此，我刚刚略微表达了一些观点，从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职责是用我们所掌握的方法，去实现解决公共休憩问题这一长远目标。大型建设项目的运作也许不是马上就需要的，但我希望大家能同意我的观点：毫无疑问，应尽快确定用于公共休憩用途的土地储备，如果不在私人建筑物给这一建议带来更大困难之前完成的话，那么到那时其情况远比现在更为艰难。对于这些保留的土地，纵然在我们这一代不应该在建设上花费一美元，但从它们确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确认私人建设的规划与保留的土地相协调。我绝不是想建议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不做，而是仅仅想建议：无论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允许因为缺乏一些综合的、商业方面的远见和研究，而继续增加后代人的困难和花费。我们很可能发现，即使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我们这一代人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像在纽约发现的那样。 但也许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一个社区如何可以最好地承担这项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将会发现有一个接一个的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局部利益、特殊利益关系；在这项工作中，愤怒的偏见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轻易地形成；在这项工作中，那些无论通过哪一种良好的计划方案其个人贪婪欲望都会受挫的人，很可能会轻易地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扼杀这些方案（所谓制造公众意见），这些因素导致一般的市政事业组织成为了不再能履行其职能的机构。公众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当前公众受托代表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应该意识到问题应尽快从公众手中交出，因为一小拨选举出来的人将高效地代替他们行使权力，上述说法也许是大胆的。但是，我必须斗胆表明我的看法：直到有效地这样做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公众意见被误导的危险性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公众利益的问题，因为那些勤奋、机灵和具有商业能力的人，通过否决更全面、更公平的研究成果，将公众的意见引向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向上来，这些人的真实目的也许无意中非常紧密地与他们自己的钱包联系起来了。 大家不要误以为我反对公众讨论或低估它的好处。我极力主张的是：公园问题（甚至是公园最基础的问题，如场地、形状以及方式等问题）不是适用下述规则的问题，即每一个人都应该照顾自己的利益，自己判断什么对个人利益好，并尽力发挥自己的影响使之实现。公园问题应该是这样一类问题：在这件私人事务方面，每一个具有判断能力的人都渴望尽快受到某个人的掌控，这个人有能力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直接的、重大的职业责任，全面地进行掌控。在这最后一点上，纽约的经验对其他社区尤其有启发性。因此，我提议占用各位稍长一点时间，来叙述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内容最直接支持这个观点，也提供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某些其他信息。纽约立法机构于1851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在纽约岛的东侧修建一座公园。后来，同一立法机构，完全像事后反思一样，突然通过了新的法令，依据这项法令，纽约市获得了目前纽约中央公园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最后的行动据说是反对运动的结果，这个反对运动在第一项法令通过后就开始了，仅仅是出于纽约市政委员会中某个委员的私人恩怨。当形成反对方案时，涉及了一个问题：在第二项法令中，哪些土地应该被指定为城市公园的场地？发起人转向一张地图然后问道：“我现在应该在哪里建？”他的同事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丝毫未加考虑就用手指着地图说“去那里”；所指的地点在纽约岛的中心附近，因而，闪现在他的脑海中的是，这个地点会最少地激发地方性的偏见。 于是，公园场址的第一次选择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做出的，是由一个在房产方面没有特别职责的人士来决定的，此人先前的研究没有让他十分了解公园的用途，或对公园的用途感兴趣。在纽约岛上大概很难找到另外一块600英亩的完整土地（除非在陡峭的山脊一侧的狭长条形地块上），比这地块更缺少我们所知道的作为公园场址最需要的特征，或在其上建造公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 但是除地形方面的异议以外，当在实践中明确地考虑这块场地为人们休憩活动提供合适设施的时候，场地轮廓的缺陷就清晰可辨了，城市已花费100万美元以上来补救这缺陷。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对场地选址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且被采用的话，将会节省下大笔经费。例如拓宽某些到达中央公园的通道，现在如果花200万或300万美元可以做到，我确信如果公正地提出这一问题，城市纳税人也将几乎意见一致地投票表决批准的。当时公众的讨论完全未能纠正这严重错误。公众的意见也并未明确地对已经做了什么和做了这些的人表示不满意。 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有相当多的关于公园问题的公众和私人的讨论；但是，由于人们根据已经形成的标准对公园问题进行简单的判断，公众的意见似乎反而大大退步了。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许多对公园问题完全无知或缺乏成熟考虑的权贵们造成的，他们不能预见到能从公园的建设中得到任何个人的好处，他们担心建设公园只能增加他们的纳税，于是这样的想法导致他们形成了贬低任何乐观预期的习惯。在古老国家中，某些城镇确实从它们的公园中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一观点不容反驳，但人们可以轻易地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与众不同：我们城市的周围各个方向都被宽阔的水域环绕，海上的微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我们不需要人造的呼吸新鲜空气的场地；甚至如果我们想做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与贵族政府时期的古老城市公园完全不同的城市公园风格。”这种断言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致使很多人相信除了给那些已经不得不要的场所冠以“公园”的名称外，不用再做别的。一位重要的市民建议，用犁沿着场地边界内侧翻起一条种植带并在其上种植小树便可了事。在种植带上主要是插植白杨树条，然后，当插植的白杨树条长到合适的尺寸时，就可以移植到场地里面去，于是公园就非常经济地建成了，而且对于其用途来说，这样的公园也能够完全满足了。另一位享有卓著专业声誉的人通过报章杂志强烈地呼吁，将公共场所作为放羊的场地对外出租。羊群在进出羊栏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确定的路径，这样的路径可以完美地为公众提供步行道；大自然会为形成一块十分独特的、非常适宜漫步的场所，及时地提供人们所追求的任何其他必需的东西。 经常有人声称，并且也有几分是事实：现有那些公共场地的使用是在培养放纵与放肆的习惯。人们认为，一座大型公园往往不可避免地代表了较大的机会，并且也很有可能展示出相同倾向的恶化形式，结果是，任何处理方式上的改进都将被浪费。 在这项事业进行的第七年，《先驱导报》（Herald）一篇重要文章中的几个段落，表明了其敏锐的编辑所估计的、在这个话题上占主导的公众信念： —指望在这个国家建造那种古老贵族国家式的公园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当我们的公园开放的时候，某市民山姆将在公园中尽情地享受。他将带着来自教堂大街或其他地方的朋友们来到公园。他会反击任何反对他到这里的衣冠楚楚的人。他将与人交谈并唱歌，他将占据长椅上的座位，还将用他自己粗俗的方式与女保姆调情。现在再让我们问威廉·贝克豪斯·阿斯特[ William Backhouse Astor, Jr. (1830—1892)，商人，著名的阿斯特家族中的一位。—译注]和爱德华·埃弗雷特[ Edward Everett (1794—1865)，一位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政治家。—译注]在这种市民同胞面前有什么机会？他们能和山姆在一起分享快乐吗？很明显他将赶走他们，巨大的中央公园除了为最底层的居民提供大型啤酒花园外，将什么也不是，如今我们还应该连续听这样冗长而枯燥的祈祷式演讲吗？ 这篇文章里还指出，对于毗邻这个城市公园的居民来说，建设这个公园的努力对他们地产的价值是不利的，除非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它可能作为酒店和较大的啤酒花园，被爱尔兰和德国的酒贩所占据。 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在这个项目通过之后的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有很多显赫有名的市民接受了我刚才引用过的观点。 我曾经被问道，我是否认为“绅士们”将会去纽约中央公园，或绅士们会允许他们的太太和女儿常去拜访公园？我听到过一位有名的律师坚持认为：如果指望警察为了维持秩序和礼仪，而在纽约的某个公共开敞场所采取某些行动的话，那将是荒谬的。在纽约中央公园这个项目开始以后，我经常听到表达这样观点的声音：如果那些由公园项目负责人制定的不计后果、奢侈浪费、考虑不周的政策不能被制止的话，那么税收的加重和普遍的排斥将驱使财富阶层离开纽约市，于是将证明中央公园对纽约的繁荣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一位大家都知道，并且许多人还和他有私交的负有名望的先生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在我个人的场地上，为我家庭的使用寻找更好的东西？”对于他的问题来说回答是：当要设计一个为20万个家庭及他们的客人所使用的公共场所时，或许可以比设计只供一个家庭使用的小花园这样的场地更加仔细地做好准备。 关于纽约中央公园项目是一项匆忙草率、考虑不周的工程的持续增长的声讨，以及对于大量资金可能花费在不当用途上的担心，毫无疑问地与被挑选出来的公园管理者及其被赋予非常特别的权力有关。这些被纽约州地方长官任命的负责公园管理的人员已经工作六年了。无论如何，大多数公园负责人在当地被人所熟知，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在银行、铁路、采矿和制造业企业的目录上，而不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政治上的服务性工作；并且他们在所有公园内部事务上遵循自己判断和意愿的自由程度，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承担类似重要的公共责任的任何主体 所享有的自由程度都大。 我猜想，公园管理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他们接受任命的时候，比其他绝大多数活跃的商人们更加了解或关心他们所负责的对象。在对于这项工作所应采取的管理方式方面，他们可能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一般公众的观点。那么若问他们为何采取并毅然坚持了一条与公众观点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路线，我认为答案就一定在于不是他们希望或主动要求这项任命的；在于做决定时缺乏考虑服务于某一政党、集团或个人的任何条件或职责；在于由于他们被赋予的权利，他们在这个项目上的责任感具备十分简单和直接的性质，使得他们如同训练有素的商人直接面对下面的问题： “这里是我们手中接管的一笔财产。通过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为我们的股东产生最大的回报？” 在他们深入了解到一些他们的特殊职责的时候，这些公园管理委员会委员们没有被开除，反而被允许保留十二年的任期。 他们的工作方式，可能很像一家商业公司的董事会。他们十分蔑视应用于公务员的有关“得体”的普通观念，通过闭门协商会议做出决策后，仅仅指定一个普通职员向报纸提供他们的行动报告。据说，他们把整个项目的第一年时间都花在了简单的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和规划问题上了，一点儿实质性的工作也没做。 当开展建设业务的时候，项目管理委员会拒绝让自己陷入事务性问题，在纽约，这类问题通常要占据所有公务员十分之九的时间和精力：一般的公务员有安排合同、决定职务任命、提拔或解雇雇员的职责。所有这些职责他们都移交给行政执行部门的负责人来实施。 如今，当项目管理委员会采取的这些不正常行为再加上采取的建设政策—公众对所实行的建设政策没有心理准备，城市最大的纳税人群体也强烈反对；当那些有各种私人打算者，发现他们自己、他们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朋友的影响力被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所轻视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确信，在公众中制造的抵制舆论在快速增长。市长在信中公开指责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众议院和其他城市管理部门拒绝与他们合作，并且经常设置障碍；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受到弹劾和控告的威胁；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城市报纸每期都发表文章对他们进行攻击；他们被漫画家画成漫画讽刺；他们的会议有一次曾被一群暴徒所打断，他们的经营活动有五次被立法机关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审计（有一两次的费用是极大的，雇用了包括律师、会计、工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用于审计）。于是，有一段时间，公众舆论通过几乎所有的渠道公开此事，明显地形成了一股反对他们的洪流。 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既拥有力量，也在力量方面拥有自信—一部分由于个人的品格，一部分依靠立法机关授予他们的非凡力量，一部分因为某些反常的政治因素的机遇。任何没有他们有力量、也没有他们那样自信的人，都无法将在当时博得如此之少的公众直接支持的政策和方法贯彻下去。事实上，全亏了体现个人品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公众的印象是，毕竟他们是诚实的，这点解救了他们。他们距追究者们仅仅只有一把马刀的长度，人们仍然可以在这个公园里到处见到留下的痕迹，主要在那些为了暂时塞住缺口而产生了永久缺憾的地方。委员会曾经有一段时间雇佣了将近四千名劳动力，在一个地点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以求尽可能快地摆脱那些一心要阻止这件事情的人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得遵守这个规律：“寻找主要的机会，我们也许能救出马匹，但我们必须救出火炮。”如果现在你没有发现所有事物都处于完美的行进秩序中，但无论如何火炮是救出来了。 为了全面理解这个结果迄今为止的重要性，必须考虑到目前这个公园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必须考虑到，从人口中心区到公园的中心有四英里的距离；必须考虑到，还没有火车运输，其他的交通方式都是间接而且非常不舒适的，或者太昂贵了。对于大多数市民的日常实际用途来说，公园等于是在一百英里以外。数十万人从未来过这个公园，更多的人只是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才来公园。对城里的孩子们来说，公园的使用率应该是最高的，但也只能在节日和假期来公园，还因此必须支付往返车费。 还必须牢记的是，纽约中央公园规划的使用方式并不是现在建成的这样，而是考虑到未来的使用方式，是当公园位于拥有200万人口的市区中心时的使用方式，那时人口将被不远处的水域所包围。正因为这个原因，公园已完成的大部分工作，目前还看不出多少效果。 所谓的没有经过思考的常识，专门的、深思熟虑的、商业式的研究，这二者的相对价值必须通过利益和成本相比较的方法，在纽约中央公园案例中来判定。经过精确的计算，在最近四年里，有超过3000万人拜访过纽约中央公园，还有很多经过公园的人没有计算在内。通常每天会有5万到8万的人步行来到公园，会有3万人坐马车来到公园，还会有4000到5000人骑马来到公园。 在经常来公园的拜访者之中，我发现他们几年之前都不相信在美国这个共和的国家应该有一座公园—特别是在纽约这整个美国中的特殊地方。在他们的印象里公园通常是适合“绅士们”常去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及其太太、女儿去公园的频繁程度比去剧院和教堂还高。像商人们常去他们的经营场所一样，很多有钱人习惯性地、有规律地去公园。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有一个建立在他们生活经历上的原因。 至于在公众健康方面，无疑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纽约市的老医生们提供的证据将一致支持这一观点。一位老医生说：“从前我让某类患者放弃他们全部的经营活动而去城外休养，现在我经常给他们开简单适度的处方，并劝告他们在去办公室之前在纽约中央公园内骑一会儿马，晚饭之前与家人一起在公园里乘车游玩。通过简单地采用这种锻炼程序并形成习惯，曾经病情反复发作失去控制的男士们快速地痊愈了，并能在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中保持积极、掌控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会被迫退休。我也建议在校的女学生，在某些情形下，完全或部分地从学习研究中抽身出来，每天拿出几个小时在纽约中央公园中漫步。” 由于贫穷而无法去乡村休养度假的妇女和儿童，现在可以让她们去纽约中央公园锻炼，这方面的案例成千上万。在去年七月炎热的一天，我在中央公园进行了一次统计，有18组妇女与她们的孩子在公园聚餐，大部分孩子都是在校年龄，野餐的食物是从家里带来的。在医生的建议下，这样的锻炼活动正在增加，特别是在容易发病的夏天。 当患者每天可以在纽约中央公园休养几个小时以后，患者康复的速度明显加快，在严重的疾病之后还可以安全地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位上，这样的效果开始为人们所理解。于是，纽约中央公园在增加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就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了。 而且，公园在增加城市对于游客的吸引力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并因此增加了城市的贸易收入，使得在其他地方赚取了大量财富的人选择在纽约居住，并成为城市的纳税人—无可争辩的是，在这方面，中央公园比纽约市拥有的所有高等院校、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作用更大。这也导致很多在农村长大的的外国富人在纽约永久定居，如果没有中央公园的话，这些外国人都会去欧洲消费度假。 纽约中央公园这个“怪物”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下面是《先驱导报》后来某期文章给出的答案： “当某人快要对这个国家绝望的时候，请在星期六将他领到纽约中央公园，花几个小时在那里看看人群—不是看那些乘坐华丽马车来的人，只看那些步行来公园的人，或者观察那些乘坐极度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有轨街车（street-car）来公园的人。当阳光渐渐开始被树木遮挡的时候，这个人会起身，并且在回家的路上被愉悦的心情所充溢……”如此等等，于是，文章以这样充满感情的话语结尾：“我们遗憾地说，交通工具装饰得越华丽，越发显出那些乘坐马车、穿着得体、外表极其美观的人，在某些方面的不良行为方式。我们必须额外加一句，步行者往往总是行为得体的。”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中央公园历史上对社会科学来说最有价值的事实；但是得花一个晚上才能让你充分了解它。在纽约这样拥有庞大人口的城市中，其公园必然被不同人群所光顾，因此，在公园里防止流氓出没和无序状态的困难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公园管理委员会面对的最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要比其他所有问题花费更多的精力。 也许现在判断这些采取的对策的价值为时尚早，但迄今为止，有非常多的父母愿意他们在校就读的女儿不加任何特殊保护措施地在中央公园漫步，这样的情况在纽约其他地方几乎不会存在。人们不容易见到在中央公园里比在教堂里有更多的流氓习气或下流作风，由于各种冒犯类型所造成的拘留逮捕（包括最可饶恕的冒犯，它们通常来自于农村人的无知）在100万游客中只有20人，并且在这些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属于那种当初被确信会占领公园、使之对于行为得体的人来说变得不安全和不适合的类型。 纽约中央公园有许多精美的作品，其中一些是由个人的慷慨大方给予公园的—大多数是一位拿阳伞的姑娘或者一个投掷鹅卵石的小伙子一分钟就能使之变得毫无价值的东西。只有一两次违反管理政策的情形—那些反证了规律的例外情形，除此之外，没有发生任何因嬉戏、不小心或流氓行为而产生的伤害。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法学家及哲学家。—译注]在《预防犯罪的方法》中说道，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人类智力能够发明的无害的娱乐活动都是有用的：第一，娱乐活动本身给人带来了欢乐和愉悦；第二，娱乐活动能够削弱来自于人类本性的危险倾向。 没有哪个曾近距离观察过纽约中央公园游客行为的人，会怀疑中央公园可以对纽约市最不幸的、最不守法的阶层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与其他人群协调，并变得文雅高尚。—这种影响有利于形成文明礼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 在纽约中央公园的中央，有三四处向游客销售啤酒、葡萄酒、苹果酒以及其他点心、饮料的地方，不是在酒吧，而是提供桌子供男士与女士坐在一起。无论这样可能已经带来了怎样的损害，但显然它很好地防止了在公园的边界上建立新的饮酒场所—自从公园开放以来，这些没有像原先预料的那样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除了在少数情况下一些游客自己随身携带酒精饮料，背地里独自喝醉酒外，我从未见到过，也没听说过有任何男人或女人在纽约中央公园喝醉酒。我应当说，目前中央公园在售卖食品饮料方面的安排只是将就凑合的权宜之计，是与整个公园设计最不和谐的地方。 在夏天，每个星期天平均有三四万人步行来到中央公园，在天气非常好的日子里这个人数几乎达到十万。当礼拜天纽约市内大部分的掺水烈酒商店根据酿酒法被警察关闭时，去中央公园的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去教堂的人数却没有类似的增加。 在中央公园刚开始变得有吸引力之后不久，在任何干预星期日酒类饮料贸易的措施出台之前，公园的管理负责人告诉我，他看见在来公园的人之中有纽约市某个最大酒吧的经营者。他与之搭话并对此人的到来表示出了些许惊讶，酒吧经营者回答：“我来这里看看到底有什么魔鬼，在星期天抢走了我那么多的顾客。” 我相信由这件事恰好可以推断出，中央公园是与酒吧及其他酗酒场所处于竞争关系，而不是与教堂和主日学校有竞争关系。 与中央公园直接相邻的长达7英里（11.26公里）的土地，其价值以每年百分之二百的速度上升，而不是如反对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政策的人所预测的那样下降。 由于必须克服由地点所带来的特殊困难而采取了特别措施，中央公园的建设成本已经高达500万美元；但是与之相关的利息目前就已经能完全收回，步行来中央公园的人每人需交纳3美分的通行税费，以其他方式来中央公园的人则需要花费6美分；而且请记住，几乎每一个从较远地方来的游客都自愿为这种特别待遇支付更多的钱。 然而普遍承认的是，公园的成本—包括最初因没有充分准备而产生的常识性失误所带来的成本，早已收到了高得多的回报，这个回报来自于通过中央公园的影响给城市带来的额外资金收入。 一些事实将显示公众在看待城市公园的观念上是如何转变的。当纽约中央公园项目管理委员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企业界的朋友认为中央公园占地600英亩太大了，没有人认为对公园的所有用途来说太小了。自从中央公园投入使用以来，在纽约湾的两个主要城市被规划和预留用于建设公园的土地数量，已经增加到纽约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以上，单独预留用于公园建设的土地总额现在就已经近两千英亩，而公众要求的数量是更多，不是更少。十二年前，在纽约州几乎没有游览车，而现在，至少有一万匹马用于游览。十二年前，在纽约州没有用于轻型马车行驶的道路，而目前在公园范围内已经完成并使用的乡村游览道路有14英里长，还经常拥挤不堪。在这两个城市及其郊区已经预留了土地用于建设50英里长的公园道，加上两侧种植带和道路中间隔离带的空间，平均宽度至少达到150英尺[ 这些新的公园道建成几英里之后，将大大缓解公园中车道的压力，在许多情况下，后者不应 该比正常公众需求的更宽。]。 近几年来，土地所有者一直试图对曼哈顿岛上城区的新道路规划形成统一意见。在一部分人的恳求下，他们被任命为一个特殊委员会的成员，但最终未能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纽约中央公园开放一两年之后，他们再次去立法机构，询问是否可以将这项工作加于中央公园项目委员会，于是这样做了，委员会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事情已经在他们的控制下安排好了。这个安排看起来让所有人都满意，同时带来了所有那些被关注的财富上的巨大增长。 在相邻各县民众的请愿下，纽约中央公园项目委员会的运营范围已经扩大并超出了他们的地域，项目的方案里用于游览、骑马、散步的主干道也因此已经修进到了目前仍然是乡村的地区。 在纽约港的西面，另一些委员制订了一个类似的规划，建议修建30到40英里的用于游览、骑马、散步的公园道，延伸到农村，新泽西州的立法院正在审议规划另一座面积达700英亩的公园的法案。 我可以用国内外其他类似案例来强化这一段历史的主要教训。我可以向你们展示那些采用临时的、事先没有准备的和常识的方式来规划和管理的公园，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涂的方式，是一种损害周边街区财富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向你们更多地展示纽约的经历是如何在河上游的布鲁克林地区重复发生的。 但是我已经占用诸位太长的时间了。我希望我已经完全满足了大家关注的公共休憩活动场地的问题。公共休憩活动场地与你们城市未来发展的更加重大的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应立即成为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的议题，并且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该非常确定、非常精确并且非常慷慨大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满意地处理这个问题。